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看来，如果说大学是服务于科学与学术的，而科学和学术又是只有在它们作为整个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时才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精神生活无疑就是大学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所谓精神，他认为就是理念的支撑和动力。“理念从内心深处激励着我们，与此同时，它又作为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在召唤着我们。理念提供我们遐想的概念，以此使我们的研究统一并富有条理，尽管这些概念只是理念自身的摹本。”①他进而分析，若说精神的功能在于沉思生活的全部处境和形态，那么理性则肩负着开拓人们视野的功能。理性反对孤立，寻求连贯，它促使人们从个人经验出发寻求这种理解。所谓人的存在，在他看来，就是支撑人们整个心智存在的坚强保证，否则，人们的所有经验都可“沦为贪图一时之快的无聊勾当、言不及义的贫嘴饶舌和空洞无物的唯美主义”。②

1.大学与英才

大学是师生共同探索真理的场所，大学生活的一切自然都依赖于参与者的天性，学生质量也就成为大学水平的基本尺度。雅斯贝尔斯又专门讨论了大学的招生问题，即所谓人的因素，并提出了自己关于学生学习的一些基本认识。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大学应培养哪些人呢?从表面上看，大学应该面向一切人开放，但就本质来说，大学应该只针对那些最优秀的人。“大学的目标是，帮助年青一代里面最优秀的学生得到自由的发展。”①这是因为，具有智识取向的人都是以一种独树一帜的态度献身于学术生活的，他们会努力实现某一特定职业的理想，他们会在每个生活领域努力将作为这一领域必要基础的人之完整性的标准贯彻始终，他也会在学术工作的每个阶段努力将对于这一工作根本意义的清醒自觉贯彻始终。

大学一旦定位于“最优秀者”之后，又面临着另一更为复杂的问题，那就是，谁是“最优秀者”呢?他提出，人性既是共通的，但个性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诸如人的天资倾向、智力、智识气质及创造力等。他所说的智识气质指的就是个人投入意义上的才智志向，一种对工作的执著,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品质，一种真诚和一种对于学习的热忱。至于创造力，他发现问题就更为复杂了。它对一些人来说是天生的，也可以是通过艰苦的工作培养起来，更可以被荒废掉。“虚度年华、一事无成的天才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因为缺乏约束，缺乏自知之明，把天赋都荒废了。只有伴以相当的执著、意志力、勤勉和技巧，天才才能有所建树。”②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在于，要么是这个天才的守护神统治着他们的生活，要么就是他们主要地被一种社会性的、职业性的和道德性的秩序控制着。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优秀标准的确定，最终只能每个人自己来决定。这就是说，严肃的个人献身精神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唯一指引，这种精神只能由个人的良知来确认，而不可以屈从于外在成见的压力。对于大学生而言，他认为，“能够进入大学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看做是未来的学者……一个人也必须把做到尽善尽美看做是自己的使命，这不是一个关乎特权的事情，而是一件关乎义务的事情。”①他这里实际上就是向人们真诚地呼吁，人是自己命运的上帝，大学的学习就应当勇往直前，在学习的成功中来证实自己。他后面又说到，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有许多，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清醒的目标坚定性和自我约束，归根结底是个人对自身责任感、义务感、使命感的体悟。

雅斯贝尔斯又援引哲学家格林的话来表明，真正伟大的人物的确是难以选拔的，“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常见的才能是可以衡量的，但不平常的才能却是难以衡量的，而天才则是根本不能衡量的。”②所以，任何一种选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公正的，认识到选拔机制不过如此，这似乎会令人失望。所以，雅斯贝尔斯对大学考试的看法就是，尽可能少地进行考试和等级划分。烦琐的考试，看似严谨，实则无益。这就是说，疲于奔命的程序性考试和分数评定，再辅之以过大的涉及面，弄到最后一定是无功而返，因为这种考试已经不再有真正的选拔功能了。除了例行公事的特质之外，它们还给教授的日程增加了过重的负担，也降低了学术生活的一般水准。

2.国家与社会

社会外在条件对于大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要进一步谈到的大学问题。大学对于国家或社会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应成为一个时代的心智良知，从而享有不受政治权力干涉的豁免权，是一国中之国。正如德国著名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尖锐指出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当一所大学所制定的方针是与社会的需求完全吻合的时候，那么它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而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侵犯了大学本质，动摇了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那无疑等同于自杀。

雅斯贝尔斯发现，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几乎总是处于紧张之中，经常表现为公开的对抗。这是因为，作为法团组织的大学尽管有着官方执照，它同时也要向发给它执照并且保护它的国家负责。国家相对于大学来说，很容易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大学只能是一种弱势力量，这样对抗结果通常也就只能是国家在破坏大学。因此，他为大学的发展提出了个人的建议，那就是要将这种冲突限于学术的层次上，这也就是说，大学通过真理的力量，而非强力来支配国家。大学大可以自然而然地承认国家这个功能，只要与探求真理的事业不相冲突，它就可以充满自信地接受国家的监控。承认了监控大学的使命，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国家的重大责任。雅斯贝尔斯认为，国家的监控，应该具备一种堪与园艺师对待他所珍爱的植物相媲美的态度，它必须从发掘、培育学术生命力的任务出发考虑一切问题，也必须随时准备抗击一切相反的倾向。然而，现实总是令人遗憾的。国家基于政治目的直接干预大学则意味着对大学的威胁。如果国家只是要求一些能够达到政治宣传目的的东西，那是灾难性的。任何一种对教学的政治干预都不能动摇大学的理念，国家希望从大学里得到直接的服务，这是与大学的理念相悖的。

将国家的管理限制在纯粹的监管性角色，正是基于大学的知识贵族制原则。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知识贵族制，不是传统社会的贵族制度，它包含一种自我成就的自由。正如他所援引美国高等教育专家弗莱克斯纳的话所说，“民主制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知识方面的可能性”。雅斯贝尔斯之所以要再次搬出这种“贵族”立场，正是因为他发现，在一种所谓的民主社会，在多数人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一种双重的选拔程序就会持续不断地运作。人们会本能地排斥那些天资聪颖、锐意进取的人。即使在表面上舆论都是向着有才能的人，但是在私下，每个人都会同意伟人对于大众来说是一场灾难。人们需要的是才智平庸的人。①而只有那些被巅峰召唤的人，才会热爱并且默默地敬畏那些精神高贵、灵性非凡的人们，他们会把这种热爱转化成对于自我的鞭策。这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知识贵族制原则的基本含义。

大学要探索真理，其最为基本的保障条件就是学术自由。这就是说，国家要担保大学享有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权利。实际上，自叔本华用他夸张的语气指控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哲学教授以来，接受公职的教授们一直就承受着过多的不信任。他甚至认为，自苏格拉底以来，极少有哲学家会认为有必要保持彻底的独立，拒绝任何形式的补助。这就表明，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有人将自己的个人存在与学术融为一体，学术自由就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将变成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精神，在这个时代里，恰恰是他们对于历史力量的意识使他们从对自己时代的或明或暗的依赖中超脱出去。

这样看来，大学必须能对国家的发展提供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而不是对社会的需求听而不闻。大学所培养出的人才在社会上被冠于“高级”的称号，那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大学输出的人才是在填补社会上某一个脑力劳动方面的不足与空白。可以说，大学所提供的人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大学要开阔其视野，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大学在此就不能够固守一己之见，拒绝变革，或者盲目适应，肆意改变(加大或缩减)大学的教学内容，而影响大学的发展。所以，雅斯贝尔斯提出大学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是主体，是要具有判断力的。在他看来，很多大学并没有发挥这种主体作用，而是被动地听随社会的召唤。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大学就随之而改变，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学的性质与功能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改变。”最现实的情况之一就是，“很多大学为了迎合19世纪以来的大众教育的要求，而被迫采用中学的程序和方法。”①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矛盾，正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虽然有利于高等教育各组成部分的协调与最大限度的整合，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每一阶层的复杂性，国家在进行统一规划时，不可能做到全面，因此一些决策常常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雅斯贝尔斯对此问题的见解应该说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意义深刻，他指出自治观点是建立在高校的精神高度自由基础之上的，虽然国家政府实行一些宏观政策是必需的，然而完全地遵从政策而忽视自身的情况，与完全不遵从政策而随意发展，这些都是缺乏自主性的表现。这是因为，高校自主性不仅包括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也包括对外界大环境的客观认识。高校如何作出理性的选择，在宏观指导下采取灵活的方式来促成发展，这才是大学自治的真正体现。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观点调和了高校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强调了高等教育体系中学术权威与国家权力的均衡意义。

3.知识的宇宙与大学的整合

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其发展变化也意味着大学的变化。知识本身既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理念，也可以被人们按照不同的参照系来划分为各种领域。然而，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知识无论怎样分类，无论是平行对应还是层级延伸，每种分类都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统一所有的知识也只能是一种理想愿望而已。

与知识分类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的学术系科之别的问题。在他看来，大学的系科分化是知识发展的必然，但应谨防大学同一性理念的丧失，致使大学沦为一个杂烩，一个学术院系的超市。扩展大学的视野，就必须推动所有学问分支的真正统一，认识到其在知识整体中的意义。“大学的精义，就是人们在行动上既协调一致又自由自在，在生活上既多姿多彩又被整体性的理念所鼓舞，同时各门学科之间既相互合作又各自独立。”①

知识统一观赋予了大学系科的合法性，那么,随着知识的发展，摆在大学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其发展的膨胀，特别是技术学院的大学化或者进入大学的问题。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的理念要求大学应该对新颖的理念敞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值得学习的，也没有什么技艺是不包含某种形式的知识的。大学只有将这些各式各样的新颖的研究思路统一起来，才是给了它们正当的待遇。大学的使命就是改造并吸纳新的素材，并根据一些统领性的理念把它们整合起来，以此来捍卫科学的精神。”②这就说明，新知识、新观念要获得大学的承认，就必须化为大学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离开了大学精神，其依然是平庸的。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大学与技术学院的统一中，两者才可相得益彰，“大学将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包容性，也更现代。相对地，技术性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深刻，因为它的意义问题成为一个严肃关注的对象。”①

4.大学教师

大学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传授给学生，如若想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他自己首先要处于对这种知识的充分研究中，他的任务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而且也要不断地发现、创造。一个自身缺乏创造的教师只能是运用刻板的方式去要求学生，中规中矩，而毫无自己的深刻见解与研究。这样的教师，不管在教学方面多么的成功，但其实质注定只是运用各种教学方式的优化配置，而非实际意义的教育。大学教师容易走的另一种极端就是把教育人当成一种单纯的工作来看待，关注的是工作中的繁文缛节，把注意力放在诸如名誉、地位、物质保障的提升上。雅斯贝尔斯提倡大学教师应该首先是研究者，但前提是能够把最前沿或者富有创造力的知识鲜活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而不是提倡教师把精力完全专注于研究，但往往大量的教师会专注于研究，而忽视了学生的教育。也有大批的教师忙于自己职位的升迁，因此给学生上课成为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无暇顾及学生的精神教育。对于这两种情况，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大学教师应该把育人看成自己的主要职责所在，而非研究或者职位升迁。

对于思想者来说，尤其是对于科学家与哲学家来说，批评态度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为了迫使他检验自己的见解，无论怎样质疑都是不过分的。一个诚恳的科学家即便从不公正的批评那里也可以受益。谁回避批评，谁就是在根本上不想求知。

5.大学学生

大学是一个在此发展自己见解与实现自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要远离约定俗成的言说方言，远离陈规和傀儡的把戏——远离所有一切只是前景和表面的东西。”①所以，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不仅要接受知识的熏陶，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地发现与创新。大学生要拥有自己选择的勇气。

然而，现实中的学校总是有很多约束学生自由发展的条条框框，这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学生“必然在思维方式上模棱两可，缺乏判断力，不会在每一种状况中寻找真理。”②习惯了被动的学习，习惯了运用考试的成绩来判断自己的价值，就难免会失去追求自我的动力与勇气。所以，到了大学阶段的学生，首先要拥有自己选择的勇气。自己的选择，拥有两种后果，一是成功，二是到头来一无所能。但大学生应该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的这种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固定的教学方式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才能在固定不变的教授过程中，找到新的知识点来完备自己，才能够对绝对的权威提出合适的挑战。人本身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这种潜力的挖掘需要教育的帮忙。那也就是说，人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的，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也都要随之而改变。然而这种改变总是需要经历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大学生自己就要拿出选择的勇气，打破陈规，敢于面对任何结果，“需要用质疑的勇气来孕育梦想，而不仅仅是用生搬硬套的办法来重复成见”,①只有“选择的严峻性能决定人们走上尝试之路……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其中有所收获。”②正如雅氏所说：“真正的大学生能够主动地替自己定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③只有首先拥有自由选择的勇气，才能继续探索真理的道路。

概而言之，大学理念是人类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自觉认识。然而，在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今天，其往往受到社会各种现实的压力或**而迷失自己的方向，特别是在就业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大学职业化的观念一时甚嚣尘上，尤其令人深思。一些高校为了提高所谓的学生实践能力，甚至将学生在大三下学期就“放逐”到社会去接受实践的锻炼，且美其名曰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实际上是对大学理念的误读，更是教育工作的渎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其根本特征就在于其是用思想武器来“武装”学生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这甚至也是大学教育的“特征”所在。相反，如果过分强调大学生所谓的实践能力，四年的大学时间都在实践岗位上，何需来大学，这岂不是有南辕北辙之嫌吗?大学之大，正在于培养学生的这种“大气”,不拘实践“小节”的理论高度。社会实践，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而脱离岗位的专业教育，则只是人生短暂的升华。雅斯贝尔斯也认为，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并不构成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大学自然是服务于实际目的的机构，但它实现这些目的是靠一种特殊精神的努力，这种精神一开始的时候是超越这些实际目的的，它这样做只是为了以后更大的清晰度、更大的力度、更冷静的态度，返回到这些目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