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常常被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所抨击，其主要借口就是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的身份是否适当。确实，他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这使得他的哲学理论缺乏可以使人信服的根基。然而，正如德国人所特有的哲学特质，雅斯贝尔斯是一位天生喜欢沉思的人，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接触哲学。他熟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欣赏柏拉图、罗素、黑格尔和胡塞尔。他始终带着哲学的思维去思考其他领域的东西，诸如他后来所涉及的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他在海德堡大学最终被哲学系所聘用，并且在那里他完成了很多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探讨，都无不揭示出他内在深刻的哲学思想天赋，正如他自己后来的坦言，“选择哲学系，实际上引导了我走上了自己天性使然的道路”。

然而，哲学家的哲学之路，也并非平坦。由于先天所患的支气管炎扩张和心肌功能障碍，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基本“存在”。疾病所带来的人生痛苦显然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这也反过来激发了他探讨关于人自身状况这类更为直接的问题的想法，于是后来决定攻读医学，在他看来医学能够开启全部自然科学以及作为对象的人的最广阔的领域。作为医生，他能够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①他把无限的热情投入到了医学事业中去，对哲学的兴趣也渐渐冷却了，最初他还会在闲暇的时间去听听哲学课，但后来觉得有些哲学教授很迂腐，既吹毛求疵，又自以为是，这令他很厌恶，于是，哲学课也渐渐地听不下去了。

雅斯贝尔斯利用自己在医院工作的亲身体验，并借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的移情式理解方法，将精神病的病理学问题引入了人的内心存在，这也正是其《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重要突破所在。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始终就如同是开放着的，“任何一种对人的完整性认识都会表现出它的虚幻性，这种虚幻性产生于人们将某种认识方法提升为唯一的认识方法，将某种手段拔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手段。”②雅斯贝尔斯在这部书中试图明确，人都知道什么,是如何知道它的，人不理解什么等作为人的存在的最为基本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感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科学为媒介来实现那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东西。《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出版赢得了巨大成功，这也为他赢得了进入海德堡大学的资格，得以加入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哲学圈子。这一时期他也举办了关于性格与天赋的心理学讲座，从事心理学相关的人的各项能力特征研究。

狄尔泰所处的19世纪中叶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实证主义思潮主导认识论的理性主义时代。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推崇科学、追求客观知识成为时尚。狄尔泰通过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较，发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知识性质上的本质区别，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或物质现象，而人文科学研究的则是人的心理生活，心理生活的中心或基本内容是价值和意义的体验、表达和理解。这种理解是指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和作品原意的过程。例如，读者要读解一篇历史文本，就得放弃他现在的观念，以便能进入作品和作者的原意。

1919年他进一步拓展了自己关于哲学的心理学探索，出版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一书，真正彰显了他的哲学智慧与学术地位。据其本人介绍，雅斯贝尔斯早期所撰写《普通精神病理学》坚持的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这种做法当然也“受到了胡塞尔的热烈欢迎和赞赏”。但是他后来却对现象学越来越反感，认为现象学否定和背叛了哲学。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克尔恺郭尔(Spren Kierkegaard)的阅读又对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雅斯贝尔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研究克尔恺郭尔，在其影响下于1916年悟出了“生存”(Existenz)这个他一生心目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1919年出版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可以说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该书的出版对雅斯贝尔斯一生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他因此正式转到了哲学领域，同时也因此而被当成了现代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哲学在理论上的主要奠基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习惯上这样对其思想进行归类，但是与海德格尔相似，雅斯贝尔斯曾多次批判以萨特(Jean Paul Sartre)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存在主义思潮，认为存在主义导致了“自我阐释的衰退”,并拒绝把“存在主义”这一标签用之于他的哲学。

好友马克斯·韦伯对这部书的出版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这也令雅斯贝尔斯备受鼓舞。韦伯非常热诚地对他说：“我感谢你，这是一本十分有价值的书，愿你写出更多的作品。”①韦伯在他的心里一直是精神上的导师，韦伯的肯定也更坚定了他选择哲学的信心。雅斯贝尔斯是1908年和韦伯认识的，当时也是韦伯正在因精神抑郁休养期间，他们同病相怜反而成为朋友。雅斯贝尔斯对这位前辈十分钦佩，其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韦伯的影响。例如，韦伯在《学术和政治》书中所透露出的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担忧，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理想，这正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所分析：“韦伯对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解释导致了一种哲学的产生，这种哲学当时还不叫存在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是属于今天人们称为存在这一类的。”①所以，当马克斯·韦伯1920年去世时，雅斯贝尔斯感到无比伤心，他在许多作品中都表示出了对这位故人的哀痛之情，也无不透露出他对韦伯的感激之情。他说：“在我看来，我的同时代人中，人的伟大性的实现，历史上久远的为人的标准，在马克斯·韦伯身上以一种独特而奇异的方式得到了体现。直到今天，他的思想和他的品性，对我的哲学的重要性是其他思想家所无法比拟的。”②

如果说相遇马克斯·韦伯是雅斯贝尔斯的幸运，促使他走上了使其本性得以舒展的哲学探究之路，那么同样相逢的哲学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则令雅斯贝尔斯颇感压抑。李凯尔特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在海德堡的追随者也非常多。雅斯贝尔斯也是通过韦伯而认识其人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李凯尔特视雅斯贝尔斯为晚辈，时常会对他有所调侃，甚至也会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对雅斯贝尔斯的不满，认为他在哲学领域完全是一个外行。

无论如何，雅斯贝尔斯个人的学术成就依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20年甚至谢绝了基尔大学(Kiel)等哲学教授席位的邀请而接受了海德堡哲学系的副教授，并于1922年成为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正教授。然而这一任命却让李凯尔特大为不快，他们的矛盾达到了公开化，李凯尔特不断地向雅斯贝尔斯宣称，哲学是一种科学，哲学具有普遍而又使人非相信不可的确实性。

然而，对于这种哲学观，雅斯贝尔斯可以说是一直持反对态度的，自从他阅读了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后，他就坚信自己对于哲学的理解，即哲学式的认识与科学的有效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富有意义的沉思是不带有结论的。他非常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我形成了某种完全有别于科学的哲学观念。它应当满足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是不为科学所认识的。它建立在科学所不了解的某种责任心之上，起到一切科学都起不到的作用。有鉴于此，我反对他的思维形式，他本人根本就不是个哲学家，而只不过像个物理学家一样从事哲学罢了。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他精心炮制出各种逻辑性演绎，从总体上是在吹肥皂泡，而物理学家如果在实验室中检验自己的思维的话，的确是会认识一些东西的。①

相对于李凯尔特的强大哲学阵营，雅斯贝尔斯似乎显得软弱无力，其内心感到无比的压抑，甚至找不到可以合作的伙伴。他很清楚，自己是被排斥在这个学术圈子之外的，他无奈地面对着这个现实：“我有一种深深的痛苦，我一生都一再感受到它；我无法进入世界，我不能在活生生的当下中把握人们的思想，并且也不能让别人来把握我的思想。”①事实上，两位哲学家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特别是在1920年韦伯去世后，李凯尔特所发表的一些不敬言论更加激怒了雅斯贝尔斯，两人的关系从此走向了决裂。事情的起因是，李凯尔特在看完纪念马克斯

·韦伯的演说稿后，曾生气地对雅斯贝尔斯说：“要以马克斯·韦伯出发创立一种哲学，这是你的合法特权，但是称他为哲学家是荒谬的”。②这使雅斯贝尔斯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慨，这是因为，马克斯·韦伯对雅斯贝尔斯感情深重，正是韦伯使他的哲学道路走得更为坚定。在雅斯贝尔斯心目中，韦伯的哲学地位非他人所能比，而且李凯尔特本人在哲学上的成就，也完全是马克斯·韦伯大力引荐的结果。因此，李凯尔特的言论令雅斯贝尔斯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他甚至用“敌人”这样很强硬的词语来形容他们之后的关系。

担任教授后的第二年，亦即1923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关于大学教育的一部重要反思性著作——《大学之理念》,然后就转入了更为深刻的哲学问题思考。他计划完成一部新的哲学巨著,就是1932年出版的三卷本《哲学》(Philosophie)一书。在这部哲学巨著中，雅斯贝尔斯试图重新建立人们对于哲学的信念，既反对科学界对哲学的那种轻视态度，又反对非理性的哲学研究方式对科学所抱有的轻视态度。关于何为哲学的问题，雅斯贝尔斯说道：

凡我在同人打交道时，在系里授课时，阅读报纸，走在街上及外出旅行时所遇到的，尤其是在注意自己深爱的人们及其命运时所认识到的，这一切都转而得到表述，而这些表述的出发点则再看不出来了。我从大哲学家们那里意识到的东西都被吸收进来，构成目前的真理。那些看起来极其偶然的细微动因都促成了我的认识。这些工作虽然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出的，但它们要取得成就，就始终要有某种与此不同的东西来起作用。这就是：梦想。我常常凝视风景、天空与云朵，常常或坐或躺、无所事事。只有在任想象自由驰骋时做宁静的沉思，才会有思想的脉动。否则，任何工作都是无休止的、非实质性的、空洞的。我认为，谁每天里不做片刻的梦幻，那引导着他的一切工作一切日常之事的星辰便会变得黯淡无光。①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遗忘了自身，它不清楚自身为何，自身应当为何。这样，雅斯贝尔斯对哲学关注的一项基本问题就是，“难道我们要仅仅从事科学，而不从事哲学，并多此一举地将哲学这一高贵的名义赋予那事实上只是科学、再无一千多年来的哲学的特点的东西吗?最后还是根据它的新颖内容而将它称为某种新颖之物：将它称为逻辑学、现象学、人类学。在这些名义下，人们事实上获得的，是科学性认识，即使这里面大多带有不限于科学的、隐蔽的哲学性的推动力。”①

所以，雅斯贝尔斯重新赋予哲学以各种对象做题材，但这不是主旨，而是手段，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发现其真正的“对象”,即生存(自由)与超越性(上帝)。他认为，哲学虽然并不像科学那样提高普遍有效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要受到任意性、情绪化以及主观的影响。他认为，哲学真理不是科学真理，却是一种绝对真理，这是无法用明确的语句这一形式向理智所能表达出来的，这种哲学思想逐渐形成了其1938年所完成的《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ie)。雅斯贝尔斯心目中的“生存哲学”,是指一种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体验、并以分析什么是人的自由存在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他之所以要将哲学归结为“生存哲学”来研究，出自于他对哲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命运的分析，这主要是指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根本变化。雅斯贝尔斯指出，一直到20世纪初，哲学仍然自视为一门科学；但是事实上，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所有的研究领域都已被各门具体科学所占领。反观哲学家们，却依然沉醉于一系列无关痛痒的概念游戏，而不能对人生问题和人的情感需要作出恰当的说明。因此，他认为哲学和科学关系的模糊不清，不仅导致现代哲学不能正确定位自身，也是现代哲学正在走向腐朽没落的根源所在。

早在1927年，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好友海德格尔就出版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正出心一书。他与海德格尔是1920年在胡塞尔那里首次相识的，很快便成为哲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书信交往甚密，用雅斯贝尔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哲学这个行当里，海德格尔是同时代人当中唯一同我在实质上紧密相关的。”①尽管雅斯贝尔斯曾说明他的有关思想并没有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但两人思想的相近还是被人们所认可的。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这部经典著作中多次提到《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并高度赞扬雅斯贝尔斯的有关思想。

“一战”后，特别是被聘任为哲学教授以来，雅斯贝尔斯已经完全融入了德国一流哲学家的行列，他们一直保持着交往或联系。例如，当1925年马尔堡大学哲学系有空缺时，海德格尔首先就想到了雅斯贝尔斯，向他去信表示希望能一起工作，甚至又说明，如果雅斯贝尔斯本人不愿意来马尔堡，也希望他推荐适合人选。事实上，虽然雅斯贝尔斯表示他一直盼望与海德格尔一起工作，但考虑再三，还是推荐了新康德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他对海德格尔解释说：“卡西勒也许毫无疑问是最佳人选。他虽然让我感到无聊，可是他长于教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写作的风格典雅，不带着哲学教授的恶毒与那种隐藏的好辩。这表示，他在人格上必然也是个举止合宜的人。我所在哲学中寻觅的，在他身上找不到；可是我们又能在哪里发现呢?”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有其社会背景，同时也有其哲学史上的来源。雅斯贝尔斯在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上，如其所言，受康德的影响最大。事实上康德对于世界的现象性的说法，雅斯贝尔斯都直接接收过来，并当成其哲学的起点。在他看来，“康德是真正的哲学家”。此外，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是他时常引证的人。思想的最终形成必定是在原有基础之上的继续发展，雅斯贝尔斯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