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两个范畴对于理解认识的本质和过程，对于正确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一系列逻辑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范畴还能帮助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来解决实际任务，使我们善于在历史地变化着的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条件下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

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两个范畴的问题，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其意义首先在于，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一切经院哲学，坚决反对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历史发展基础、脱离不断进步的社会生活实践来研究理论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所创立的新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其决定性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实践、把革命地改造世界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他们不是把理论和理论认识看作是孤独自在的力量，而把它们看作是进行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因此，他们断然否定那种（像马克思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时所说的那样）超乎历史时代之上、以自己头脑的运动代替对实际的社会历史运动的描述的抽象逻辑推断。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切论断、一切理论原理的真理性的主要标准，在于它们同历史地发展的实践是否相一致，在于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因此，为了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践和生活这一基本要求，就必须正确地解决历史的和逻辑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对于理解科学的创造性，反对科学中的教条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科学，只有当它估计到生活和实践中的新材料并通过本门科学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反映这些材料时，才能得到发展。对任何一门科学来说，把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割裂开来，就意味着它停止前进，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生活的需要和要求。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对于现代哲学中两个对立阵营的斗争，对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实在的历史现实失去联系的抽象逻辑推断，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同实证主义对于揭示客观的合乎规律的现实发展逻辑的概括性理论的仇视和睦共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揭露这种反科学的哲学，有助于我们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现实。

一、历史的和逻辑的二者的统一

正确地解决历史的和逻辑的二者之间的统一和相互联系问题，就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复杂的辩证关系，既避免了纯粹的逻辑推断的危险，也避免了对现实肤浅的经验主义地平铺直叙的危险。

“历史的”或“历史的东西”，必须理解为不依赖于意识、不依赖于认识的主体而存在的、在历史上发展着的、不断变化着的客观现实本身。历史的这个范畴反映客观世界在历史上的可变性。“逻辑的”或“逻辑的东西”，是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是现实在思想中的摹本、摄影，是思想向客体运动的一定次序。

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两个概念也表示两种不同的研究现实的方法，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统一的，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紧密联系着的。在这个统一中，历史的东西，即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决定逻辑的东西，而逻辑的东西则反映历史的东西，这就是说，它对历史的东西来说是第二性的。

关于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个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的认识论问题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因此它可能根据确认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个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加以解决，而且也正是由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个观点加以解决的。

以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逻辑概念和事物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科学地理解逻辑的和历史的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的前提和条件。把认识的逻辑和客观世界的逻辑完全割裂开来的哲学唯心主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严重障碍。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逻辑的东西是不以现实世界的内容为转移的纯粹的形式。大家知道，在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的哲学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逻辑是关于不以现实为转移的纯粹的思维形式的学说，康德在谈到逻辑的时候说道：“它抛开悟性知识的一切内容，抛开悟性知识的对象的差别，而只研究纯粹的思维形式。”[2]他又说：“逻辑是一门不从物质上而只从形式上研究理性的科学，是一门研究思维的必然规律的先验科学……”[3]

从康德那个时候起，把纯粹逻辑形式同客观现实对立起来的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流行。

黑格尔曾经批判过康德的逻辑形式主义。黑格尔正确地断定，逻辑形式应当是有内容的。黑格尔的哲学第一次试图把逻辑同世界的发展史和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史联系起来，这是黑格尔的巨大功绩。但是，黑格尔认为概念的发展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把历史的东西从属于逻辑的东西，歪曲了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在他看来，现实的历史发展是概念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因此，黑格尔的哲学，由于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就不能给予逻辑先天论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马克思主义（它利用了黑格尔逻辑中有价值的方面）才能给予逻辑先天论以决定性的打击，并且创立了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辩证法的辩证逻辑。

在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中，逻辑形式主义，即认为逻辑形式脱离客观世界的这种看法达到了顶点。现代唯心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是，他们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自然界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是进行那种有意识地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逻辑推断。列宁曾经指出，最新的资产阶级哲学专门研究认识论，其目的是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曲解科学材料，维护信仰主义。列宁的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现代专门研究逻辑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认为，逻辑是一种同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东西，逻辑创立它自己的规律和原则，而不下降到“平淡无奇”的现实中去。唯心主义的逻辑妄图确立一种为现实所必须遵从的必然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逻辑的必然性存在。

现代唯心主义逻辑学家宣称，如果在解决逻辑问题时必须求助于现实，那么就证明这种逻辑有弱点。

现代唯心主义逻辑的代表人物之一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可以用逻辑来解决的问题，都能够立刻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处于必须通过对世界的直观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境地，那么，这就说明我们正走在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上。”[4]

由此可见，唯心主义的逻辑学家并不把逻辑的东西看作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即生活本身的客观逻辑的反映和表现，而把它看作是纯粹的、由于同现实没有任何接触而“洁白无瑕的”思维。

与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逻辑的东西同事物的实在关系割裂开来。列宁指出，甚至初等的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最普通的逻辑的“格”，也是事物的普通关系的反映。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可能有逻辑规律。

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以及发展了形式逻辑学说的后来的唯物主义者，都把思维的逻辑形式看作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马克思以前的旧的唯物主义者都很了解：逻辑概念之间的关系、逻辑的概念和判断的联系应当反映事物本身的关系和联系。斯宾诺莎把这一唯物主义原理很好地表述为下面一句著名的格言：“思想的次序和联系也就是事物的次序和联系。”[5]

但是，旧的唯物主义者不了解事物的联系和关系在历史上的暂时性和可变性。因此，他们的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的学说中实质上甚至没有产生过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个问题是辩证逻辑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在初等的形式逻辑中产生，因为形式逻辑不从现象和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中，不从它们在历史上的暂时的方面来考察现象和事物，因此，形式逻辑也不从逻辑思维形式的发展和转化中来研究逻辑思维形式。

辩证逻辑的实质在于从事物的发展上研究事物，因此，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即概念的逻辑反映事物的历史发展的问题，对于辩证逻辑来说，自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确切反映现实、关于形式（逻辑的东西）同内容（活生生的、永远变化着的、永远发展着的生活和实践）相适应的问题。

列宁特别强调辩证法和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统一，因为只有在思维中反映客观的发展规律才能够提供唯一科学的逻辑。列宁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到事物的辩证法，而且要看到概念的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

概念不是在人的头脑中随意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同现实发生关系并不是从理论方面开始的，刚好相反，人们在实践上同现实发生关系乃是他们的理论活动的起点和基础。概念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总结、概括现实生活中、实践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因为实践在历史上是发展的，所以概念也就作为这样一种“纽结”而产生，这种“纽结”把社会实践已经达到的一定历史阶段在人的意识中确定下来。

列宁曾经责备普列汉诺夫不了解辩证法就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列宁所指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没有注意研究辩证逻辑，没有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列宁所指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的不了解，也表现在他的活动中的孟什维克时期的政治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表现在他喜好用纯粹逻辑的方法引申出某些见解，而忽视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实践。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个一般论点出发，把1905年革命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加以类比，用纯粹逻辑的方法得出结论说，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应当是资产阶级。他们对1905年革命中各个阶级的作用和阶级力量对比所作的全部分析的基础，就是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割裂开来，而不善于在概念的逻辑中反映第一次俄国革命时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逻辑的东西理解为历史的东西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这种理解使得我们能够仔细地估计生活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能够根据新的历史情况把一般概念和一般公式具体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对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提法，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的。正如这个报告中所指出的，如果根据帝国主义必然产生战争这条一般原理，用纯粹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说在现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错了。这个结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没有估计到新的历史条件：现在除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发展着；争取和平的力量壮大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制止战争。

关于个别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先进力量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并把议会变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的途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个结论也是由于精密地估计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历史条件而得出的。

无论是防止战争的手段问题，还是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的问题，都是完全按照辩证法的要求，从这些问题的历史发展中来加以把握的，这也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统一。

一般同特殊、单一之间的复杂的辩证联系，是逻辑的和历史的在认识中的统一的表现之一。一般是大量特殊的和单一的现象过程所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但是，如果认为根据这一点就可以直接用纯粹逻辑的方法从一般中引申出特殊和单一，那就不对了。实际上，一般总是通过特殊和单一而折射出来的。例如，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共同性，在各个国家中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实现的，而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由一定国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果只是在一般公式上兜圈子，而不去研究单一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比如说，不去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特殊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并且根据这种研究来把一般公式具体化，那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经验，不能理解中国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的途径。

列宁指出，企图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列宁一贯要求具体地、根据那些必然使一般规律发生变化的历史条件的特点来运用一般规律。

总之，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统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所决定的。逻辑的东西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摹本，因此，它不能同事物的实在联系相对立，而必须同这些联系相一致，必须是这些联系的表现。但是，现实世界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中，现实世界是变化和发展的，是由每个事物和现象中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而引起的旧质态向新质态的过渡；因此，思维的逻辑和逻辑发展必须在概念中把这种情形反映出来；科学和政治斗争的范畴必须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是人类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表现。这也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深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二、逻辑的和历史的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逻辑的和历史的二者的统一，也就决定了这二者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既然逻辑的和历史的是统一的，那么认识的逻辑进程就必须是所研究的对象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映。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在逻辑的东西中简单化地、不辩证地反映历史的东西，如果看不到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在统一的范围之内的差别、矛盾，那就是错误的。要正确地理解逻辑的和历史的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估计和考察问题的这两个方面。

认识的目的是发现事物的真相，正确地认识事物就是要辩证地考察事物：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中来了解事物，从产生事物并使它具有某些特征和属性的那些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事物，总之，不要把事物当作现成的东西来把握，而要把它作为一定的运动和发展的结果来把握。这是认识的规律，这个规律使我们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剥掉那一层掩盖事物真实本质、常常使人容易看错、使人得到错误认识的外壳。这个认识规律不是人的头脑臆想出来的，而是自然界本身、客观世界本身反映到思维中的。

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现象不是一产生出来就具有完成的形态，它们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下产生，经过复杂的演化过程，它们现有的状态是以前的全部发展的产物。因此，要认识这些现象，就必须追溯它们的产生，它们借以产生的条件，研究它们发展的各个阶段。

列宁曾经拿国家问题作例子，极其深刻而鲜明地揭示了这个认识规律。国家问题是社会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现成的东西，那么就很难回答下列问题：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现象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等等。这样就会把国家看作是一切社会组织所不可缺少的特性，是人们之间达成协议或订立“契约”的结果，等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故意把这个问题弄得很混乱，以便对劳动人民隐瞒剥削者国家的真实本质。列宁说：“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6]

接着，列宁表述了这一适用于任何问题的一般的认识原则：“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7]

列宁具体地运用认识的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的原则来考察国家，阐明了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国家是在社会分为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强力的机关，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关于思维本身的科学，只有从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上来观察现象，把现象看作是以前的全部发展的结果时，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例如，关于动植物物种的知识、关于有机界的规律性的知识，只有当达尔文主义这门科学从产生和发展上、从相互转化上研究有机物物种以后，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也是由于它指明了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和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列宁指出：“他指出共产主义问题，也正像例如一个自然科学家提出某种新的生物变态地发展问题一样，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变态如何产生出来以及按照怎样一种方向变化着。”[8]

认识本身的产物、思想过程本身的产物，如果当作现成的东西来考察，而不从产生和发展上来研究，那么，它们也会成为不可解释的事实。例如，如果脱离认识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研究概念，那么就会认为概念不是概括自然界实在的现象的结果，不是像实际上那样的对生动直观材料的概括，而是像唯心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不依赖于客观世界的独立的力量。

总之，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上来研究事物，要求研究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由此就可以得出一个对于解决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在认识具体的事物和现象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逻辑的东西，总体说来，必须是这些现象和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事物的实际历史发展从哪里开始，思想的逻辑进程也就该从哪里开始，而逻辑分析的整个进程应当再现事物发展的基本历史阶段。因此，那些概括事物发展进程的科学范畴和概念，也应当是现象的历史联系的反映，应当根据所研究的对象的实在历史互相引申出来。

当然，认识的逻辑进程同现实本身的历史发展的一致，决不可按照黑格尔的精神来了解，决不可了解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必须了解为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在概念中的反映。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这一辩证原则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科学认识的每个领域提出了一个正确地建立概念和范畴的结构或体系的标准。任何一门科学都是通过一定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来概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但是，对于每一门科学来说，不仅制定那些反映现实的本质方面的概念和范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建立这些概念和范畴的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意妄为的余地，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是不以研究者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极其严格的逻辑。例如，门捷列夫创立元素周期表，从最简单的化学元素排到越来越复杂的化学元素，就不是任意妄为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科学原则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结构的逻辑，从比较简单的元素到复杂元素的排列，反映了自然界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自然界不断复杂化的过程。虽然门捷列夫本人还不知道化学元素的可变性和可转化性，但是，他在他所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中捉摸到的而且再现出来的正是自然界在历史上的可变性。任何一门科学都是这样：概念、范畴和规律的排列次序有严格的客观基础，提供这个客观基础的，是逻辑的东西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概念的逻辑发展反映现实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辩证原则。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统一的原则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以从科学的分类，即确定每一门科学在整个科学的体系中的位置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上看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科学往往是根据任意选择的一些偶然的特征进行分类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关于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关于逻辑的东西反映历史的东西的学说，提出了解决科学分类问题的可靠的指导线索。

每一门科学（或几门科学）都研究物质运动的一定形式，而物质运动的形式在历史上是不断复杂化的，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地不断发展的。因此，科学的分类或每门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就由物质运动形式发展的历史顺序来决定。一门科学向另一门科学的过渡，必须反映一些运动形式向另一些运动形式的实在的历史转化。恩格斯写道：“正如一个运动形态是从另一个运动形态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态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必然一定是一个从另一个发展出来。”[9]

根据这一关于科学分类问题的唯一科学的观点来看，比如说，如果把生物学这门科学摆在科学阶梯的底层，而把物理学和化学摆在上层，那就错了，因为生物运动形式，即生命，是历史上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是在物理和化学过程的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当时认为，自然科学的分类应当从力学这一门研究最简单的运动形式的科学开始。但是，现在已经发现一种在历史上先于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的新的运动形式，这就是微观粒子（如质子、电子等）的运动。显然，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一致和统一的原则，要求对科学分类作一定的修改，要求把研究物质的元粒子及其运动的科学摆在研究宏观物体的各门科学之前。

十分明显，社会科学应当摆在科学建筑的上层，因为社会和社会生活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在所有各种运动形式之中产生最晚。

可见，科学分类的逻辑，完全以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统一、逻辑的东西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原则为依据。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依据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和一致而进行科学研究的伟大范例，列宁始终要求利用马克思的方法的这一天才的范例来解决辩证逻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列宁指出《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概括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分析的榜样。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于《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运动，作了如下的简单图式：商品——货币——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列宁给这个图式下了这样的评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10]

上述的图式表明，马克思从表现最简单的关系的经济范畴开始研究，然后进而研究那些确定商品生产的更发展和更复杂的关系的范畴。商品是一种比货币简单的关系，货币是一种比资本简单的关系，而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关系，又一个比一个简单。

在这里，认识运动的逻辑就是：首先必须研究最简单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复杂的关系。例如，不研究商品及其矛盾，不研究这些矛盾的发展、价值形式由单一的或偶然的形式到普遍的和货币的形式的发展，就不可能理解货币这个高级价值形式的本质。思维不由简单的向复杂的运动，即不由货币向资本运动，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因为资本的产生是以货币所有者的存在和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即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这种唯一“财产”的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一范畴，表现着比一般商品的范畴（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范畴开始进行分析的）更为复杂和发展的关系。

由此可见，认识的逻辑即思维的逻辑本身要求从简单进到复杂。但是，这个逻辑不是偶然的，它的根据不是它自身，而是它所反映的实在的现实和生动的实践的发展，现实和实践是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在逻辑上之所以能够通过研究商品及其矛盾来了解货币，这是因为在实在的现实中，货币就是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不了解货币的真正本质，他们甚至没有从商品、商品交换和最简单的价值形式的发展中引申出货币这一范畴。因此，他们对于货币就产生了拜物教的观念，认为货币具有一种能够增添货币的魔力。马克思剥去了货币的“神秘的”外壳，指出货币是商品及其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

换句话说，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资本等的严密的逻辑运动，反映着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即由简单的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运动过程。而且，正是这个过程决定了上述的经济范畴的逻辑运动。

马克思自己在谈到由货币到资本的逻辑转化时写道：“这个转化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转化。资本的古老形式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总是发展着货币。而从货币中或从掌握着生产的商人资本中就产生出来真正的资本。”[11]

马克思首先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才研究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运动的逻辑是符合现实的历史运动的，从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和货币职能等的发展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逻辑的东西同历史的东西的这种符合。

关于为什么要把对价值的理论研究放在对生产价格的研究之前这个问题，马克思写道：“不说价格和价格变动要受价值法则的支配，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并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也是与事实完全符合的。”[12]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按照价值进行的商品交换是出现在按照生产价格进行的商品交换之前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作的一个结论，即关于由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一抽象思维规律同现实历史过程的关系的结论。马克思曾举例证明，简单的范畴是表示在较复杂的商品生产关系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最简单的关系的。马克思写道：“所以，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是符合于现实的历史过程的。”[13]

但是，马克思没有把由简单到复杂这一思想运动的原则绝对化，他指出由复杂到简单的运动也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加以说明。

列宁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继续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他的研究中，极其严格地遵循着逻辑分析同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原则。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帝国主义进行逻辑分析时，没有脱离垄断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他以深刻的历史内容充实了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他所作的研究的逻辑本身，整体说来，反映了帝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马克思一样，列宁把逻辑和历史结合在一起，他通过分析旧的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把经济范畴的逻辑和历史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表述如下：“生产集中；由集中而产生垄断组织；银行与工业融合和混合生长，——这便是财政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财政资本这一概念的内容。”[14]

帝国主义是从它以前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有些人认为可以撇开这一点来理解帝国主义。列宁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与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15]如果说帝国主义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变成了与它们自己相反的东西（例如，自由竞争变成垄断），那么也只有对垄断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内部辩证关系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垄断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内部辩证关系，是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阶段作了准备的。

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极其激烈地反对布哈林的一个建议。布哈林建议只把关于财政资本的说明载入新党纲之中，而把涉及旧资本主义的一切叙述完全删掉。列宁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书本式的理解，是脱离旧资本主义转变到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脱离现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一种极其有害的逻辑。在逻辑上“纯粹的”帝国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但是，在现实的帝国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是同垄断并存的，自由竞争在新的阶段上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列宁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16]

列宁证明，脱离现实的历史发展而单纯从逻辑上来描述资本主义，这种做法在实际解决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问题时，也会产生极大的害处，采取布哈林的建议，会使人不能了解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甚至否认中农的这种作用。因为，如果不指出帝国主义是从旧的资本主义中，是从那些还保存下来同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一起的旧的商品经济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那怎样看到中农的存在呢？“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17]

在分析苏联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时估计到这条认识规律，是极其重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范畴不表现而且也不能表现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例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积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等范畴就不符合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把这样一些范畴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现实，那就是使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脱节。为了对苏联经济进行理论上的概括，需要制定一些能够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点的新的经济概念和经济范畴。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社会主义积累、农业集体化和按劳分配等，就是这样的经济概念。这个例子表明，概念和范畴具有历史性，它们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永远具体的社会实践在理论上、逻辑上的表现。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进程所造成的那些客观前提和主观前提下产生的。社会主义不能一下子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它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旧的残余逐渐地消失，逐渐地为新事物所代替，而某些旧的、客观上还必需的形式则为新的内容所充实。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但是，这已经是另外一种商品生产了，它为巩固社会主义和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目的服务。在我们这里已经消灭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但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在从理论上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现象和过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概念和范畴中再现历史发展的复杂的辩证法，从旧到新的转化的辩证法，以便一方面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关系的特点，另一方面表现出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因此它还不能完全没有旧东西的“胎记”。

换句话说，概念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概念的这种灵活性不决定于它的“自身发展”，而完全决定于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决定于在研究和叙述的逻辑中反映着现实本身的辩证转化。这是辩证逻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辩证逻辑使我们能够运用活动的、“流动的”、灵活的概念，确切地反映现实的客观辩证法。

但是，在强调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和联系时，如果把它们的相互关系了解为完全的统一，而不估计到它们的统一像任何的统一一样是有差别的统一，那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