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绪论中已经说过，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跟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立起来的做法，现在采取了抹杀二者之间的差别这种相反的形式。毫无疑问，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法，要比简单地、显然是故意地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置于马克思后来的所有研究著作之上要更为高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根据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法，硬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已经包含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中了。举几个例子来看吧，这些例子，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可以清楚地表明这种解释的主观主义的、与科学性背道而驰的、极端别有用心的性质。

1837年，还在柏林大学读书的19岁的马克思，就曾在给他父亲的饶有兴味的、内容丰富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习、思想，以及对黑格尔及其门徒——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的研究。这唯一一封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确实是说明他的思想经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个天才的成长，他对世界观的顽强探索，他对费希特和康德的哲学学说的批判态度，以及他企图掌握黑格尔辩证法的尝试。但是，不管这封信所具有的意义有多大，它也决没有给那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说解释者所作出的结论提供任何根据。例如，读者所熟悉的朗兹胡特和迈尔就断言，马克思的整个观点已经以一种萌芽的形式包含在这封信中。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可以从他青年时代的书信中所表述的一些论点（而且是唯心主义的论点）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大家知道，朗兹胡特和迈尔不顾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硬把这个学说归结为人道主义的一般理论。臭名昭著的反共主义者K.布罗伊尔的言论，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文献（包括他中学时代的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内）的这种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完成。按照他的说法，把马克思引向共产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已经“预先包含在他的个性的结构本身中了”[84]。十分明显，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内容，抹杀了它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所具有的意义。

大家知道，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分析和理论概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发表在《新莱茵报》等报刊上的论文和全部四大卷的《资本论》，都证明马克思的理论结论是以对大量事实的精密研究为基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们现在宣称，马克思在他的一切著作中，从早期著作到晚期著作，实质上谈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始终没有超出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并且显然没有考虑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发展趋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创始人所天才地把握和概括了的历史现实割裂开来，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说（据说它的基本原理在青年马克思的最初著作中就已经“预先形成”了）由于它的“来历”而不可能具有科学的性质。例如，前面提过的R.塔克尔就曾公然宣称，“马克思的最初的体系”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明马克思后来的一切著作，因为后者都不过是前者的变形。按照塔克尔的意见，马克思现在已经表明他“并不是一个他想成为的那种分析社会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学家或宗教思想家之类的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旧观点，日益让位于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伦理的和宗教的观点体系的观点。”[85]

前面所考察过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当然决没有给他得出的这种结论提供任何根据。马克思早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就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了他的无神论立场。但是，塔克尔却把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人对人的剥削并非永世长存，关于阶级社会将让位于无阶级社会的论点，说成是他的学说的“哲学的”要素。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对这一论点作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证。但是，在资本主义辩护者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的科学观点，无论如何只能是一种“宗教的”信仰。

R.塔克尔把马克思跟对人的个性的一切压抑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把马克思争取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社会解放的热情斗争，解释为主观的、伦理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反对者把马克思是追求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家和杰出战士这一事实，解释为蔑视对社会问题持科学态度的必要性的“主观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是以革命的科学理论为根据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缺乏科学性的革命理论的本质区别。列宁曾经写道：“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86]

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革命性和科学性是根本不相容的。的确，这二者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范围内是不相容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由于它的具有阶级局限性的内容，在原则上是非科学的。但是，工人阶级，由于它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没有阶级的局限性，因而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论家制定出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仅不希望这一点，而且也不能理解这一点。法国的右翼社会党人M.吕贝尔写道：“马克思是通过伦理的使命而达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他不是通过长期的研究而把握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的、历史的条件和可能性之后才‘科学地’达到社会主义的。”[87]这一论断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强调了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伦理动机，说马克思主义是首先给资本主义宣告死刑，然后才对之加以论证的学说。M.吕贝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理论，即论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以前，就已经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了。由此M.吕贝尔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但是问题并不像吕贝尔之流所认为的那样简单。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看到其某些因素的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88]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批判是非科学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的周密研究，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亦即在一定条件下是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因此，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所采取的理论立场的辩证否定，是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系的抽象否定向具有历史的和经济的根据的具体否定的过渡。

列宁说：“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89]可以理解，列宁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评价，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其说是用经济学的论据来论证的，不如说是用人的本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这一点来论证的。因此，不仅应当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继续，而且应当看作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早期著作中所特有的一些思想的放弃。

再举一个例子。法国社会学家M.罗丹森企图援引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证明，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和一切意识形态一样，不是在长期一贯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有偏见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M.罗丹森把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同他的社会政治倾向加以比较对照，公然宣称：“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全从属于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还在他没有开始写作他的那些成熟著作的时代，就已经表述了他的哲学信念。”[90]M.罗丹森对马克思哲学学说的这种看法，抹杀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发生本质变化这一事实。马克思在他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哲学学说，并且用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新原理把它丰富了。

但是，罗丹森论点的错误，不仅仅在于他把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说成是被意识形态倾向预先决定了的僵固不变的东西。把哲学同社会政治观点对立起来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哲学总是表现一定的社会利益，当然，哲学的内容不仅仅在于表现一定的社会利益，它还在本质上为一定的社会利益所规定。没有社会倾向、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哲学是没有的。论证这一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一个要素。

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是同怎样一种意识形态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们恰好在M.罗丹森的文章中看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前所述，马克思是从预先作好的意识形态选择出发的。这种选择的起源在于一定的传统——十八世纪的传统。他所选择的价值，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平等、博爱。”[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实现这一事实，决不证明这些理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这些理想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M.罗丹森的口味呢？M.罗丹森绝对不能接受“社会可以根本改造”[92]这一马克思的观点。他无条件地拒绝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代替他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德育、技术进步等来缓慢地加以改善”[93]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总之，M.罗丹森对马克思的责难的核心，不仅仅在于马克思在他的哲学中服从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事实。M.罗丹森责难马克思，是因为他的哲学没有跟着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跑。他把对社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排除了通过教育、德育和技术进步来“改善人”的东西，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M.罗丹森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并且把这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纯科学的、非意识形态的解释。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之所以重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是为了把这些著作中现实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固有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装模作样地赞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时期的一些著作的特征强加给已经发展了13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如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的，在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占中心地位的异化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性著作作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这种两面派的态度。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最初25年，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包括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任何哲学；他们认为从哲学上论证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作为一个原则是不科学的，因而在原则上放弃了这种论证。俄国的民粹派分子尼·米哈伊洛夫斯基在19世纪末曾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事实的堆积”，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的或社会学的理论。考茨基在回答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的来信时写道：“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学说，而是一门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94]

近三四十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已经不能否定，于是资产阶级批评家们就企图通过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存在，来为自己谋利益。现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断言，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过是一种哲学，而且是思辨哲学。按照这种最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都不过是从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概念——异化概念——思辨地演绎出来的结果。他们说，马克思虽然从经济、历史、政治的各种事实出发，通过这些事实的相互联系、运动和发展，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天才的分析，但是这些事实不过是在论述异化理论的时候特地选出来的例证、实例罢了。

按照这种观点，阐明事实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但是在这些事实还没有被研究和分析以前，这一理论就已经创立起来并且完全形成了。这些批评家们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对事实的科学概括。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就这样把作为对世界历史过程的天才理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或者变成黑格尔主义的一个变种，或者变成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学说，或者变成存在主义一类的非理性主义理论。

J.伊波利特写了一些十分有名的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是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界非常流行的那种用黑格尔异化理论来解释科学共产主义这种手法的创始人之一。他写道：“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异化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和源泉。我认为，从这个概念出发，把人的解放规定为人在历史过程中反对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不管这种异化采取什么形式）的积极的斗争，就可以最好地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95]

J.伊波利特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结构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结构实质上是一致的。右翼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P.邦奈尔走得更远：他要借助于异化范畴来“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位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理论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文中宣称，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固有的；正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马克思“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关于人和历史的一定的基本概念”[96]。当然，这个“基本概念”就是异化概念。

P.邦奈尔无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观点的对立，硬说马克思也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人的生活在历史还没有实际上克服这种异化和自我分裂状态以前，将具有二重的、受了内伤的、异化的性质；在这以前历史实际上要一直继续下去”[97]。但是，马克思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的异化、关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于劳动人民走向社会解放（这种解放决不意味着历史的完结）的现实道路的观点，是跟P.邦奈尔强加给他的思辨公式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们已经考察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一般异化）概念跟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的关系。黑格尔哲学中有关资本主义进步的对抗性质的个别猜测，是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学说毫不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也和它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继续。列宁针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道：“总之，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了，成了古董。”[98]

事实正是如此。但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却仍然援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异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异化理论在从黑格尔哲学向根本不同的另一思想境界过渡当中不过起了中介环节的作用罢了。

J.卡尔维兹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这部大部头的专题著作中再三证明，只有异化概念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钥匙。他在谈到《资本论》的时候说：“在马克思的整个这部著作中存在着真正的统一。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从黑格尔接受下来的异化这一哲学范畴，构成他的成熟时期的这一巨著的骨架。”[99]他接着说：“马克思把异化问题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资本论》不外是包括经济思想领域的异化在内的根本异化的理论。”[100]按照这一观点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是由宗教异化的分析和世俗异化的分析这两大部分组成的。宗教异化是人的生活的最初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根子则在《旧约》关于原罪的神话中。至于说到世俗的异化，那么它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物质的形式和精神的形式（如经济、政治、哲学等）——被这位天主教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说成是以人脱离上帝为本质的宗教异化的派生的、世俗化的表现，而社会的异化就在于人脱离类。这样，J.卡尔维兹的下述并不完全令人信服的论断也就可以理解了：“宗教和宗教异化的本质，就表现在资产者和公民之间存在着对立。”[101]

J.卡尔维兹的著作的最后一章《天主教会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概括地解释为在基本内容上是宗教的，而只在形式上是非宗教的学说。J.卡尔维兹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旨在使人摆脱异化和使人能跟自然界和社会实现和解的革命调停的思想。”[102]J.卡尔维兹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来源于基督教，因为由基督来实现的神的调停的思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调停者。基督在实现着应该由无产阶级来实现的革命。”[103]十分明显，对马克思主义作这样的解释，自然要使它起初被归结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内容，接着被完全偷换成神学的说教，并且把这种说教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资产阶级解释者，并非全都把宗教世界观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是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从马克思的这一早期著作出发，无视它的具体的经济学的内容，把它描绘成跟社会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毫不相干的、思辨的推理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十分欣幸地强调指出，马克思好像事先已经预见到了他的这部作品将会遇到怎样一些批评者。他在这部手稿的序言中写道：“对于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我用不着再来保证，我的结论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完全经验的分析得出的。”[104]

大家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考察了工资、资本的利润、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私有财产和劳动、地租、货币等问题。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还分析了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斯密、李嘉图及其学派的观点。老实说，这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马克思就从这个基础出发，研究了异化劳动问题。[105]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才使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中不占重要地位甚至根本没有地位的新问题，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这些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资本对劳动的统治问题、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问题、社会发展的自发力量对人的奴役问题、废除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然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却不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他据以得出新的结论的那些事实材料，硬把他们从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思辨公式强加给马克思。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发的异化概念，首先具有反思辨的性质，其次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辟专章来详细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这一事实，不知为什么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所忽视。然而正是这一事实直接说明，马克思是有意识地用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唯物主义的、具体历史的观点来同唯心主义的异化理论对立的。费尔巴哈曾经那样大书特书的宗教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几乎根本未予考察，因为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各种异化形式的物质的、经济的基础。

乍看起来也许以为，异化劳动概念是马克思通过给黑格尔的（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加上具体的经济内容而创造出来的。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问题的实质在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批判，使得马克思能够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之为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劳动异化这一事实揭露出来。马克思写道：“我们已经从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异化这样一个经济事实出发。我们已经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106]因此，马克思强调说，他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改造而得出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只是使马克思想到进行这种改造的可能性罢了。

因此，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容归结为异化学说，这不过是想把马克思主义贬低到它已经超越了的那些学说的水平的一种巧妙的手法罢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所有那些把科学共产主义同异化理论等同起来的人，都不认为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本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批判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归结为异化及其克服问题的做法。正是在同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指出了关于异化及其克服的学说不是理解和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适当形式。在那些用异化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只起着从属的作用，并且主要用来说明那种表现为支配着人的物的关系（因而也表现为物化了的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107]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在把这个学说解释为思辨的观点体系时，往往表示自己赞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右翼社会党的批评家们在玩弄阉割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容的同样把戏时，宣称必须用基于事实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或者号召完全放弃完整的理论，以便免得成为……教条主义者。资产阶级思想家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则摒弃它，这种反常的情况说明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攻击唯物主义辩证法，硬说它是跟唯物主义不相容的，因而马克思的方法似乎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作为旧观点的新证明，被利用于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斗争。新托马斯主义者J.霍梅斯企图援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证明，马克思的辩证法迄今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因为人们有时把它看成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的学说，有时又把它看成是科学思维的理论。J.霍梅斯断言，辩证法不是发展的理论，而是异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描述人的本质的不断分化以及人的本质要求克服这种自我异化的倾向。J.霍梅斯写道，辩证法是“人摆脱他的自我异化的道路”[108]，是“历史的人的心醉神迷的物化”[109]，而“人类的古老的、神秘的假宗教的梦想”[110]则是这种物化的起源。

J.霍梅斯试图证明，主体—客体这种关系只是作为异化的结果而存在的，而辩证矛盾则不过是人的本质和它的异化了的存在之间的对立。劳动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被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这一切都被强加给马克思，并且都被宣布为从马克思的劳动观（即认为劳动是人借以改变外部世界和自己的本性的活动）推演出来的东西。J.霍梅斯最后得出结论说，所谓马克思接近于了解的异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人的存在朝着自己的属神的创造主的运动，因为原罪不言而喻就是异化的根源。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由于马克思始终停留在思辨的和人本主义的异化观的立场上，所以他既没有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没有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而，他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即马克思虽然写出了整整四卷的《资本论》，实际上却没有给社会主义以真正经济的和历史的论证。关于从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制度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不可避免性的原理，不过是关于异化的发展和克服的学说罢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如A.迈尔和M.G.朗格）认为这个学说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的人（如法国的天主教存在主义的指导者E.穆尼埃）认为来源于浪漫主义史学，有的人甚至认为来源于基督教关于原罪和救世主复临的说教。

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从思辨的异化观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分工、城市和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等的学说。他们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及根据对于各种社会形态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上述诸问题，都说成是从异化这个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概念引申出来的纯思辨的结论。十分明显，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说得更准确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曲解，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就其来源来说，都是跟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毫无直接关系的。J.伊波利特就明确表明，他希望通过“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客观的（！！！）分析”，来弄清楚“可能克服马克思主义”[111]的前景。他在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思想：“我们打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种唯心主义理论揭示出来。现在就不妨提出马克思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12]

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常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修正都是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引起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自从马克思主义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并从工人运动中排除了马克思以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以来，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就不断地在修正马克思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利用的借口，而并不是原因。朗兹胡特、迈尔、H.德曼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其他机会主义解释者，在这一著作发表以前就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宣扬非阶级的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他们就利用这部卓越的但还不属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作品的个别表述，来把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不仅为了正确地理解这部著作，而且为了正确地理解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必须对这个神话加以揭露。

（刘丕坤 译）

[1] 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1964。

[2] 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的第一部分“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3] 马克思：《博士论文》，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 同上书，献词部分。

[5] 同上书，64页。

[6] 马克思：《博士论文》，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 同上书，64页。

[8] 马克思说：“哲学体系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为实现自己的冲动所鼓舞，它和其余方面进入了紧张的关系。体系本身的内在满足及其圆融性便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的光的东西就成为转向外面的燃烧着的火焰。”（同上书，65页）

[9] 马克思：《博士论文》，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0]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自称为“实证论者”的是一些反动的哲学家、封建浪漫主义反动思想的宣扬者（赫·海·魏塞、弗·巴德尔、伊·哥·小费希特等人），他们与黑格尔相反，断言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哲学被“实证论者”说成是不能证明它所研究的客体的实在性的一种理论。从这个意识上说，他们把哲学说成是“反面的”知识，并把基督教教义作为“正面的知识”同它相对立。显而易见，“实证论者”捍卫德国存在过的封建关系，而且还力图恢复这种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

[11] 马克思：《博士论文》，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2] 马克思：《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哲学史笔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197页，1956。

[13] 同上书，196页。

[14] 同上书，196页。

[15]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233页，北京，三联书店，1963。

[16] 马克思：《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哲学史笔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203页，1956。

[17] 同上书，203页。

[18] 马克思：《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哲学史笔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211页，1956。后来，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给拉萨尔的信里极其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原理：“甚至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形式的哲学家那里，例如在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真实内在结构与他自觉地用以表达这种体系的形式也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229页）

[19] 马克思：《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哲学史笔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212页，1956。

[20] 马克思：《博士论文》，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1] 马克思：《博士论文》，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2] 同上书，6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5]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6] 同上书，38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册，252页。

[28] “说到来自舒岑施特拉斯（指马克思在柏林住过的一条街。——引者注）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布鲁诺·鲍威尔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哈雷年鉴》上卓越的、决非耶稣会派的文章。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发表一种思想，说拜占庭国家实际上是基督教国家；我像一个警察似的鉴证了这个思想，并且查询了它的护照，而后发现它原来也是来自舒岑施特拉斯。可见，你是一所思想的商店、制造厂，或者用柏林的话来说，是塞满思想的牛头。”（同上书，2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册，255～257页。

[30] 马克思在1842年3月5日给卢格的信中说：“由于萨克森式的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要印我的《论基督教艺术》显然将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篇文章本来是应该作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而出版的。”（马克思：《给卢格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241页，1956）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册，261页。

[32] 恩格斯在1842年6月15日给卢格的一封回信中说道：“我根本不是博士，而且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不过是一个商人，普鲁士国王的一个炮手。因此，请你给我免掉这个尊号吧！”（恩格斯：《给卢格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513页，1956）

[33] 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的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第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斗争”。

[34]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罗素：《自由和组织的对立》，194页，纽约，1934。

[37] 阿·梅耶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英文版，105页。

[38] 《国际哲学评论》，法文版，315页，布鲁塞尔，1958。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9～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卡拉茨基（Β.П.Калацкий）在《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载《莫斯科大学学报》，1959（4））一文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1）不了解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不了解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在改造社会秩序中的作用；（3）不了解社会实践在人们认识其周围世界的过程中的作用。”按照卡拉茨基的论断，既然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者不具有这种直观性，那么，就必须认定唯心主义者了解生产实践、群众革命实践活动等的作用。大家都十分清楚，对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就是它与马克思所说的非直观的唯心主义的区别）作这样扩大的理解，显然超出了马克思所谈的范围。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同上书，60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同上书，59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7] 同上书，61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斯密士：《今日的思想家》，英文版，201～202页，1950。

[50]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2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51] 《列宁全集》第11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2] 选自《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3] A·德·威廉斯：《含混的哲学，莫理斯·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333页，卢昂，1967。

[54] K.A.梅吉尔：《马克思的哲学中作为共同体的民主》，参见《第十四次国际哲学大会文件》第2卷，74页，维也纳，1968。

[55] E.穆尼埃：《存在主义导论》，90页，巴黎，1947。

[5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7] 同上书，80页。

[58] 同上书，111～112页。

[5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1] 同上书，48页。

[62] 同上书，77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5] E.蒂尔：《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3页，哥丁根，1957。

[66] E.梅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3页，杜宾根，1957。把青年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政治意义，往往是进行这种对立的人们所十分清楚的。

[67] H.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产生》，250页，莱茵河畔诺伊维特，1962。

[68] H.B.阿克顿：《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参见《国际哲学评论》第12卷，721页，1958。

[69] G.贝斯：《从1844年手稿到神圣家族》，载《新批评》，102页，1964（5）。

[70] 同上。

[71] M.布尔：《异化—哲学人本学—马克思批判》，载《德国哲学》杂志，316页，1966（7）。

[72]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M.雅诺维契在谈到我的论述异化问题的著作时写道：在奥伊泽尔曼看来，没有必要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说成是要求用“伦理社会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发现”（M.雅诺维契：《苏维埃思想中的异化和青年马克思》，载《斯拉夫评论》第26卷，第1期，39～40页，1967（3））。的确，跟雅诺维契之流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不同，我根本不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重新解释”（或者干脆说“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我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进行“伦理的”批判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著作的优点，而是马克思不久后予以彻底的批判和克服的缺点。

[73] S.朗兹胡特、J.迈尔：《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意义的新理解》，参见《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第1卷，ⅩⅢ页，莱比锡，1932。

[74] S.朗兹胡特、J.迈尔：《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意义的新理解》，参见《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第1卷，ⅩⅩⅧ页，莱比锡，1932。

[75] 同上书，ⅩⅩⅩⅢ页。

[76] H.马尔库塞：《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资料》，载《社会》杂志，136页，柏林，1932（8）。

[77] H.马尔库塞：《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资料》，载《社会》杂志，137页，柏林，1932（8）。

[78] 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276页，1932（5）。

[79] 同上。

[80] 参见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275～276页，1932（6）。

[81] 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和人道主义》，参见《马克思主义和现代》，164页，莫斯科，1968。

[82] 参见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272页，1932（6）。

[83] 同上。

[84] K.布罗伊尔：《青年马克思，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64页，科伦，1954。

[85] R.塔克尔：《卡尔·马克思。他的思想从哲学到神话的发展》，2页，慕尼黑，1963。

[86] 《列宁全集》第16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87] M.吕贝尔：《卡尔·马克思。思想评传》，114页，巴黎，1957。

[88] 必须强调指出，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第二阶段，即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揭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伦理批判的毫无根据。例如，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在提到孟德维尔的学说时写道：“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然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种唯物主义的提法充分说明了把不道德视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原因的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的软弱无力。

[89] 《列宁全集》第1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0] M.罗丹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思想》，69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9。

[91] M.罗丹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思想》，7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9。

[92] 同上书，7页。

[93] 同上书，7页。

[94] 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载《斗争》杂志，452页，1909（10）。

[95] J.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47页，巴黎，1955。J.伊波利特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行了显然违反事实的哲学解释，硬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结构和基本内容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结构和重要思想的再现。“跟黑格尔的现象学一样，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生产者把自己异化为商品和货币；这种根本的异化形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扮演主角的资本。人所创造的资本把人转化为自己的机能的附属物，开始在历史过程中支配人。”（同上书，147页）J.伊波利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的这种极其肤浅的类比，等于抽掉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天才经济学著作的真正内容。这一点是用不着证明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积累、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学说——这一切都被轻易地忽视了。总之，他断言马克思是用资本的异化这一经济学的命题，代替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异化的理论。

[96] P.邦奈尔：《黑格尔和马克思》，载《社会主义评论》，315～319页，1957（10）。

[97] 同上书，321页。

[98] 《列宁全集》第55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9] J.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319页，巴黎，1956。

[100] 同上书，320页。

[101] 同上书，162页。

[102] 同上书，601页。

[103] J.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598页，巴黎，1956。

[10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5] J.奥尼尔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经济学的事实，而不是一个现象学的事实。”（J.奥尼尔：《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历史是人的历史》，参见《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文件》第2卷，102页，维也纳，1968）这一情况使马克思的观点区别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发挥的观点。

[10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7] 因此，H.拉姆的如下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耐人寻味的是，在确实是‘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的《资本论》中，哲学家们称之为‘异化’的那个东西……成为解剖‘市民’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H.拉姆：《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参见《国际哲学评论》第12卷，241页，1958）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从商品这个经济范畴开始的。说他从异化开始，这就等于用适用于各种不同现象的一般概念来偷换那个作为马克思研究对象的具体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

[108] J.霍梅斯：《技术爱》，37页，弗莱堡，1955。

[109] 同上书，50页。

[110] 同上书，19页。

[111] J.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42页，巴黎，1955。

[112] 《法国哲学协会通报》，178页，巴黎，19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