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深刻而又丰富，他甚至试图创建更为“大全”的哲学。然而，他本人的哲学思想毕竟没有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体系，这也为我们对其思想的研究增加了难度。这里仅从其有关“存在”“交往”以及“大全”哲学核心思想来认识理解其存在主义思想特征。
1.存在
雅斯贝尔斯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描述人之存在的意义，这用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354-430)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上帝和人的心灵”。作为存在的上帝或心灵，即使它们无法为人们所认清，它们也可为人们所思考。所以，他认为存在不局限于世界的存在，对象性之物没有穷尽一切。他认为，人的存在有四种形式，即“此在”、一般意识或意识本身、精神、生存。其中，只有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的形式，而唯一能达到生存的途径是显示生存，即发现人的各种可能性。不过，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往往会受到限制，其解决途径在于通过“超越存在”的追求可达到无限和完满，而要想达到超越存在，只有借助非理性的内心体验以及信仰。雅斯贝尔斯在其三卷本著作《哲学》中详尽叙述了人所体验的三种存在方式：
(1)客观存在(being-there):客观存在指我们通过外在客观现实世界的观察所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人们首先是在各种各样的时空客体中把握存在的，对时空客体的研究是各门科学的事情。然而，科学只是不充分地把握真正存在的东西，得不到统一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唯有窥测世界的哲学才能超越各门科学的界限。
(2)自我存在(being-oneself):自我存在指一个人的个体存在或意识到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矛盾、愿望和期待。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作为客体给予的，而只有通过一次飞跃，我们才能脱离感性事物的时空世界，进入自我存在这个实存的世界。这里，爱、共存、交往、畏惧、孤独、自我神化等都是进入自我存在、意识到自我的本质的形式。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主张，选择积极活下去的人，才能体验到自我存在。
(3)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自在存在指体验自我存在之后超越世界和认识其他世界的境界。在自我存在的阶段，既有自身也有环境，或者艰苦卓绝、坚持奋斗，或者筋疲力尽、逆来顺受，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既有恐惧也有希望，还不能自满自足。为了实现自满自足，人应从自我存在走向自在存在。只有在认识时空客体的活动中遭到失败的时候，只有在实存的自满自足欲望中遭到失败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力求达到超越的本质。根据存在主义传统，雅斯贝尔斯还提及了人类必然面临的主要问题：死亡、冲突、痛苦和忧患。一个人不需要单独处理这些问题，而且，根据同样的存在主义传统，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交流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一种哲学体系本身含有绝对的真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自我只有处于其他自我的反思中，即与其他自我交往才成为真正的自我，个人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与别人交往才能实现。人们在交往中尽管存着猜疑、成见、恐惧，但都是心心相印的。
上述关于存在的认识，通俗地说就是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雅斯贝尔斯的存在思想不仅奠定了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而且对之后人本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交往
交往理论是雅斯贝尔斯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在他看来是实现人自由地实现自我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是因为，在人成为完全人的过程中，交往的实现可以帮助人们去冲破人的原初自我存在这一阻碍人成为完全人发展的阻力。
雅斯贝尔斯把交往提升到了一种哲学思维的标准地位。他判断哲学是否为真哲学的依据就是，一种哲学思想是否能够将人引向交往，是否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认为，人为了生存是应该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里的“哲学”,就要诉诸交往的判断。雅斯贝尔斯曾指出，我们之所以将交往视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其根据是人所具有的两重性：一方面，人是自我的存在，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意识；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存在，他必须生活在他人中，生活在社会中，与他人、与社会打交道。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既是单个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要在群体社会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思想。交往就充当了这样的桥梁，它把个体的自我存在和社会上的无数其他的自我存在联系起来，彼此通过交换意见而相互增长。
他认为，哲学的起源可归结于对临界境遇的体验，这种起源最终在于“进行交往的意志”中。正是这种临界境遇唤醒了人的意识，在此意义上来讲，哲学无异于人的存在之觉醒。所以，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始终具有交往的特点。早在他研究精神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时，他就分析了交往对于人类的特殊意义，以后又在《哲学》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交往的思想。在他看来，“凡真理被当做对一切人均普遍有效之时，就会出现虚妄，因为这里充斥着偏执狂热，它打断了交往。”②
交往的意义就在于，只有在交往中，可能的生存才会成为现实性的。生存如保持孤寂，就始终退缩在其真实的可能性后面，而实现不了其真正的本质，因为人在本质上是关联着其他生存的。雅斯贝尔斯以找朋友为例，具体说明了交往人生。例如，一个人不能像得到贷款财富那样得到朋友。人并不理所当然地要被他人所接受，缺乏友人也不可比拟为缺乏某件东西。能够寻觅到友人，是以可能的生存为条件的。
那么,人们在社会中为什么又会出现交往失败呢?这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们既表现得勇于交往，又羞于率先采取行动，来准备同他人意愿一致地联合起来，诚实地进行纯属心灵上的接触，而不是将满足利益同交往相混淆。人们也会由于以往痛苦地忍受过孤寂而宁愿有所保留，等待他人率先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反面的做法都阻碍了真实的交往的起源，而被客观地固定化了的观念一出现，交往就是不可能的了。①
雅斯贝尔斯认为，交往是真理产生的重要条件，即“两人相聚，才有真理”。人们的思想是个性化的，是单个而不具有普遍性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思想的撞击，可以碰撞出共同的本质的思想，而正是这种本质的思想把人们联系了起来。后来也有人这样解释，“真理本质上是可传达的东西，真理起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要真理是深刻的，它就是可传达的，必然带有交往的性质。交往是通向所有形态的真理的道路”。②雅斯贝尔斯曾用尼采的话语来解释这种交往思想，“一个人总会犯错误的，两个人就开始认识真理了”。雅斯贝尔斯著名的女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后来也对此评论说道，“如果只是做观察，就会像俗话说的那样，成为象牙塔。思维是实践性的，即使它不是实用性的。”③雅斯贝尔斯对不同境况中的交往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在此之在的交往，这无疑是利益一致的团体，如果利益中出现了分歧，人们就会需求妥协。如果妥协也不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的斗争。
第二，意识一般的交往，这是可随意替代、彼此不相似、却可取得一致的那部分意识的交往。它将可知之物分割开来……借一切逻辑范畴作手段，或否定、或认可地把握那对所有人均有效的普遍性。这里通行的是有约束力的正确性，凡理解这种正确性的每个人都必定会认识它。
第三，精神的交往，这是在某个普遍理念下进行的。例如，在讨论会上，与有些人可能始终只能进行纯属随意性的、正确的话语讨论，而与另外一些人则可能进行心与心之间的理想的交往。①
总之，在此之在取得斗争或取得一致利益，意识一般追问各种事物的根据，精神接受理念对一切的引导。但这三种交往的方式尚未触及那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东西。只有作为生存，人才作为他自身来倾诉。这也就是说，在生存与生存相遇时，也总会生成自我。只有与他人共在，我才能成为自身。②
那么,如何进行无限的交往的意志呢?雅斯贝尔斯提出，“在时间中要求完善和解决问题的答案，或哪怕只是要求对答案有一个设想，似乎都取消了只有在交往中才得以自我生成的人的使命。关键在于，不能事先便排除人真正地生成这一可能性。”①
3.大全
早在雅斯贝尔斯1931年出版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1932年出版的《哲学》著作中，他就已使用了“生存哲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凡作为我的对象的，都只不过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这就是说，任何特定的存在，都不能支撑我们的知识，我们所了解的存在并不是存在本身。这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始终是在特定的视阈中活动的，凡作为我们的对象的东西，都显现在我们的世界的相对性整体之中。因此，雅斯贝尔斯又将存在称为大全(Das Umgreifende)。他认为，大全本身不是对象，而如何对象都在它之中。“大全是那始终只在预示……而本身从不成为对象与视阈的东西。它本身不显现，而其他一切皆从中向我们显现出来。”②
大全的字面含义是“无所不包者”或“统摄”。大全这种观念源于对认识的局限性的体验。我们经验着并认识着一定的对象及其关系，但是，这些对象和关系并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现象，它们指示着超出自己的东西。这样，我们便把对象理解为全体中的部分，这些部分相互联结构成我们知识的地平线。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乃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过去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作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但都未能把握真正的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从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出发，把存在当做客体来看待。事实上，客体并不是存在本身。同样，存在也不是单纯的主体。这样，我们在认识经验中逐渐明白，一切呈现给我们的东西或被我们认识的东西，都被更为广大的东西包含着。这个更为广大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对象或地平线，但是一切对象和地平线都指向它，它就是大全，这是能够超越于主客体之上的东西。
他又进一步解释道，世界以及我们自身这一大全借客观化而向我们显示出来，但一经显示出来，它们就不再是大全了。他认为，大全似乎变成了供研究的客体，令我们感到陌生的世界作为自然是可研究的对象。我们那种大全、在此之在、意识、精神则作为世间的经验性对象而成为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科学的课题。但当我们把某种东西当做研究对象时，它就不再是大全，而是大全的某种现象、世间的某种东西了。
雅斯贝尔斯提出大全是为了用它来说明存在。在他看来，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包的大全所代表的那个至大无外的空间。当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寻求这个大全。但是“大全经常保持隐匿，使我的意识难以察识”。大全永远只是透露一些关于它自身的消息，这些消息通过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及其地平线透露出来。大全永远不可能成为客体，我们可以从哲学上领会它，但不能客观地认识它。大全自身固然隐而不显，但是一切事物都在大全里向我们显现出来。大全作为一种隐蔽的背景，使得现象无限地得以映现。每一个确定的客体都因与大全有某种关系而获得一种深远的含义。另外，大全不仅能够使一切事物按其本来的样子显现出来，而且还“能给予任何已成为存在的事物以透彻性(transparency),它能唤醒我们在现象之中感知真实存在的机能，借以改变对象世界的含义”。
雅斯贝尔斯认为，虽然大全超越于具体对象之上，但它会因某些现象的客观性而分裂为不同的样式。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大全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此在、一般意识、精神和生存四种样式；另一种是存在本身所是的大全，它也进一步分为世界和超越存在两种样式。
虽然大全分裂为以上六种样式，但这六种样式又可以通过一种纽带相互联系起来，这种纽带就是理性。雅斯贝尔斯把理性与知性区别开来：知性总是处于主客体二分之中，不能把握真正的存在。理性作为我们内部的把一切东西联结起来的能力，超出了知性的局限性，并将知性包含在自身之内。理性不仅把每种大全样式内部的个别现象总括起来，而且把不同的大全样式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理性是无限开放的，不会安于已达到的东西。只有在存在本身向它敞开的时候，它才会得到最后的满足和安宁。
所谓存在，指的是生活于一定环境中的特殊的人的存在，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此在被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驱使，急切地追求满足和幸福，并且威胁着其他的此在。此在作为对象化的存在，是多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意识是主客体分立中的人的意识，但它与每个个人的意识不同，是所有个别意识现象中的同一意识。正是由于这种同一意识，我们的认识才具有普遍有效性。一切存在者只有通过人的意识才能成为人的对象，才能被人所认识。由于个人意识的同一性(或一般意识的存在),一切存在者才成为人们的共有对象，由此认识才形成针对不同认识者的普遍有效性。精神是知性思维、活动和情感构成的整体，人企图通过它不仅在自己的内在本质中，而且在世界中实现整体性。雅斯贝尔斯认为，无论是此在还是一般意识，都还是片面的。人不仅是一个此在，也不仅仅是一般意识，他还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精神。精神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它始终是历史的、变动的。在精神里，人既可因处于整体中而感到满足，也会因永不完满而承受痛苦。可见，精神是一个趋向完成而又永不能完成的整体。这说明了精神的永不完结的创造性以及人的自我的开放性，而与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相对立的就是世界。它既是绝对的他者，又是内在的存在。
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所遇到的世界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它们因个体的多数性和生活的多样性而各不相同，例如有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历史的世界等。这些特殊的世界被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包围着，但是这个世界本身不能像具体的个别对象那样被认识，任何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世界本身是无限的，而我们所经验到的只是世界中的有限对象及其关系。雅斯贝尔斯进一步认为，在世界的背后有一个彼岸世界，即超越存在。这个超越存在只有成为生存的人才能领会。所谓生存，乃指那种只有通过自由决定才能实现的人的本然存在。生存的本质不在于存在的现成性，而在于存在的可能性。它不是现成的、具有规定性的东西，而是对某种东西的意向性。因此，它总是趋向超越存在，趋向于交往中的其他自我，趋向于自己本然的存在。生存与超越存在的关系是：一方面，只有成为生存的人才能倾听超越存在的召唤，领会它的存在，超越存在通过人的信仰显明自身；另一方面，只有在确信超越存在的情况下，在认识到超越存在乃是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时，我们才能最终成为生存。
雅斯贝尔斯将这种从存在者向大全的飞跃称为“哲学的基本操作”,也称为是一种自我扬弃的思想，并认为其是一种“简单易行且影响无限的思想。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摆脱自己那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对存在的意识”。
实际上，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除了这种哲学理念外，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文化教育学也有着重要的联系。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狄尔泰、斯普兰格(E.Spranger,1882-1963)、利特(T.Litt)等人。他们认为，人是一种文化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历史，教育过程是一种历史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应该是总体地发展，知情意全生命的生成”①。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的转变，并将个体主观世界引导向博大的客观文化世界，从而培养完整的人格。主要途径是“陶冶”与“唤醒”,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作用，建构和谐的对话的师生关系。教育的研究既不能采用赫尔巴特纯粹的概念思辨来进行，也不能依靠实验教育学的数量统计来进行，而必须采用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的方法，亦即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