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大学创建于1386年，在德国享有很高的荣誉。

大学的古老更增加了其历史厚重与人文底蕴，很多学者都迷恋于它的古典、神秘以及它的伟岸。年纪轻轻的雅斯贝尔斯能够得到海德堡的教职，虽然只是在哲学院初步谋得了心理学讲师的职位，依然算得上如愿以偿了。

不过，大学的工作环境，他最初还是感到难以适应。由于疾病的关系，雅斯贝尔斯不乐意，事实上也难以参加丰富的社交活动，也很少会有人主动地邀请这位年轻的同事，渐渐地他有些被人所遗忘的感觉，因而一直都未能很好融入海德堡的人际氛围。他在《命运与意志：自传文集》中曾无奈地写道：“我是一个异乡人，这是由于我对大学的看法而引起的。”大学虽然充满了各种团体，然而似乎没有一个团体可以使他融入其中，这不得不令他颇感失望，“对他来说，大学作为教授们的社团(不是作为教学和研究基地)是一个经验世界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合作的场所。”①他甚至不由地怀念起精神病院期间的工作，“与志趣相投的同事们合作，继续已经开始的工作来保持医院的精神，并在研究中与在医生的实践中发展这种精神，这对他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比之只与书稿打交道，经验范围有限，旅行机会减少，又受学院的教学工作束缚来说，它要有**力得多。”②

当然，德国大学的自由研究特征，还是比较适合这位个性鲜明的哲学家去思考哲学问题的。哲学虽然高深玄奥，但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却是最贴近生活的，是最能够解释人的生存这一核心问题的学问。雅斯贝尔斯虽然在海德堡执教心理学课程，他却更喜欢有关人生的哲学思索。他当初选择医学，是希望可以通过其实际功效而解决人的存在的方式，现在却蓦然发现，只有哲学才能为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而赋予特有的意义，才能够注入精神的实质。雅斯贝尔斯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这与当时的心理学研究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是学院派心理学，他们注重的是实验观察的基本心理过程，如感觉、记忆等认知活动，而对于人类所特有的高级心理活动，这些实验室的“科学”手段则是无能为力的。雅斯贝尔斯深深地感受到，如果机械的套用理论去解释人的精神世界，这无疑是隔靴搔痒，对于正确理解人类的精神生活是无济于事的。

雅斯贝尔斯渐渐地适应了大学的节奏，学术事业蒸蒸日上，1921年被聘为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人处处流露着悲观失望的抑郁情绪，这种残酷的现实进一步激发了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探讨。他和妻子“一起找到了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的愉悦，在这种思考中探讨哲理，而且比以前更清楚地找到了认识自己的途径。”①

除了切实的经历，雅斯贝尔斯本人是一位非常严谨而且充满思辨的学者，其人格中所折射出的魅力令很多人折服。他热衷讨论，更加热衷辩论，因为辩论能够时刻让他顿悟一些观点，而明了一些时常困惑他的问题。所以，他总是喜欢在一些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而且从来不会对他人的批评或指责有任何的微词。他提倡自由，也给予他人充分的自由。人们经常会看到雅斯贝尔斯拿着一个小本子在记着些什么,这已形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自嘲缺乏整体的逻辑性，其实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关注细节的人。他说道：“个别的细节先于整体。它不是从一个普通原则出发进行设计的，而是逐渐生长聚合起来的。”①

这样的做法，可以把他思想的点滴记录下来，集腋成裘，终于形成如此灿烂的独特思想。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成就逐渐突出，他也于1922年被海德堡大学聘任为哲学正教授，此时的他已在这里度过了14个春秋。虽然他不常参加一些活动，也不喜欢去一些嘈杂或者人群聚集的地方，却是很爱他的学生，甚至也可以破例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活动。他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导，也同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爱戴。这些学生在他后来“二战”时期的困难期间也曾对他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这也使得身处危难中的雅斯贝尔斯倍感安慰。

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中，他常常以“爱”作为各种交往的前提。如果是带着一种特别的目的去进行的交往，必然是无益的，结果甚至会更糟。因此，在对待所熟识的人，他都是真诚而且是充满感恩的。他在《哲学自传》中清晰地表达了每一位对他有过帮助的学者，多年过去之后仍是心存感激，甚至对于后来关系僵化的李凯尔特，他也依然感激他对自己科学和哲学思考的激发与启迪，感谢他在之前所给予自己的种种积极评价。他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多的帮助，首先就是因为他是富有爱心的去开始他们的交往的，极其真诚而不带有虚假。雅斯贝尔斯还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他也喜欢创新。这需要的是钻研与不断探索的精神。他谈到自己在精神病医院工作期间，开始的阶段，思维总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所以，他细心观察同事们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程序和他自己的工作程序进行思考，进而对他们进行批判性反思。后来，他结合心理学与他的临床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

1919)。该书虽名曰“心理学”,但其内容却处处存在着哲学的思维，关注到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如“关于世界，它对人来说是什么;关于人的处境以及他的无从逃避的最终的处境(死亡，痛苦，命运，罪恶，奋斗);关于时间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关于在创造个人自身的过程中自由的运动；关于生存；关于虚无主义和关于外壳；关于爱；关于实在和真理的显露；关于神秘主义的途径和观念的途径。”显然，《世界观的心理学》是雅斯贝尔斯向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然而，就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一战”之后的“二战”接踵而至。“二战”期间，大学校园内也是纳粹风气弥漫，往昔的政治讨论不复存在，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听战争前线的捷报和希特勒不厌其烦的政治鼓吹。此时的海德堡大学俨然成为法西斯政权的宣传机构，许多教师都自觉不自觉地支持希特勒，甚至还出现一些法西斯的狂热分子。身为著名哲学家的海德格尔校长本人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他以自己独特的校长身份公开支持希特勒，将海德堡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堡垒。此时的雅斯贝尔斯不仅感到思想上受到巨大的压抑，更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的缘故而受到纳粹当局的控制，海德堡大学也于1933年免去了他在大学的管理工作，纳粹当局1937年又免去了其教授职务，并责令他退休，且禁止他再出任何的书籍。

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雅斯贝尔斯终于感觉到了这个国家政府对他的冷酷。然而更为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生活在一个讨论的氛围之中了，他的学生也无法再和他进行一些热烈的辩论了，“往日每天都感受到给我的工作带来活力的青年们的要求，如今为了满足现实改造内心精神的需要而被自我设定的学科所代替了。虽然一切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这些学科，但是这些人并未都能在大学里充当教师。”①显然，他对这个时候任教的大学教师充满了担忧，更加不能割舍对学生们的牵挂。

被免职后的雅斯贝尔斯受到了德国当局更为严格的监视，当局为他的家庭安排了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做其佣人。他更是觉察出了德国当局对他的极度不信任，便努力寻求新的生活希望，他的朋友们也在为他的职业而奔波。当时不少大学都愿意向他提供工作机会，但德国当局都一直没有批准，失去生活来源的雅斯贝尔斯不得不再次忍受着生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