雅斯贝尔斯提出，制度是理念的现实体现，理念则是制度的精神灵魂，大学的各种任务，都必须依赖于一种制度架构来完成。大学的运行需要规范化的管理，各种权利和义务需要在成员间调配，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大学的理念变得具体而实在。然而，两者的结合往往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制度在现实中必然要对理念有所割舍，理念的实现也就永远不可十全十美，这在他看来就存在着一个旷日持久的紧张状态。他甚至认为，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将理念转化成具体实在的制度，这决定了它的品质，否则，大学也就一文不值了。

1.制度：大学病态之源

人们时常感到，大学的理念似乎总是高高在上，难以转化为现实，难道这是大学理念有问题?雅斯贝尔斯则发现，在大学里，即便是最好的制度都有可能退化或者被扭曲。这是因为，从大学工作本身的特征来看，大学习惯于知识教学，而活生生的思想恰恰最有可能在讲授的知识形态转化中被消磨。“一旦知识成果被纳入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体系，这些成果往往就表现出一种日薄西山的衰朽气象。”①

不仅如此，雅斯贝尔斯发现，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在已经泾渭分明的院系分工体制内，一位优秀的学者很可能觅不到一席容身之地，而一位平庸的学者，可能因为他的工作贴合传统的组织体系而受欢迎。这点也是众所周知的，行政管理机构一天到晚脑子里盘算的都只是自己的利益。②一些优秀学者往往由于惧怕竞争的原因，从根本上就受到排斥，于是，那些二流的“称职的人”,那些在学术上和自己处在同一个水准的人，就被选中了。这样，现实的人才选拔制度倾向于选择二流的人才，这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怪圈。“大学的制度很容易被利欲熏心的学者利用，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这些人会或多或少不留情面地利用自己的名望、关系和朋友来提携某些人。完全由某个思想流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分别执掌大学的权力，这种现象自从黑格尔生活的时代以来，一直就是人们批评的对象。”③

更令雅斯贝尔斯感到遗憾的还在于，大学学术自由的特权，却沦为了学术真诚交流的桎梏。大学成员理论上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助长了一种不良风气，那就是各位都封闭在自己的领域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大学再也没有可以吸引大家达成共识的事情了，共识只是被圆滑地用于正式场合，互相礼让抬举而已。基本的批评已不复存在了，交流本是为了澄清问题和明确主旨而展开的心智交锋，现在却变成了由单纯的礼貌考虑所支配的纯粹的外在关系。

2.制度：无奈的现实

虽然制度有着种种弊端，但其毕竟是大学理念实现的场所，可以向人们提供一个学者共同体的存在。特别是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其更需要依靠一定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单个人所无法承担的。所以，雅斯贝尔斯提议，学生和教授不应只把大学看成一种权宜之计的制度安排，或者只看成一所简单的学校，一条满足社会学位需要的生产线。每个靠着这个理念生活的人自然没有必要总是依附于一所大学，但是，这个理念却必须要依附于大学制度，否则，这个理念就是残缺的、贫乏的和孤立的。按照这个理念生活，必然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雅斯贝尔斯对大学制度的分析，应当说是深刻的。它不仅为大学师生提供了探索真理的场所，而且同样也为大学理念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留得青山在，大学之理念总会熠熠闪光的。每个人也必然会在这种理念的光耀下感受到自己是更大整体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制度：人的力量

实际上，制度之所以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因为制度毕竟是由人来设计的，也是为人服务的。这样来看，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种客观前提而已，评判一所大学优劣的真正标准，最终还是看其人才水平的高低。具体说来，这就是看它能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能不能为他们的科研、交流和教学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所以，雅斯贝尔斯又向人们指出，制度的天然不足，并不是人们悲观失望的理由。他由此引入了人的因素，以给制度灌注生机。

在他看来，制度的存在，其本身就是反映着人类的智慧，然而就是这种智慧，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制度成员的素质。表面上看，作为对立的两极，人和制度时时刻刻都处于紧张之中，但是，他们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制度是一种目的性机制，是为了更加安全也更有保障地处理事务。正规的制度也应是清晰易懂，并且使人乐于遵守，直到它们化为人们的第二自然，这样，人们在遵守制度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提高了个人的自由度。所以，个人与制度的两极化会招致截然相反的错误，大学的理念，只有通过群体中单个人的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