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在盟军的支持下得以重返大学讲坛，恢复了个人所心爱的教职工作。然而，昔日的大学自由精神在战争中受到彻底的戕害，许多教师都被迫离开了学校，广大的学生则更加迷茫，对未来的生活更是不知所措。他也深刻反思战争狂热中的民族与个人，他虽然没有效忠希特勒，但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批判，他甚至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愤慨，他不止一次地说道：

“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去寻求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解或遣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没有这样做，哪怕自己也遭到杀害。相反，我们苟且地活着，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活着，这就是罪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收到过何种屈辱。”①

海德堡大学，这所德国曾经的骄傲，却成为专制的工具、战争的帮凶，乃至人们的耻辱。一种迫切的大学改革，也在促使着雅斯贝尔斯进行更为深刻的教育思考，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对现在混乱的大学精神进行深入的梳理，更有责任把自由再次带入大学校园内。在他看来，在德国陷入一种过分干涉的状况时，他和众多的人一样，采取了忍受的态度，却都没有能够为自由辩白。这是一种不能言表的痛苦，现在的社会回复了平静，他又能为战后的德国做些什么来弥补自己的这种遗憾呢?

他深刻地分析了德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虽然也是受害者，但也摆脱不了暴政帮凶的指控，他们的盲目性恰恰把他们的弱点暴露无遗。他深感到需要写一些东西来使德国人民正视这种缺陷，而且他更希望能够作为一种警醒的语言使德国人民清醒起来。他甚至试图从思想上搞清楚，海德格尔在纳粹期间所犯的政治错误与他的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他在1946年出版的《德国的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一书中说明：

无论何人，只要他主动参与了与人类相敌对的任何一种战争罪行的谋划或实施活动，他就犯有道德罪；可是，那些由于不愿成为纳粹的受害者而被迫容忍这些战争罪行的人们，就只是应负政治上的责任了。基于上述观点，当时所有幸存者都负有同样的责任，都应承担集体犯罪的一份罪过。他认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承担集体犯罪的责任这样一个事实，将使得德国人民有可能把他们的社会从(当时)现存的分崩离析的状态改造成为一个更加高度发达的、具有道德责任感的民主社会。

“二战”中的雅斯贝尔斯内心的矛盾冲突，也成为知识分子良知的代表，他试图唤起那些被德国人民所遗忘的自由和民主意识。战后的雅斯贝尔斯声望更是与日俱增，很多人都非常尊敬他，并赞赏他在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气，尊称他为德国的精神领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大学里其他的十二位老师组成了大学重建工作的十三人委员会。然而，他改革之初的愿望是非常好的，实施的具体过程却充满了阻碍。他对战后大学重建的种种设想，被当时大学内部团体之间的各种思想的纷繁复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几乎恶意的无穷争论，几乎全部推翻，这令他感到新的遗憾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