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成为进步人类的伟大财产。许多有思想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感到需要占有这份思想财富。例如，比利时的天主教哲学家A·德·威廉斯说，马克思主义是“现在以负责的态度对一切事物进行判断的唯一政治哲学，是以事实的名义发言的、对一切事实进行考察的唯一哲学，是理解政治和历史不可分割的唯一哲学”[53]。日益增多的这种说法，并不是虚伪的奉承，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这一事实的承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这里决不等于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那无疑地会对这种学习的性质产生影响。但是，那些虽然跟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却强调它的一般科学意义，首先是它的方法论意义的学者，他们所说的话还是不难理解的。例如，美国哲学家K.A.梅吉尔说：“我认为，对马克思作出任何人都能接受的解释，是今天哲学的主要任务。”[54]梅吉尔并不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任何人都能接受的解释，是根本不可能的。耐人寻味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提出如下的问题：创造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可能的吗？提出这样一个任务难道不是空想吗？不言而喻，这是一种空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反映的不只是梅吉尔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一定的社会需要。

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来隆重地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亲眼看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认识到忽视这一学说就不能发展科学，是绝大多数严肃的研究者的立场的显著特征。但是，不出所料，这一事实使得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对立起来。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总是企图使马克思主义中立化，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调和起来，这是毫不足奇的。法国人格主义哲学的指导者E.穆尼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写道：“今后数年的任务，就是要使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调和起来。”[55]大家知道，克尔凯郭尔是宗教思想家、唯心主义者、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他之所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使大量的人不信宗教，养成追求发财致富的精神，破坏那种认识到人生的无常、必死的命运和悲剧性的不协调的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那么穆尼埃到底为什么主张用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的、主观的、厌世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作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世界观，而是看作缺乏宗教气氛和主观性的信仰体系。当然，要把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穆尼埃还是其他哲学家都没有解决他们提出的这一任务。但是他们一直不甘心放弃这个想入非非的问题。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要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跟以往所有的（包括进步的在内）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具有原则性区别的。在马克思以前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学说，只停留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上，而没有看到社会生活的特殊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跟辩证法也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他们虽然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但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经济的唯一合理而必然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的崭新的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我们之所以重复这些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形成过程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为了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下子就创造出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学说的（这一点虽然如此清楚，但是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却不一定是任何人都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文献中，是作为支配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的进步代表者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于1842年的、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出发点的哲学和政治立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前史”的结果。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马克思的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过渡的完成。

但是必须看到，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的终结。通过对于在这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少与之发生过关系的各种哲学学说的斗争，从理论上论证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是这一革命过程的第二个主要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初的一部卓越著作《神圣家族》，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是《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

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成过程就可以知道，不仅跟以往的哲学，而且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初期的哲学观点具有原则性区别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是怎样创立起来的。这种区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历史地产生的，它首先作为否定传统意义的哲学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一点决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而只有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

否定的辩证性质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已经被揭明和认识到了：否定同时还意味着否定的“扬弃”，即包含着历史的和逻辑的继承性这一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不外是这样一种学说的生成过程的各种特殊矛盾的解决：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一学说不仅直接继承了19世纪初最卓越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辩证的否定。这是为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学说本身的发展所历史地作好了准备的否定，但是，对这些理论的否定同时也意味着对这些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直接先行于它的各种学说之间的辩证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里蹦出来那样产生出来的。这种关系只有通过矛盾和斗争以及对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克服，才能逐步地形成和确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且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曲解或误解这一点。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跟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方面过分夸大继承性这一因素，另一些人则相反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先前的哲学的否定。这两种人都由于对继承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了片面的、非辩证的理解，因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完成的哲学的革命变革的积极内容。为了避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片面的态度，首先必须放弃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对旧意义的（亦即作为与具体科学和实践相对立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的抛弃，是同对人类哲学遗产的革命的、批判的吸收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弄清楚一定的年代顺序，而且可以判明前面已经说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达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事实。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几乎总是主张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写的著作和他青年时代的著作）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拒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以区别。他们当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有对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加以清算的必要。

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实质上摒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这一概念本身的观点的毫无根据，而且可以把这一概念本身加以具体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第一部分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写的，第二部分标志着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开始，第三部分是这一过程的完成，第四部分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的论证。因此，不仅必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区别开来，而且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各个早期著作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一些早期著作时，要划出这种界限特别困难：在这些著作中虽然已经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也保留着一些还没有克服的旧观点。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出现。但是，这些新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明确的表达，还没有采取与内容相符合的论述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他的哲学立场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而这种立场“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56]。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另一个地方说，在未来的社会（他在这一时期还用“社会状态”这一极不明确的用语来表示未来的社会）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将要消失。[57]但是，深入地分析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的哲学立场就可以知道，他还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地方把“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看成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并且一再强调自己赞同费尔巴哈。[58]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真正的唯物主义跟以前的非真正的或者并非完全真正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立起来了。认真地研读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关于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统一起来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必须把唯物主义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结合起来这一事实。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单是承认在这些著作中存在着错误的命题和矛盾，还是十分不够的。为了理解这些往往揭示出（固然是间接地）极其重要的真理的错误，必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倾向，即他们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许多研究者往往引用马克思的上面那句话得出如下的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否定了唯物主义，也否定了唯心主义。这种提法是极其肤浅的，因为在下结论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称之为唯物主义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他所使用的“唯心主义”这一术语究竟包含什么内容。把马克思后来达到的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解（即理解为两个不可调和的哲学派别）强加给他的早期的未完成的著作，是错误的。

我们希望下面的叙述将可以证明我们得出的如下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甚至矛盾，而这种表达形式大都属于已被马克思克服了的那些哲学学说的东西。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实质上已经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就是表明这种不一致的一个例子。为了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一命题的真正含义，在下文中我们还要反复考察他们的早期著作的这一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尽管包含着矛盾和错误，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天才的作品。在研读这些早期著作时，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不一致，否则就很容易忽略甚至误解一些具有崭新内容的命题的客观意义。但是要充分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单是把这些新内容同跟它不一致的表达形式区分开来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形式是本质的东西，不确切的表达形式并不是跟内容无关的。存在着这种形式一事证明，新内容还未十分确定，还没有同产生它的哲学学说完全划清界限。因此，对于包含着尚未彻底死亡的旧东西特征的这种新内容，必须进行批判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就可以弄清楚不确切的表达形式的决非偶然的（亦即并非单纯出于主观的）性质。

不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读者，也许觉得以上的议论过于抽象。特别是当读者还不了解这些早期著作虽然是未完成的，却是天才的作品的时候尤其如此。为了去掉这种印象，我们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以前，先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区别，以证明上文中所表述的一般意见。这虽然会使这篇绪论的篇幅增大，却可以使往下的叙述容易理解。

大家知道，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通过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揭示了阶级对立、剥削、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等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马克思把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东西转化为与之相对立的、异己的、与人相敌对的东西这一事实，把人的自主活动由于人本身的活动而为既非偶然亦非任意的、迫切必要的活动所压抑这一事实，称之为异化。

大家知道，异化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学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思维既不是有组织的物质的属性，也不是头脑的机能，更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一切存在物的内容、本质、实体。黑格尔根据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认为一切事物不是思维，就是思维的产物——异化。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是绝对理念，亦即神化了的思维的“异化”。虽然如此，黑格尔的异化学说，除了这个唯心主义的、神学的方面以外，还具有实在论的特征。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奴役形式看成是异化了的人的关系。

按照费尔巴哈的学说，人的本质的主要异化形式是宗教。宗教意识是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幻想。宗教幻想把这种本质作为超自然的东西放在世界之外。这样一来，人的本质就转化为与人有别的、超越于人的、给人以恐怖和希望的东西。宗教观念之所以能支配人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人要向自己膜拜、祈祷并且害怕自己呢？对于这些问题，费尔巴哈并没有明确地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马克思并不否定人的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的存在，而是努力揭示异化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他最终制定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当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所没有的。因此，生产方面、经济方面的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

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产生原因的研究，发现了“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现象。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尽管这样，马克思所制定的“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却不只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且也是哲学上的概念。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经典的明确性表述了这一概念的经济内容：劳动产品同生产者的异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奴役人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至于说到这一概念的哲学内容，那么暂时还像费尔巴哈那样解释，即把“真正的”人的本质同现存的社会关系对立起来。但是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考虑的不是封建的社会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马克思把异化说成是“人的关系的非人化”[59]，说成是使“人的本质对象化为非人的”[60]那种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形式。人的本质被理解为属人存在物的各种“自然的”、“本来的”规定性的总和，也就是说，被理解为虽然存在于人类历史中，但却被压抑个人自然需要的“非人的”敌对社会关系强制加以歪曲的所谓预先给定了的东西。

对奴隶制、农奴制等劳动人民奴役形式的唯物主义理解所固有的历史主义原则，可以作如下的区分：符合人的本性的和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亦即“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证明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问题不在于人的“自然的”本性和“非自然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在于社会的、为历史所规定的社会关系本身的矛盾，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虽然把经济学上的异化概念和哲学上的异化概念加以区分，但是二者同时也是互相补充的。所以，“异化劳动”也被说成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61]。私有财产既被看成是经济关系，又被看成是使人成为“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62]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无产阶级的状况，不仅可以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而且也可以用“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63]之间的矛盾来描述。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已经论证了的，把人的本质跟形成这种本质的社会关系对立起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在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年后所写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孤立的、一成不变的个人的思想，他说道：“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4]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已经作出了“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经济现象的天才发现，那么作为这里的问题的哲学上的异化概念也就没有加以考察的必要了。但是，异化不仅是对抗性社会的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精神生活的现象。把哲学上的异化概念看作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达方式，就意味着忽略了这一概念的另一个不次于经济的重要的、现实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在谈论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异化时，首先考虑的是劳动并不仅仅是给人提供食物的活动，劳动归根到底是形成人和人类的全部历史的活动。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基本观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劳动才是人的本质，而劳动的异化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因此，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哲学概念，跟“异化劳动”这一经济学概念具有同样丰富的内容。所以，即使是确实使马克思的发现的真正意义模糊不清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用语，也不应当把它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不久以后加以摒弃的表达方式的缺陷，而应当把它看成是有助于从哲学上理解异化问题的现实意义的积极的东西。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932年正式发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本书中大多地方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代。——编者注），越来越引起研究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同他后来的主要著作明确地对立起来。这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说他们完全赞成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而不赞成马克思后来创立的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体系。据这些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说，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而创作了《资本论》这样一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马克思则是一个不关心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本质、个性和主体性的经济学家。

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他的主要的经典著作对立起来，这不过是妄图用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或者作了本质修改的早期著作中的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这样的对立，归根到底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经济论证，特别是要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人道主义就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意味着把属于不同阶级的个人的共同性加以绝对化。因为所有的个人都是具有共同的、本质的人类学特征的、感性的、总有一死的生物。在这种观点看来，人们的共同利益较之局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这种世界观的特征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有意识地撇开了人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的特征，而把这些特征蔑视为无足轻重的、次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却毫无根据地把这种立场强加给青年马克思，指责马克思后来改变了这种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去了。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人朗兹胡特和迈尔曾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优点是，它把社会主义改造不是解释为对剥夺者的“粗暴的”剥夺（即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解释为“人的本来目的的实现”。必须指出，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的一般早期著作的这种解释，毫无疑问是违反事实的。马克思在这部手稿里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论证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

朗兹胡特和迈尔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那里所没有的超阶级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的人这一概念的各种要素为根据的。按照这一概念，单个人的主要东西就是他的感**、个别体验以及年龄上和性别上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否定单个人的人类学特征的存在，但是，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基本形成的人的人类学特征，完全不足以说明人类的史诗即世界史的主要历史时代，以及社会的一种类型同其他类型的质的区别。奴隶制和农奴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费尔巴哈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曾经论证说，从人的主要人类学特征来看，贵族和他的农奴在本质上是丝毫没有差别的。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进步的。但是，费尔巴哈未能说明为什么尽管存在着人的人类学的一致性，却还存在着贵族和农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原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了这一问题以正确的解答。

由此可见，虽然人们往往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内容归结为哲学人本学，这种哲学人本学却没有为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进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人类的历史前景等提供什么线索。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逐步地克服了哲学人本学，暗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社会历史过程提供了科学的说明，而且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说明了单个人的主要人类学特征的产生。

显然，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结论：赞扬以至“崇拜”青年马克思，决不等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这种赞扬和“崇拜”不过是与作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例如，民主德国的信仰神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E.蒂尔所说的“青年马克思是现代的发现”[65]这句话，就必须从上述角度来加以考察。E.蒂尔所说的“发现”指的是什么呢？显然，还没有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那个时期的马克思，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一面承认这一事实，一面又根据这一事实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说，马克思（当然是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把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看成是这一学说的退化。

E.蒂尔十分仔细地把青年马克思的一些跟马克思后来创立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不一致的论点摘引了出来。他通过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为他的这样一个显然十分荒谬的论点提供论据，即马克思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人本学的创始人，是存在主义的始祖。E.蒂尔把“人的本质的本体论”学说强加给马克思，而“自然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的基本的等同化”，亦即把“对象性”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必然的现实化”这样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就是从这一学说中产生出来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就是把青年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真正含义。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福音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E.梅克为什么要说不回到早期的马克思，那么“跟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整个体系的批判斗争就仍然是肤浅的”[66]。不言而喻，通过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立起来的方法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判斗争”，连一点论战的风格也没有。跟真正的不诚实只有毫厘之差的这种肤浅性，就在于它故意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这一形成过程预先决定了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向不久后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崭新观点的过渡。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所作的批判，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本身所陷入的矛盾，终于使没有偏见的读者看清楚了把青年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荒谬性。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也终于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没有掌握了千百万人意识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那么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更不用说抱有敌意的）研究者们，也就不会这样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932年曾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评价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希尔贝特·马尔库塞，在1962年时承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过是不宜过分夸大其意义的、走向他的成熟理论的预备阶段”[67]，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们在前面谈到了把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但是必须指出，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这种解释，现在已经声誉扫地了。在最近15年至20年间，代替那种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他的晚期著作对立起来的做法，出现了一种否认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区别的做法。这种乍看起来似乎是崭新的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被那些支持它的人看成是有确实的根据的。实际上，把马克思在刚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时期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成是跟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研究所写出的《资本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对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的实际内容完全缺乏理解（或者根本不想理解）。例如H.B.阿克顿就是这样，他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论述自己早期著作中的基本命题，只是把术语加以改变罢了：“可以说，马克思一生都在重新改写他的以巴黎时期的《手稿》为最初底稿的著作。”[68]这是一种十分拙劣的说法，其目的显然在于使读者相信，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四十年间的顽强研究，并没有给马克思的学说增加任何新的思想。

并不需要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看清楚，抹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质的界限，跟把两者对立起来发挥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作用。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依然重视早期著作，而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还是作为唯心主义者或者费尔巴哈的拥护者出现的。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还没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种情况使得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可以得出结论，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相联系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理都是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思辨主题的发展。不难理解，这个主题就是异化。

第一种情况，亦即把青年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就是1842～1844年作为他的早期著作作者的马克思，而他后来的所有著作都不过是从他学说中的主要的、最好的和真正不朽的东西的脱离和偏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按照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来评价（甚至“净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二种情况则通过抹杀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质的区别来“论证”这样一个结论，即《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经典著作尽管形式不同，却是同一思想的发展。和第一种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被归结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在这里已经不是把早期著作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把它解释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表达。

我们在往下的叙述过程中，将特别考察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但是，在这里，当我们对以上的分析进行归纳以结束这篇绪论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回答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围绕青年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所展开的争论的中心？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式发表以前很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他的《莱茵报》社论、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等早期著作，就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发表了。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前，严格说来并不存在“青年马克思的问题”。这是不是说明，只有这部手稿的发表，才是导致否定或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对马克思的新的“解释”的原因？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结论是极其肤浅的。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围绕青年马克思所展开的争论，不仅具有理论的性质，而且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必须好好考察一下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展开的思想斗争的性质。

例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只是因为它跟马克思主义相距过远，而不能成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出发点。反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一部共同著作《神圣家族》，则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的起点上，这部著作基本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诚然，在这部著作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舍弃了的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是跟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无关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有原则性的区别。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尽管不是对所有的研究问题的表述。不过，与此同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跟《神圣家族》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用一种不确切的方式片断地、不怎么连贯地来表述的，而且所用的术语不仅未能表明马克思的学说跟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的根本区别，而且使这种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G.贝斯强调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我们看来，大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一个阶段的终结和另一个本质不同的新阶段的开始。他说：“马克思的学说从这部著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达到了走向成熟的入口。实际上，这就是《手稿》特别耐人寻味的原因……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利用这部《手稿》，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69]换句话说，正是这部著作的过渡的性质，亦即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也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要素这一点，特别引起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再解释者”的兴趣。贝斯在说明自己的这一观点时指出：“生产力这一概念、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以及把构成生产的两个方面必然地结合起来的辩证关系这一概念，都还没有用科学的用语来加以表达。”[70]

M.布尔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它虽然不是一部完成的著作，却是为马克思的下一步研究作准备的作品。它跟其后的研究著作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在这里是“从道义的立场上（即使不是以说教的方式）批判当时的经济学说和经济生活的”[71]。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关系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所以异化这一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而且也往往具有伦理的意义。

当然，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切特点，仅仅归结为其中缺少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的这种或那种思想，那就是根本不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意义、特殊性、影响和思想魅力。这部著作的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真正现实的人道主义理论的伟大思想，在这部手稿里面，也有马克思后来再没有论及的一些问题。这大概或者是由于他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是由于他认为这些问题对那个历史时代没有什么迫切的意义。例如，社会的东西和人类学的东西、属人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要比在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中都论述得更为详尽。

我们还从这部手稿中看到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卓越的批判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美学问题的使人钦佩的深刻见解。

以上所说的种种使我们深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研究这部著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形成的历史过程，而且可以给用心的读者提供一笔异常宝贵的思想财富。这笔思想财富就是从哲学上和经济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革命的、批判的人道主义所作的卓越论证。

我们希望，在我们描述了马克思以往思想发展的特点之后着手论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命题的过程中，读者将会弄清楚以上所说的一切。而且，在我们考察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命题之后，我们再来着手分析对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解释。

二

我在绪论中曾经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现代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展开的争论中心的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异化理论，以及在这种异化理论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的方面（这个方面后来被马克思从异化概念中排除了）。

一方面，异化这一概念，正如我在绪论中强调指出的，确定了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这一经济事实。这一概念的内容——“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马克思的一个真正的发现，即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历史上必然的、暂时的敌对形式的异化劳动的发现。另一方面，异化这一概念也用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也就是说，用于说明个人的违反自然的状态：个人的自然的需要受到被歪曲了的社会结构的压抑，这种社会结构迫使个人过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能以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然的需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也叫做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外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不能归结为劳动的异化，因为人的本质是在历史一开始时就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和发展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本质的丧失才成为一个问题，而异化的消灭才被说成是人向自身的复归，是失去了的本质的获得。

从这个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不过是人的本性同不符合这种本性的、使这种本性畸形化的经济政治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以，人的本质还没有被说成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对抗性就表现在社会分化为相互对立、相互敌对的阶级这一点上面）。然而，无产阶级之所以力求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并不是因为这种关系是违反自然的，而是因为这种关系产生无产阶级并奴役他们。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历史必然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及其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我们将在下文中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是以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片面的研究为基础的。这种解释通常都把对异化作人本主义说明当作出发点。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个方面，以及与这个方面紧密结合着的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被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最重要的、新的、真正的意义。[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初两位社会民主党人注释者S.朗兹胡特和J.迈尔已经断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奠基的意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它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关节点，在这个关节点上，他的经济分析的原则是从‘人的真正现实性’这一思想直接产生出来的”[73]。不仅如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被说成是马克思的天才的最高成就。“这是马克思的智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唯一文件。”[74]按照朗兹胡特和迈尔的说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按照伦理社会主义的精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大家知道，与马克思主义相反，伦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改造的本质，归结为保证真正人的生活这样一种不明确的要求。无须证明，对这样的提法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也包括一些互相矛盾的解释。这种提法可以为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接受，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发表的一切高谈阔论都是跟实际压抑人的个性的做法完全一致的。

朗兹胡特和迈尔恐怕是建议把关于异化及其克服的学说看作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的第一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者。他们把《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一句名言——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篡改为“迄今的全部历史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75]。

朗兹胡特和迈尔实际上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理论对立起来。因此，他们不仅按照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歪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真正内容。手稿尽管还不成熟，还未完成，却是一部革命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含义和意义的这种歪曲，是完全符合社会民主党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实践的。

在1932年发表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资料》一文的马尔库塞，成为朗兹胡特和迈尔的直接继承者。这篇论文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起源和本来意义的争论立足于新的基础上”[76]。马尔库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不是把人看作某一阶级的代表，而只是看作人、个人。由于我们已经介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来说明，马尔库塞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是极其片面的。因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是对无产者的剥削和个性压抑的表现。

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看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对人的本质的最好说明。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人们的人类学上的统一同把人划分为相互敌对的阶级的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矛盾。

但是，马尔库塞没有发现这一真理。他用哲学人本学的精神来考察人的本质，把一切社会经济关系解释为人的自相矛盾的本质。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完全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所以马尔库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一些与他的解释相符合的表述，从而他也追随朗兹胡特和迈尔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立起来。

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人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只是表明，人是受苦受难的、具有七情六欲的、拥有意志和理性的、终有一死的存在物。当然，马克思并不否定人的这些极其明显的本质特征。但是他又为什么如此重视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研究，如此重视劳动的异化和无产阶级的状况呢？马尔库塞说，整个问题就在于，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经济事实都是对人的本质的歪曲”[77]。当然，马尔库塞显然也是在歪曲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证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异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正如在上文中已经说过的，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把人的本质歪曲和畸形化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状况。虽然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没有否定，而是强调了私有制是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发展和丰富人的本质的一种必然的和进步的方式。因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敌对的性质。可是马尔库塞却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仿佛马克思根本排除了通过社会经济改造来消灭异化的可能性。

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由于异化的根源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而是一般的经济状况，所以任务就在于消灭社会生活在客观上受社会生产、经济所制约这种状况。马尔库塞把改造个人的本能、爱好、欲望的所谓人本主义“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他宣称这一观点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借以把马克思装扮成自己的——尽管是极不彻底的——先驱者。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H.德曼的一篇也是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新发现的马克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更详细地谈一谈右翼社会党人的这篇著作，因为这篇著作看来要比上文提到的那些著作更加为后来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容所作的歪曲开辟了道路。

H.德曼也和他的先驱者一样，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含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重新作为马克思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提出来，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78]。H.德曼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真正观点只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得到了确切的表达。H.德曼强调说，这些观点根本不同于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和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来宣传的那种东西。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后来引起强烈反对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总之，H.德曼的基本目的是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跟其后的马克思，即《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作者对立起来。不过，按照H.德曼的意见，这种对立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阶段和唯物主义发展阶段之间的共同点。其次，H.德曼断言，应该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所有命题毫无例外地看作是属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说，整个问题就在于这些命题被马克思忘记了，而没有被纳入他后期的著作。因此就造成一种假象，仿佛马克思放弃了这些命题，仿佛这些命题从《资本论》作者的观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丢开这种假象，不再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加以区分，那么H.德曼就准备放弃修正主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从“与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立场在本质上一致”[79]的立场上来进行的。

因此，H.德曼以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表述了他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纲领：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名义下放弃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解决办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尽管还没有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特别表现在表达方式和术语上），却实际上已经表达和论证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不言而喻，正如上面已经强调指出的，表达方式也反映着所论述的问题的内容本身还有某种缺陷和模糊不清之处。而这一点又说明，不能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既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根本不相容的命题，也有一些在后期的著作中被纠正或者得到更正确、更科学的表述的命题。

H.德曼始终认为，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唯一准确的表述。而且H.德曼公然宣称，由于疾病、物质困难和其他原因，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80]

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但是，企图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说成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作品，当然只能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含义：贬低《资本论》和系统地发展并严格科学地论证他的学说的其他著作的意义。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描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据说继之而来的便是“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意味着歪曲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康斯坦丁诺夫说得完全正确：“无论我们怎样高度评价青年马克思的早期手稿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基本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原理和成熟本质，并非仅仅包含在这些手稿中，甚至并非主要地包含在这些手稿中。”[8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真正含义和意义，只有把它跟马克思的先前的著作，特别是后来的著作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加以理解，因为后来的著作不仅发展了，而且纠正了这部早期著作中的基本命题。德曼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出发来评价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认为这些后来的著作的基本论点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若干命题不相容，是这些后来的著作的缺点。

H.德曼的分析方法显然违反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精神。他断章取义地抓住只言片语，把它们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经典著作中系统地加以发挥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的术语看作是对它们的内容的恰当的、明确的表达，并且归根结底把马克思变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唯物主义的敌人。

我们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已经指出，马克思当时虽然已经论述了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却还未自称是唯物主义者。H.德曼利用这种情况宣称，马克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使精神和物质都从属于“那个处于既受动又能动、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整体性中的更加无所不包的生活现实”的“实在论者”[82]。这样一来，马克思便被H.德曼变成了一个非理性主义的“生活哲学”的拥护者了。“生活哲学”把生活这个概念宣布为基本的哲学概念，说这一概念似乎可以使人超越精神和物质这种片面的对立。H.德曼之所以需要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作这样的解释，是为了把唯物史观不是解释为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学说，而只是解释为研究社会的反思辨的方法论。

H.德曼在他的文章的开头断言，马克思所使用的“物质”、“物质的东西”这些词，表示的是实在的、具体的、感性的东西。他在文章的结尾宣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基础。随着私有财产和异化的消灭，人的需要、感觉和情绪，跟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一样，重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的活动的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动机，不是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只有在作为非人化的形式的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才占统治地位——而是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最完美的表现则是人对人的爱。”[83]这种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同资本家所特有的对利润的追逐混为一谈的感伤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还居然冒充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解释说，劳动、生产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的基础。H.德曼这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却硬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持有这样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社会成员的需要、感觉、情绪决定着社会历史过程的推移。在这里，他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的需要不是与社会历史过程无关的：需要的多样性，它们的质的规定性，是受这一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制约的。

H.德曼的观点是在40年前提出的。我们之所以特意如此详细地谈论他的观点，是因为正是这一观点特别清楚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反对者极力要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跟他的成熟著作对立起来的意图。

这些以科学的彻底性自夸的研究者们，怎么敢于把马克思的这部未完成的、残缺不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家知道，它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跟《资本论》这样的主要著作对立起来，这也许是令人费解的。但是问题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逻辑，迫使它的敌人不得不采取显然不合乎逻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