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学是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但这并非大学内涵的全部。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仅是因为它教授了高级知识、培养了高级人才，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大学生们“积极主动地参与科学研究，并且凭借这个经验获得终生受用的学术训练和指导。从理论上说，学生在大学里面应该独立地思考，批判地学习，并且要学会对自己负责。”①所以，大学是一个让学生可以充分自由学习，从而获得思想自由的地方。大学还是一个在不断的思想碰撞中形成新的思想的自由之地，因此，必须赋予师生充分的研究与辩论自由。

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就像教会一样，它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甚至都得到国家的尊重——是来自一个具有超国家、普世性特点的不朽理念：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赋予的。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

可以说，大学自诞生以来，自由就成为大学为之大学的根本保障。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里，人人皆可自由地表述观点，自由地选取任何领域来表达。然而，自中世纪以来，知识逐渐成为了宗教的婢女，学术臣服于宗教的势力。自由被限制在了宗教团体允许的范围之内。即便是在后来的世俗化演进中，政府成为大学的新“婆婆”,学术自由的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可以说，迫于各种压力，大学始终是周旋于校内外的各种利益团体之间，既要保证社会对大学的满意度，又要满足校内师生对大学所提出的各种权利。大学已然变身为社会诸多问题的处理中心，也成为政界、市场与社会相关人士的服务机构。这种压力使得大学被动地处于社会的舆论中心，成为社会诸多问题的发源地。大学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只能使自身成为一个更加客观的现存体，接受外界给予的反应，然后迅速作出回应。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却发现，就是在这种妥协方式下，大学的自由就成为大学换取社会满意度的牺牲品。通过历史的考证与现实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学表示出了担忧，大学自由的范围似乎在慢慢缩减。

雅斯贝尔斯发现，外界对于大学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种自由，或者把师生的自由局限在了课程范围内。即便是允许师生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允许师生可以在有限范围与程度上进行自由的授课方式，允许大学在一些校内事务上，比如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与条件，后勤运行机制，拥有自己的主导权，诸如此类的决定，并不能真正说明校内自由的存在，更不能彰显大学在决定性问题上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决定权，其自由表现出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现象，一旦外界干预的力量超出了大学自治的程度，大学很快就会变为一个机械的科研生产基地。

当然，雅斯贝尔斯所提倡的大学自由，也并非自绝于社会之外的绝对自由，这在他看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行。他承认国家和社会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大学还是这样一处，在这里，凭着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一段特定的时光被专门腾出来尽最大可能地培养最清晰的自我意识。”①表面看来，雅斯贝尔斯的此类言论与其存在主义思想相左，其实他的思想并非是理想主义，而是理性的，坚持大学的基本规律。他提出，“国家让大学的存在成为可能，国家也捍卫着大学。”这也就是说，大学的生存要仰仗国家的支持，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大学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

大学要探索真理，其最为基本的保障条件就是学术自由。国家要确保大学享有自由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权利，而不必受党派政治的控制，也不必受任何通过政治、哲学或者宗教意识形态所传达的高压的控制。雅斯贝尔斯发现，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理想，是需要人们细心呵护的，它不是一笔财产，可以被一劳永逸地占有和享受。实际上，接受公职的教授们一直就承受着过多的不信任。人们甚至认为，自苏格拉底以来，极少有哲学家会认为有必要保持彻底的独立，拒绝无论何种形式的补助。雅斯贝尔斯则主张，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有人将自己的个人存在与学术融为一体，学术自由就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将变成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精神。

大学的自由问题，古今以来争辩不清，足见其内涵之丰富。我们认为，学术自由的外在表现是大学的自治，而内在表现则是大学之内的思想的自由。所谓的思想自由，是“公民凭借自我独立思考而产生理论、学说、观点、信仰、主张等抽象思维结论的自由。”①这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任何用学术思维的自由做交易的行为都是对大学自治权的剥夺。”①著名学者莫伯累(W.Moberley)也乐意将大学视为“学者王国”,他曾言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在知识问题上就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一个自治团体。②这就要求社会能够充分尊重学术自治团体的地位，要保持其合法地位，任何机构都无权剥夺这种自治团体的决策权利。学术自由的思想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这就使得学者拥有较为充分的力量来保护大学里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

雅斯贝尔斯虽然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热爱者，但他也感到大学自由应当是有限度的。学术自治必须考虑到大学的周围环境，如果把大学孤立地当成某个学术团体的决策对象，那么只会使大学处于散漫、偏执保守、排斥改革的禁锢之中，不但不会发展，也会失去自治的真正精华。

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一个集合体，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知识，也不可能对一种知识完全掌握。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总会出现片面性的缺陷。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这种缺陷，在大学内部从事研究的个体首先要拥有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理性材料。这个收集并内化为自身整体知识中的一部分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需要人们付出坚韧和耐力，“只有依靠这些艰苦卓绝的工作，才可以打下坚定的根基，才能够造就我们的工具，才能够提供合适的方法，用以表述并且确认任何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为那些仅仅停留在猜想阶段的东西提供切实的证据。”①可见，洪堡有关科研职能的引入，不但为德国的大学，更为全世界的大学带来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很多人说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唯心的，所以他的思想不是理性的，还有很多人指责他对于基督教的虔诚而导致了他在科学认识方面的狭隘。其实这些指责很多都毫无理由。雅斯贝尔斯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很注重事件中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可以简单地叙述为上一事件的结论与现一事件的架设起点的链接处，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继承。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中虽然也有很多过于偏激的唯心观点，但是，他却是非常尊重规律的，他没有因为人类精神培育的重要而在大学中贬低科学。

总之，大学的自由不是单纯地寄托于外界干预力量的减弱，而是要依靠大学自身学术自由精神的培养与传播，最为根本的就是培养一种独立的研究与论述精神。自由之所以为自由，也正在于其可以在保证多方利益的情况下能够促进事物的根本发展，否则，缺乏了独立自主，某种受保护的自由也就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