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希望战后的德国能够彻底扫除纳粹的阴影，民主的秩序能够得以快速恢复，人民的自由能够得到现实的保障。不过，他这种深邃的思想，在百废待兴的战后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其著作少有人问津，这也令他颇感无奈。对于战后德国经济的困难以及德国思想的纷杂，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拖着疲惫的身体，他的思想也陷入了一种僵局中去。他从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失望，这种不断投入其中，却又不断被抛入孤独中的情况使他失去了斗志。在这个时候，瑞士巴塞尔大学却向他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能够到他们那里做客座教授。这一邀请对于处于失望中的雅斯贝尔斯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1948年他正式接受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邀请。

事实上，离开祖国而去瑞士生活，从雅斯贝尔斯的内心而言显然是十分无奈的。巴塞尔大学对雅斯贝尔斯提出邀请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就决定接受。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在得知此消息后，也主动提出挽留，并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待遇，当时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条件是，“月薪16000马克，确保他的收入在当时是最高水平，课时减至每周四节，并保证配有一名助教，每四学期有一次休假，免受国家考试。”事实上，这样的条件要比巴塞尔大学待遇好过很多倍，而当时巴塞尔大学所能提供给他的待遇也就是：月薪13200法郎，而且如果他在三年之内就离开巴塞尔的话，就必须支付这种变动的赔偿，退还他收入的一半；每周至少上五节课，并无其他优惠条件。显然，这远不如海德堡大学后来挽留他的优厚待遇，很多学生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多次组织起来一起挽留他。后来，学生还递给他一份由400名学生联合签名的挽留信，深刻地诉说着对这位人生导师的热爱，“我们尊敬您，我们需要您，我们恳请您留下。”①

的确，离开自己热爱的祖国与心爱的学生，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还是有着自己的选择。据研究，他后来坚持去瑞士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瑞士，是一个没有参与过任何战争的国家，这里有一种其他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没有的平和宁静，就此而言已是非常吸引他的，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德国无休止的任何形式的攻击，他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心里安静的地方；第二，“二战”期间德国对于犹太人所犯下的罪恶使他的妻子不能忘怀，她常常在缅怀那些在战争中无故丧命的同胞们，而且也经常痛苦不已，雅斯贝尔斯不想让妻子活在这种不断的折磨中。由于上述两点原因，他反复权衡后还是接受了巴塞尔大学的邀请。

无疑，他的这一决定令他的学生和同人颇感失望，甚至在整个德国都引起了人们的纷纷猜疑。人们难以理解，曾经高举着“我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精神领袖，怎么可以在德国陷于战后混乱状态的时候而选择了离开。于是，有关对雅斯贝尔斯的各种指责也是纷至沓来，有人甚至给他冠以叛国者的罪名，声称“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要争取一个较好的德国，可是如今却为了较优裕的生活而远离了生活艰苦的德国；他曾经提醒人们要共同肩负起大家息息相关的命运，但是现在他却逃避了；他曾经使德国青年展望到未来德国的前景，然而在为这一前景而奋斗时，他却抛下了青年。”①对于这些指责乃至侮辱攻击，雅斯贝尔斯着实显得无可奈何。就其内心而言，这种离开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他从来都是以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而自豪，而且，对于德国人民的精神状况，对于大学里的自由，他都是以一个德国人的角度想为国家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他自己内心很清楚，德国在“二战”期间已经把他隔绝，他实在是难以忘记当初的记忆，他是一个被自己国家抛弃的德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人们把我当成了电影明星……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些独角戏啊……我抛却空洞的生命遁入这种无息无声的生活。②这也许就是他最好的辩白了。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大学任教13年，于1961年正式退休。在这13年，瑞士政府虽然没有给予他什么特别的关照，但是他过的还是非常开心的，精神更为饱满，著作也是更加丰富。他平均每年出一本书籍，在这二十年里，大众媒介——电台、电视和报纸——无时不在注意他，把他的名字传向四方。③

长期艰苦的劳累，更使他的身体难以承受，他的记忆力逐渐减退，而且还一度陷于昏迷之中。即使是这样，他仍然还是非常的乐观，“他本人密切地注视着自己的病情，每天都要弄明白自己已瘫痪到何种程度并且同他的医生贝恩斯坦谈论自己的病情发展。”①他并不恐惧死亡突然有一天会到来，他所研究的生存哲学已经给了他最大的勇气。但是，精神的乐观并不能驱赶病魔。1969年2月26日，就在他妻子90岁生日这一天，雅斯贝尔斯终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人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他的遗嘱，这是留给世人最后的笔记了，但是，正是在这字里行间，却使人们看到了这位奉行简单的哲学家所具有的真正高贵品质。他在遗嘱中要求“丧事无论如何要保证从简，发表讣告的行文只写‘我终生的伴侣卡尔·雅斯贝尔斯今日去世。’谢绝宾客和学校参与丧事，简单而行。”①雅斯贝尔斯生前所购买的一处墓地，朝向德国，无疑，他至死其实都是渴望回到那个他热爱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