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发现，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教育万能和教育无用的极端认识。“教育决定一个时代，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这曾经风靡一时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②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就认为只要通过教育，社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一种精神或通过行政手段，或通过经济手段，都可以反映在学校精神的构建上，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意志的个人。而且由于教育慢慢地走向普及，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人从之前的荒蛮走向了今天的文明。社会正是通过教育对人的教化，不断地向前发展。随着中世纪大学的确立，出现了很多高级专门人才，他们或是在哲学、神学等思想领域，或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无不是有很高造诣的“知识贵族”,而这应该归功于教育。所以，很多人认为教育完全可以改变人，造就人。在一个社会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社会培养了文明人，为国家培养了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发展的开拓者。教育促进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教育以其非常明显的社会现实作用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渐渐对其产生了膜拜心理。

主的教育组织越来越不能适应人的发展需要，而变相地成为人要去适应学校教育，这令很多人对其价值产生了质疑。在校园内，到处充斥着沉闷的记忆和考试，还有教师毫无生气的讲课方式。教育所关注的人的发展的本质已经消失殆尽。学生在毕业时，有两种结果，一是大量知识在脑中的堆积，但思想却空空如也，二是思想有所提升，开始关注如何去把大量知识消化掉，但是对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工作中所需要的探索、坚韧和勇气等精神，学生却显得不知所措。单从实践社会的能力结果来看，很多人认为教育除了作为知识的传输器，并没有发挥任何实际功能，有时甚至更糟，学生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了无用的事情上，教育不仅没有提供帮助，反而成为一种阻碍，因此，教育所带来的失望也引起了很多人对教育的失望。

毋庸置疑，在这两种观念的引导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在今天的社会，这两种观点并不是在某一阶段单独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社会上部分人过分迷信教育，而也有部分人完全对教育失去了信任，这些都成为现代教育的最大危机。

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被选择的关系。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组织与机构，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教育作出了反应。如果教育在他们的范围内，所发挥出的作用符合社会总体价值观，而且符合政府和公共舆论的发展方向，社会对教育就会作出积极的选择，其态度也会是非常积极的。而且，由于社会个体自身在知识结构、所处环境方面存在缺陷，往往会把教育作为改变目前状态的最有效途径。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主观意愿的倾向性，往往对于教育的价值无法作出理性分析，伴随发生的也许就是对于教育极度疯狂的膜拜行为。

相反，教育的理想一旦落空，当它并不能为人们带来当初所预想的收益时，这就会引起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消极反应。然而，这些人却忽略了教育的一个特征，那就是教育收益，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教育投资与回报理论也许并不能被多数人奉为原则而运用于对教育相信与否的问题上，但是如果获得教育，实施教育的费用，与之后工作所得的薪酬回报相差甚远，必然会造成心理落差。

我们反观雅斯贝尔斯对于教育的认识，就会发现他完全是一种超越的教育观，而非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在他看来，急功近利不是教育的本质，它对于教育来说甚至是灾难性的。教育能够把人类积淀了几千年的知识以一种整合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并且真正的教育并不只是关注于此，还关注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受教育者精神生活的变化。每个人都拥有巨大的发展的可能性，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全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才能的，而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那些才能。教育“通过传承使人成为他自己，以及在近百年中通过有意识的方式，使相同的才能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①从这一点看来，教育是有巨大价值的。但同时，教育并不能改变人。教育是顺其本性来进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和特性，这些是无法依靠教育来改变的。因此，教育不是万能的，人们应该放弃的是对教育的幻想，而非教育本身。

教育危机现象也是与教育的发展相始终的问题，雅斯贝尔斯的时代也有一定的体现，而且都各具有时代的特色。他发现人们在民主观念放任的情况下已忘记了教育为何物。从20世纪起，教育与科学分道扬镳，因此人们所理解的教育只是将青年人培养成有用之才。当某一科学被运用于经济之中时，这门科学马上身价百倍，人们为了获利，纷纷追求它，并在学校中推广这一学说。这样，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科技教育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关心科技人才的培养，但对此我们必须小心从事，因为我们为科技人才的匮乏而震惊，而其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模糊。为了科技、经济和军事的目的，人们愿意将巨大的财力物力放在教育上，但不论在苏联或者西方，科学价值的评价与精神价值的评价是不可同日而语，那只是科技方面的事，而科技仅是运用理解力所作的具体研究。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只是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工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因为，技能的训练，专业知识的提高，还不能算是人的陶冶，连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也谈不上，更何况理性的培养。”①但也要注意一点，这样的理论并不是把科学技术教育与教育危机完全等同了起来，或者把两者完全看成一种因果关系。在谈及教育危机与科学扩张时，也必须分辨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适应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的科学教育；另一种是可以引导和充实人们生活的教育。科学是专门化的，它传授给学生一个确定的技能，并在人的存在中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

通过教育，学生将成为专业工人。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和专家，这种技能是生活所必需的。科学的进步是技术发展的条件和未来经济的基础，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宏伟进程，物质世界越来越被人门所掌握，无效劳动也日益被解除，因此掌握技能就成为必需。①

那么,如何走出教育的误区呢?这就需要理性地看待教育价值。雅斯贝尔斯认为，对于教育价值的判断，不能仅靠一个方面或者一个孤例就简单地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教育对于一个人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人们不能轻易妄下结论。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教育对人的发展一定有用，但又不完全有用。“教育的界限不能事先划定，而只能在实际中观察把握。”②只有在对教育的价值的判断有了正确的认识后，才能客观地去进行对人的教育，而不让其成为主宰一切的上帝，顾及到学生的发展，同时又能够不放弃关于教育的信仰。辩证地说，如果过分迷信教育，那么就会忽视人的自由选择与发展；如果把教育看成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就会使个人的发展进入一种无序的探索中，总是处在支离破碎的发展边缘，并不能得到完整的发展。教育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展，教育不能改变人生而具有的本质。”③

虽然并不是所有人对教育都无法作出正确回应，然而，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往往就对出现的各种不合理情况采取了默认态度。然而，雅斯贝尔斯却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现实中的教育误区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某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而是一旦对教育产生价值判断，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他提出，教育者不能无视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而认为自己比学生优越，对学生耳提面命，不能与学生平等相待，更不能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样的教育者所制订的教学计划，必然会以我为中心的。①所以，他特别强调，人们应警惕最极端的倾向，即控制变成了人对人行为的约束而使教育的爱落空。

教育只能是强迫学习这种观点，常常占据统治地位，因为人们相信，受教育者当时获得他并不理解的知识，但终有一天他会理解这些知识，并将它赋予灵性之中。另外，他提出也要注意另一种错误观点，那就是过分强调精神性，而无视学生的体验性，这种观点认为人通过人的历史而显现其存在意义，并仅仅在著作、书本和学校中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