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4月，就在雅斯贝尔斯18岁那年，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海德堡大学，并根据父亲的法学背景而选择了法学专业。不过，他也很快成为一名哲学与艺术爱好者。他喜欢叔本华思想的深刻，也喜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质。甚至是在这种**之下，他利用假期时间曾一人独自奔向了意大利，游历了米兰、热那亚、比萨、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威尼斯等著名城市。经历了此番旅行之后，此时的他对法学的兴趣全无，甚至感到那里的法学教师全都糟透了，反而对哲学家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意向性体验”(Intentionalitat)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再也无法专心于法学的学习，法律于他的意义也渐渐模糊起来，由此也开始了一个所谓“精力分散的学期”。此时的他甚至对笔迹学也产生了兴趣，参加了有关笔迹学专家的学术沙龙，这就令他更加坚定了对法学的逃避。后经过与父母的反复协商后，他于1902年转读医学。

大学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崇高含义的字眼，雅斯贝尔斯自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就充满着无限的向往，他为自己能够处于这样文化氛围中而感到开心满足。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描述了自己对大学的最初感受：

当时我意识到，仿佛踏入圣殿。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了不起的了。在此，可以发现一切真理。我有幸看见那些杰出的教授，聆听他们的教诲，同时尽管没有充分的反思，但我确信：就像教堂一样，大学是某种伟大的、西方的、超国家的东西。在此，我不是属于一个把我系在国家或诸如此类机构的共同体，而是属于一个只有无条件地、无限地意欲真理的共同体。当我是个大学生而后当了教授时，这一大学的意识早已深入我心。

不论是学习法律，还是医学，大学自身对他而言都显得意义非凡。他热爱学校里的一切，“学校的建筑，讲堂，传统的礼节对他来说都是神圣的东西。”①雅斯贝尔斯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海德堡大学，这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地。大学里也经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聚在一起，进行着激昂的演讲或者辩论。不过，这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些看似热闹的场面，实则为学生们的盲目效仿，无非就是毫无意义的唇舌之战。更令他忧心的是，这种流行的风尚，反而将学生们的独立思考摒弃了，所谓“这些学生与时代的心智运动没有接触”。①因此，如同他中学阶段的不愉快一样，雅斯贝尔斯对大学的生活也曾产生过一些厌倦。他曾毫不客气地说：“那些团体在他看来就意味着一种缺乏个性的生活，远离了精神上的奋发努力，沙龙，决斗，举止礼仪的操练是这种生活的内容。这种生活为那些特权人物保证了今后的利益——以毕业后校友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只要他刚好符合学习上的一半准则，合乎国家主义和服从的一般准则。”②

另外，大学僵化的考试方式也令他不快。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很多同学的刻苦学习，无非就是反复的记忆，并没有培养一种开放的思维。他甚至不知道这样单纯的记忆到底有何意义，更不能明白学生对这种毫无创新意味的考试何以忍受。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任何只是为了通过考试或者为自己取得一个较好的地位而去学习的人，他不要求获得真正的知识，而只求把一些考试的知识灌入他脑中，这种人完全不能归属于大学。”③

显然，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是早熟的，他的上课特点也是随着兴趣而定。若发觉某位教师的讲课方式是一种单调无聊的灌输，或者是对某些理论的枯燥叙述，他必定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下次的课堂上肯定不见其影踪了。当然，就其身体状况的实际情况而言，大概也只允许他将宝贵的时间花在那些对他更有意义的课堂上，而那些通过阅读就可获得的知识，着实不需要再听教师的重复。不过，对于一些杰出的教师，他是非常尊重的，也经常会在课后与他们探讨一些问题。雅斯贝尔斯大学期间的成绩并不突出，但是他的勤于思考的性格却让很多教师对他印象深刻，乃至赞赏有加。

由于性格孤僻，雅斯贝尔斯大学期间的好友也不多。相对而言，曾有位同乡同学对他比较体贴，也令他比较感激。更为有幸的是，他在1907年结交了同班的恩斯特·迈尔(Ernst Mile,1883-1952),并成为一生的挚友。当然，这种友谊或许是后来亲情的结果。能够认识到恩斯特·迈尔的妹妹格特鲁德·迈尔(Gertrud Mayer),这应该是雅斯贝尔斯一生中的最大幸福了，两人后来结为了幸福的伉俪，雅斯贝尔斯寂寞的生活，从此也就增添了生活的乐章。

雅斯贝尔斯是一位比较沉稳的人，在别人看来他的脸上似乎永远都凝结着“严肃”二字。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与妻格特鲁德·迈尔的浪漫爱情。他在朋友恩斯特·迈尔家第一次见到心目之人的快乐情景，成为其一生都不可泯灭的画面，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她坐在一张大书桌旁，转过身来。我望着她，在她的平静晴朗的气度中每一个动作都毫无矫饰，十分脱俗，不自觉地流露出她无瑕的纯洁和灵魂的高尚。谈话好像不言而喻地很快就转到了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似乎我们相互了解已经有了很长时间。就从首次见面的这一刻起，一种无可名状的和谐在于我们之间，它是我从未期望过会成为可能的东西。①

雅斯贝尔斯显然是一个不善与陌生人交谈的人。然而，当他第一次见到自己女朋友时便有说不尽的话，连他自己都惊讶于自己对这个陌生人所表现出的热情。说来也巧，两人的确大有同病相怜之感，这位犹太女友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经历。原来她的家族有着精神疾病的遗传史，根据传记作者萨纳尔的介绍，“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姐姐便患白喉夭亡了；青年时期，她的几个亲近者又相继去世；二十岁时，她的妹妹患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被永远隔离起来。此后不久，她少年时代的男友又去世。此后又有一位女友和其丈夫双双患肺结核而死亡。”①命运是在无情地折磨这位年轻的姑娘，这样的打击也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她的精神无疑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雅斯贝尔斯倒是别具慧眼，“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不愿意靠幻影生活的灵魂的存在，她能在静默中长久地忍耐着。”②在回家之后的雅斯贝尔斯显得异常激动，他认为“他对这位二十八岁的女性有了难以名状的兴趣，”高兴之余甚至又担忧起来，“怕是自己很愿意如此，但可能不久失望就会接踵而至。”③

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更是有着共同的哲学追求，一起在思想的天空中遨游。如果说结婚之前雅斯贝尔斯的生活灰色暗淡，那么格特鲁德的到来可以说给他的生活披上了彩装。在妻子的温馨陪伴下，雅斯贝尔斯渐渐走出了心灵的孤独，乃至走向哲学的高峰。他曾坦然地说，没有我的妻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哲学思维永远达不到我的哲学深度。正因此，他们两人可以说是终生恩爱如初，即使后来德国纳粹对其妻采取高压迫害政策时，他仍然对她不离不弃。例如，1942年朋友们曾协助他逃往瑞士，德国纳粹政府的条件就是，其犹太妻子必须留下。雅斯贝尔斯毅然拒绝，并准备和妻子一起自杀，幸亏盟军不久击败了纳粹，他们才得以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