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友谊与爱情的陪伴，雅斯贝尔斯的人生似乎是驶入了幸福的快车，迎来了较为顺利的1908年。这一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又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雅斯贝尔斯的博士论文是《思念家乡与犯罪行为》,得到了海德堡精神病医院院长尼斯尔(Nisel)的盛赞，并直接提出希望雅斯贝尔斯来医院工作。雅斯贝尔斯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顺利的，毕业后欣然前往海德堡精神医院的心理诊所。

至于雅斯贝尔斯为何决定从法学转向医学道路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所发现的一份遗稿中较为清晰地记载了当时雅斯贝尔斯弃法从医的心路历程。

一个月以来，我产生了不可动摇的想法；放弃法学而学医……倘若我要想成为非凡的天才，就得首先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从而直接地开创我的学者生涯。我将努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届时我要进一步学习医学，只有以它为基础才能建立起心理学和哲学……可是目前条件仍不具备，我只得先学医学……我的计划如下：仍按规定的学期——十一或者十二学期——参加国家考试。我认为以后自己便有能力转向精神病治疗学和心理学，这样我便可在一家精神病院当医生或者做大学心理学家的助手。最终我将开始自己的学者生涯……由于我的医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哲学将更加有活力。它将令我满意地防止我的片面性和自然科学那种讨厌的骄狂。有人曾说，倘若一个人不得不否定他迄今为止的一部分生活并使之改变方向，这对他来说是十分痛心的事。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在同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决裂的时刻，我却感到十分舒畅。我心里充满喜悦，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①医学恰恰是符合的，我要发现哪一种知识是可能的；对我来说，医学似乎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远景，因为它把一切自然科学和人自身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且，作为一个医生，我可以在社会中找到我的辩护。②

虽然雅斯贝尔斯联系工作是顺利的，但是对于如何适应工作，他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这在他与尼斯尔院长的首次不愉快交谈中也可看出端倪。他本人的想法较为单纯，希望能够在进入医院后继续钻研学问。当尼斯尔问及他在医院的愿望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想待在图书馆中，去看看那儿有些什么。”①尼斯尔对此回答却显然心中不快，甚至有些吃惊，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似乎没有真正明白到这里工作的真正意义，而且有些恃才傲物。他很不客气地告诉雅斯贝尔斯，“哦，如果你要干这种胡闹的事情，那就去吧!”②这句话说得近乎无情与冷漠，与雅斯贝尔斯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也可以说这是在他走向社会后所上的第一课。

不过，随着日后交往的增加，他也逐渐感受到了这位院长的人格魅力。雅斯贝尔斯一生中评价过很多人，其中真正值得他尊敬的只有两个，一位是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另一位就是这位可算得上是其人生导师的尼斯尔院长。虽然尼斯尔院长在他眼中有些严厉，但对他的教育不可谓不深刻，他后来也有着深刻的反省，“我应该原谅这位可敬的学者对年轻人发泄的怒气，我的事业处在紧要关头，我切不该骄傲。”③

事实上，尼斯尔虽然作为院长，却并非是一位固执己见的人，他常常会向医生、他的助手们请教一些问题，很少严厉地批评任何人。当他发现自己的思想脱离现实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当他确认这些理论或他提出的一些假设确实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时，就会自动地去修正或者推翻，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雅斯贝尔斯非常佩服。尼斯尔也从不在众人面前讳言自己的错误，而是真理的真正追求者，这对雅斯贝尔斯的印象也是深刻的，“他向我们显示了，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人如果是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确实是科学地进行探讨并完成了科学上富有成果的研究，他就能在一切领域中很快地抓住科学上本质的东西。”①

总的来看，雅斯贝尔斯在精神病院的工作还是比较理想的。他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也具有临床研究的权利，享有较为充分的自由。特别是能够进行自由的研究探索，这也正是他一直所渴望的理想环境。应该说，德国医院的确有着较为鲜明的学术气氛，它们除正常的诊疗之外，也比较重视学术讨论与交流，时常举办不同类型的研讨会。实际上，人们已把彼此的学术观点交流当作了一种工作习惯，这正如雅斯贝尔斯本人的描述：不管在哪里相遇，上下楼梯，都会驻足交换意见。在这种人人发挥主动性的不寻常的生活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促成一个壮丽的知识王国，尽管确实有一点因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傲慢，但同时也有那种能把每个主张都撕个粉碎的过激批判。一种团体精神逐渐形成，它不属于个别人而属于所有人结合起来的活动，但其中每一个人却又是固执地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思想的碰撞交流，这种德国学院生活方式的优良传统在这所医院中又得到鲜明的体现。①

善于研究思考的雅斯贝尔斯，在工作中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他发现当时不同学派对于精神病现象的解释都较为混乱，精神病理学研究存在着很大的谬误或误解，而对待精神病人的传统治疗技术也是非常落后的。他曾非常失望地说道：“我感到自己好像处于一个具有各种各样看待事物的方法的世界之中，这些方法杂乱无章，听凭我们选用，但个别地来说，它们无一不是简单得令人无法忍受。”②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精神病学者应该学会思考。他于是决定另辟蹊径，创新精神病理学的理论模式，努力将自己的哲学思考加入到精神病理学的分析之中。当时所盛行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现象学分析对他印象特别深刻，他最初将这种分析称之为描述心理学，这在他看来是非常适合精神病理学的，这种分析“把病人的内在经验作为意识的现象来描述被证明是可能的，富有成果的。不仅幻觉，而且妄想，自我意识的方式以及**，都能在病人自己描述的基础上被描述得十分清楚，乃至它们在其他病例上也能确切地被辨认出来。”①

雅斯贝尔斯的博士论文，以及他进入医院工作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关于“职能测验，幻觉，妄想，以及精神病的治疗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成就，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就在雅斯贝尔斯工作的第二年，出版商费迪南德·施普林格(Ferdinand Springer)希望他能写一本关于普通精神病理学的教科书。雅斯贝尔斯也正有此意，两人可谓是一拍即成，于是他借助现象学的哲学解释方法，创作了与众不同的《普通精神病理学》 (Die AllgemeinenPsychologie,1913)一书，该书后来多次再版，且为雅斯贝尔斯一生所钟爱。出版的极大成功在社会及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尼斯尔院长看到后对自己的助手说，雅斯贝尔斯已经把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精神病理学创始人)远远甩到脑后了。不少学者对其著作纷纷予以介绍、评价，或者提出一些改进建议，雅斯贝尔斯为此又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对该书进行修订，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学术内容。与此同时，该书的大胆创新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与批评，有人批评他是一个根本没有信念的人、一位相对主义者、一位危险的虚无主义者，甚至指责他是在毁灭正统的医学观念。②雅斯贝尔斯对此批评言论是如何看待的呢?作为一位年轻的后生，应该说他还是比较低调的，谦虚地承认，“对我工作的批评，友好的和敌意的，对我工作都是有帮助。”①

随着《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成功，雅斯贝尔斯的学术思想得到人们更多的认识或认可，他也希望能够到大学工作，以便专门做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德国医学界的一种基本趋势，即学术成就突出的人士，都倾向于离开医院而到大学工作，这是因为，无论在物质方面或在社会声望方面，德国的大学教职无疑都是优越的，雅斯贝尔斯同样也是希望能转到海德堡大学去任教。这种想法得到了尼斯尔院长的支持，经由马克斯·韦伯和尼斯尔的共同引荐，1913年雅斯贝尔斯到了海德堡大学哲学院任职，被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聘为心理学教师。

新康德主义是一场针对在古典唯心主义浪潮消退后科学领域泛滥的唯物主义思潮的反对运动。其发源地为德国弗莱堡大学，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文德尔班为其代表，逐渐演变为多个不同学术中心流派的总称。对人文科学的效用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哲学理论建构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特点，他们要求重新返归康德，并试图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哲学。

当时海德堡大学的哲学院为何要安排心理学教师呢?这从雅斯贝尔斯后来的记述中得知，的确较为偶然，耐人寻味。1913年的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认识：必须赋予心理学一定的地位，心理学属于时代，我们不能没有心理学。但是，当时哲学院又受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所谓的“西南德意志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哲学与心理学并不相干，不能任命一位心理学家担任哲学教授职位。后经过一番考虑后，他们强调说：这里有个著有《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精神病科医生，他有很高的名望，他似乎倾向于作为心理学家在我们这里谋求授课资格。就这样，又在马克斯·韦伯的鼎力推荐下，雅斯贝尔斯的人生戏剧性地峰回路转，回到了大学课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