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一个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从抽象（不发展的、贫乏的规定）上升到具体（充分发展的、丰富的规定）的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虽然他所发现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即极抽象）和极其简单的，然而理解它却要比成功地分析（当然，只是接近成功）其内容和形式晚得多。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2]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因而，与那种总是从具体的直接给定的东西开始并结束于从这个给定的东西中分解出某些抽象的规定的研究方式不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一种叙述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方式。换言之，这是一种在思维中再现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的方式，这个发展过程是这个研究对象从低级的、萌芽的形态（按照马克思的术语，即它的“细胞”）到最发展的、最高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术语，即到“已经发育的身体”）的运动，我们从说明恩格斯在叙述自己的《自然辩证法》时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开始，然后转而考察某些高等学校教科书是怎样写成的，其中，一些是特殊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实际上是按照已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写成的；另一些是一般科学（辩证法）方面的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这种方法相反的。但是，首先需要说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所作出的两个原则上非常重要的发现。

（一）两个发现

1873年春，恩格斯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它是恩格斯进一步研究自然科学辩证法的基础。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写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3]

恩格斯发现了下述事实，即全部自然界整个地贯穿着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把自然界所有各个部分彼此间都联系起来了。达尔文在生物学方面和门捷列夫在化学方面所作出的那种发现，恩格斯却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

在恩格斯之前，无机界中的所有现象起初都充满着“自然力”的概念，后来出现了“能”的概念和各类运动的“能的形式”的概念，这些概念统治着整个非生物界。但是，生物界却不用这些概念来规定，概念被认为是与非生物界截然分开的特殊的东西。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把全部自然界，无论是无机界，还是有机界，统一为一个整体呢？恩格斯发现了这个概念，即更为广泛的“运动形式”的概念。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的思想，关于物质和运动的统一的思想是有指导意义的。

运动的形式（全部自然界就意味着物质本身及其各种运动形式）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天体和地上物体的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当摩擦和碰撞发生时它就转化为热运动，即出现了物理的运动形式。在某种环境中物理的运动形式就转化为化学的运动形式，换言之，就发生了化学反应。后来英国学者海顿在校订《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译文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恩格斯的思想：“当将火柴在粗糙的表面上轻轻地擦时，它只是变热了。可是当用力擦的时候，它就燃烧了。在第一种情况下，机械运动就转化为热的（物理的）运动，在第二种情况下，物理运动就转化为化学运动。”当化学运动越来越复杂化，并且达到了自己发展和复杂化的最高阶段的时候，会进一步发生什么事情呢？恩格斯回答说，那时它会演化出生命，即过渡到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生命形式。

在第一个发现之后又过了三年，恩格斯作出了第二个发现，其意义并不亚于第一个发现。它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从物质和运动的统一与不可分割的思想出发，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每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只适应于为该种运动形式所固有的同样特殊的物质形态；并且反过来也是一样，每一种物质的个别形态只严格地适应于与它相对应的一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形式对应于质量（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物理运动形式对应于分子（以及假设的“以太”粒子），化学的运动形式对应于原子，生物的运动形式对应于生命的物质负荷者——蛋白质。由此，恩格斯把生命定义为蛋白质的存在方式，定义为蛋白质的化学反应过程。

现在，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渡，从运动形式的一种特定的物质负荷者向另外一种特定的物质负荷者的过渡，相应地从研究它们的一门科学向另外一门科学过渡，这每一种过渡都是按照等级的阶梯通过辩证飞跃的途径实现的。

恩格斯写道：“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愈来愈稀少和不显著。”[4]

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自然辩证法》设想为对他那个时代的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种总结，同时他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总结是运用从抽象（低级、简单）上升到具体（高级、复杂）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的，而逐渐向前发展的全部过程恰恰是通过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普遍形式实现的。

这里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恩格斯选择什么和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全部自然科学的“细胞”，即作为发展的起点？第二，恩格斯是怎样想象这个发展过程本身——从发展的起点（最抽象的）转变到越来越复杂和高级的（比较具体的）那个阶段——的呢？他是怎样想象这个转变的“机制”的？第三，他把什么认为是并且为什么认为是作为整个发展过程最高点的“已经发育的身体”？

我们力求回答这三个问题。

（二）最初的“细胞”

恩格斯把运动物体的简单的位置移动这种机械运动作为他所研究的自然界全部发展过程的最初的“细胞”。机械运动是最平常、最普遍、最简单和“最大量的”自然现象，每个人都很熟悉。恩格斯写道：“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5]

而后，恩格斯指出了机械运动的最广泛的普遍性，他说：“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的，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移动。运动形式愈高级，这种位置移动就愈微小。位置移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性质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首先必须研究位置移动。”[6]

在这里，恩格斯所做的事情，正如生物学上的细胞理论的创立者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发现细胞是所有比较复杂的有机体及其器官构造的基本单位，而同时认为细胞是所有这些高级有机体的共同的起源。换言之，对于所有的生物，他们都确实认为：首先，它们全部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其次，它们全都起源于细胞。因而发现它们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起源上都是统一的。

与此相类似，按照恩格斯的意见，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形式，因而它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简单的机械的位置移动产生的。它们一旦从机械运动形式中产生以后，就以超越的，或采用黑格尔的说法，以“扬弃的”形态把机械运动形式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用现代的概念来说，分子运动存在于一定聚集态的宏观物体内部，原子运动存在于分子内部，也就是说存在于宏观物体内部，电子运动存在于原子内部（原子壳层上），也就是说存在于分子和宏观物体内部。

在恩格斯看来，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本身包含着较为发展和复杂的运动形式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的萌芽。恩格斯写道：“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7]并进而写道：“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8]

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有一段札记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这个矛盾，这个矛盾的萌芽已经包含在最简单的机械位移中了。恩格斯写道：“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9]

在这里所谈的是同一和差异之间的辩证矛盾，在同一内部不断出现差异，即对象或关于对象的概念与其自身的绝对同一的不断扬弃。其实，所有的变化都是这样。对任何事物说来，这样的变化，由于它比机械的位移复杂，即由于它是“高于机械运动的”，因而它具有内在的性质；物理的（从热的开始）、化学的，特别是生物的变化是发生在变化着的事物内部，并且据此可以发现外部的表现。相反，机械的位移具有纯粹外在的性质，并且不触及发生位移的事物的内部状态。

在运动形式不断发展和复杂化的过程中，事物空间位置的外部变化转变为它的内部变化，这样，发展过程就超出了机械运动（“全部发展的最初的细胞”）本身的范围，相应地，上述的矛盾也从外部转移到内部，因而深化并扩大了，向前发展了。

如果考虑到一切运动的相对性，那么作为自然界全部发展过程的“细胞”的机械运动所包含的矛盾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因而它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发生位置移动，那末这种位置移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10]

在这里已经谈到了关于运动的源泉问题，即关于这样一些因素的问题，这些因素引起这个过程并导致解决其内部固有的矛盾，以及使这个旧的矛盾转变到更高更复杂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新的矛盾。

恩格斯不仅在关于无机界运动形式的简略的计划中，而且在关于整个自然界（确切地说，“我们的宇宙岛”）发展的扩大的计划中都考察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飘**在宇宙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11]

这样，机械运动实际上就是“细胞”，包含着更为复杂和更为发展的运动形式的矛盾萌芽。

（三）发展的“机制”

当把机械的位移确定为这样的“细胞”时，就提出了一个任务，即研究从这个“细胞”转变为“已经发育的身体”的整个途径，从抽象（“细胞”）上升到具体（“已经发育的身体”）的全过程，其实，这就是所说的向前发展的过程（沿着上升路线的运动），正如恩格斯指明的那样，这个向前发展的全部过程是不断地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

在这里就出现了下面这个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情况：每一种运动形式发展的最高点同时就是下一个阶段更为复杂的运动形式发展的起点。这就意味着，在每一种运动形式的范围内的发展过程迟早要到达自己的最高点，在这一点上对这种运动形式来说“已经发育的身体”达到极限，同时又成为下一个运动形式的“细胞”。换言之，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过程超出了这种运动形式的范围。

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的一般“机制”，从旧质向新质的过渡，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渡的“机制”就是这样。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这个“机制”在物质及其运动发展的最低阶段，即在机械运动情况下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因为运动总是相对的，机械运动迟早会由于运动着的物体之间的接触而停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物体之间的这种接触的形式，或者是激烈的碰撞（打击），或者是长时间的摩擦，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的机械运动消逝了，转变为热的（内部的）运动。

恩格斯写道：“碰撞和摩擦。力学把碰撞的作用看作纯粹转瞬即逝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每次碰撞时，都有一部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而摩擦无非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它不断地把机械运动转化为热（摩擦取火在远古时就已经为人所知）。”[12]

正像机械运动本身是所有更为复杂的（“超机械的”）运动形式的“细胞”一样，已指出的机械运动转变为热运动的那两种方式（碰撞和摩擦）也是在自然界的“超机械的”领域里由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的两种形式的萌芽（“细胞”）。例如，从点滴**的物质凝聚态转变为汽化态，可以在临界条件下，或者通过激烈的沸腾（甚至是过热**的爆炸）的途径，或者通过**的缓慢蒸发的途径来实现。原子核物理的反应，例如铀的核裂变，同样可以或者通过爆炸（在原子弹中）的方式，或者通过平稳的反应（在铀反应堆中）实现。化学反应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的：在一些条件下硝酸甘油可以爆炸，在另一些条件下它则平静地燃烧。

这两种方式在生物学中也表现出来：新的物种，一般说来，是通过长期进化产生的，也可能由于现存的形式发生了突变而产生出来。当然，这种情况与那种根据所谓物种学说的“新”观点，认为一个物种由另外的物种“生出来”的幼稚的和根本错误的观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需要记住，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转变（飞跃）的方式实际上是无穷多的，迅速的碰撞和长期的缓慢的过渡只是那种飞跃的两个极端的情况。

总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做机械运动的物体的接触引起了两种运动形式——比较简单、低级的（机械的）运动形式和更为复杂、高级的（热的）运动形式的接触。物体的可见的、宏观的运动转变为肉眼看不到的、微观的运动，并且以构成这个宏观物体的大量分子的热运动的形式继续下去。因而，机械运动的终点（最高点）和物理（热的）运动的起点（最低点）正好在这里相遇，并且这两个点正好重合。运动形式发展中的这个衔接点同时具有两重性的表现，使恩格斯有根据把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力学。在概括从固态向另一种聚集态转化时，恩格斯指出：“在气体的运动中，在蒸发过程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因此，在这里就要造成转化”[13]，即从力学转化为物理学。

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自然界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从热和重量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在现在是差不多已经确定了。”[14]按照恩格斯的理解，热和重量的冲突也就是排斥与吸引的冲突。

在自然现象的发展和复杂化的更高阶段上，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衔接较少采取简单的方式，并且已经不是通过运动着的物体的直接的外部碰撞的途径实现了。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在伽伐尼电池中实现的电化学过程，在那里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而在电解槽里进行着由电能转变为化学能的相反过程。

在这两种情况下，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电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之间似乎发生了碰撞，并且这个“碰撞”是以它们的相互转化为前提的；两个非相对运动的物体接触时，外部的、机械的和内部的、热的运动“碰撞”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这里，也同样发生了物体的外部接触。例如，在伽伐尼电池中由不同的金属材料制成的不同的金属薄板的接触，或者是在电解槽中电解质溶液的不同元素的接触。但是，这种接触不具有外部碰撞和摩擦的性质，而是具有不同强度的内部物理运动的物体接触的性质。

这时候，在电的（或一般说来物理的）运动中也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已经发育的身体”：当电运动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最高点时，就越出了自己原有的范围，并且进入了化学过程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已经发育的身体”表现为“电的作用和化学作用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15]，这种联系“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16]得到了实现。

上面我们已经援用了恩格斯的关于边缘科学的定义，在那里一种运动形式达到了“已经发育的身体”阶段之后，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并成为它的“细胞”。

根据这一点，就像把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力学一样，恩格斯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物理学。在《自然辩证法》出版后不久，化学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谢苗诺夫院士强调指出了这个定义的精确性和深刻性。

结果便得到了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的连续的系列，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机械的形式（“细胞”）上升到无机界范围内的最高和最具体的——化学的形式（“已经发育的身体”）的连续的系列。在下面一段札记中恩格斯说明了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系列，“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按照情况分化为热、电等等的分子运动。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果。在一定的阶段上，这一切都转变为永恒的分子变化，即化学变化。”[17]

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超出了物理形式的范围，并且过渡到化学现象的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指明的那样，是在整个自然界（即“我们的宇宙岛”）的历史中实现的。恩格斯在谈到太阳系中的个别天体变冷时指出：“随着进一步的冷却，互相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就出现得愈来愈多，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力开始起作用，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现在在化学上互相分别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化合起来。”[18]

过渡到化学领域时，运动形式发展和复杂化的过程是与作为化学运动形式的物质负荷者的化学物质的发展和复杂化的过程密切联系着的。在循序发展的同系的、同成分的、同构异性的有机物的系列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机物的络合物和缩合物的系列中有多少种在发展和复杂化的程度上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有多少种在发展和复杂化的程度上不同的化学运动形式与之对应。

同上述的情形一样，当发展过程达到了某一个临界点时，化学运动的最复杂化的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临界点对于这个化学运动形式是最高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个更高的更复杂的运动形式的最低的起点。恰恰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发展过程超出了非生物界（无机界）的范围，而进入了生物界（有机界）的领域。这个飞跃的“机制”是与生物运动形式的物质负荷者的形成相联系的，恩格斯认为这一物质负荷者是蛋白质。他指出：“当化学产生了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象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就是说，它要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生命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另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19]

在这个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又重新出现了前面已指出的那个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萌芽已经包含在简单的机械位移运动中了，在简单的机械位移运动中物体同时既在又不在确定的一点上（或更一般地说，在确定的状态上）。现在，在有机生命的阶段上，这一矛盾以更高级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指出：“……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20]依据恩格斯的观点，在整个自然界的发展中就这样出现了生命，他指出，如果在单个的天体上“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21]。

既然恩格斯把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力学，而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物理学，那么，进一步推广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去考察科学及其对象时，他就把生物学定义为蛋白质的化学。这样，化学运动复杂化的那个最高点（终点）同时又作为生物运动的最低点（起点）便一致起来了。

现在，可以把这些运动形式想象为一个从机械运动开始，依次发展到生物运动形式为止的一个完整系列。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说明了这个系列中的每一种运动形式所具有的变化特征，而这种变化是与该种运动形式的物质负荷者的变化一起发生的。在分析某一门科学研究领域中发生的不同类型的反应时，这些特征就显露出来了。恩格斯指出：“反应，机械的、物理的反应（换言之，热等等），随着每次反应的发生而耗尽了。化学的反应改变了发生反应的物体的组成，并且只有在给后者增添新量的时候，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当然是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在有营养补给的前提下，但是这种营养补给只有在同化之后才发生作用，而不象在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22]这样，《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线索就显现出来了，根据它的简略的计划草案就可以得到这个基本线索。正像前面所说的，扩充这个计划就可以更进一步，不仅可以包括从化学反应转变到生命，而且可以包括从自然界的生命转变到人。

（四）“已经发育的身体”

生物界发展的最高点同时就是在自然界的范围内运动形式发展的最高点，一般地说，也就是发展过程超出了自然界的领域而进入到人类历史领域。恩格斯认为，这个最高点正是高度发展的类人猿，它们是现代的灵长类（类人猿）和人的共同的遥远的祖先。

为了表明这个自然界的最高的“已经发育的身体”同时又是下一个人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细胞”是怎样达到的，必须注意到在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分化的性质，分化的结果实现了向下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过渡。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事物的分化，还在化学的范围内就发生了。在这里它的最重要的趋向是发展过程的分裂为二（分化），即分化为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经过地球化学过程导致非生物界（无机界）的形成；第二个分支导致生物界（有机界）的形成。发展过程超出了化学的范围，这个一直在化学中潜在着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并且形成了自然界进一步发展的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无机界（地壳及其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另一个分支是有机界（地球上的生命）。

辩证运动路线的分裂为二（分化），又进一步在这两个分支中的每一个分支内部实现着。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其中的第二个分支，便可以发现：当发展过程的两极化形成两个分支的时候，一直寓于前一种运动形式内部的潜在着的矛盾就明显地公开起来，并且以从中形成两个分支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特点是，这两个分支中的一个导致向更高阶段的转变，并且最终超出了本阶段的范围。我们把这个分支称为有前途的。相反，另一个分支不能导致向更高阶段的转变，并且完全停留在该阶段的范围内。我们称它为没有前途的。

生物界的分支是有前途的，非生物界的分支是没有前途的。在进一步分化为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过程中，生物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属性。恩格斯写道：“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23]可见，在这里发生了发展路线的特有的分化，分化为有前途的（动物的）和无前途的（植物的）两个分支。在谈到自然界客体的各种群的双重性质时，恩格斯指出：“有机体：（1）植物，（2）动物。”[24]

恩格斯认为，这个分裂及进一步深化的基础是生物界已出现的各种形态在质上的继续分化。由于形成了核和膜，从无定形的蛋白质中产生了第一个细胞的时候，就同时奠定了整个有机界形态形成的基础。根据古生物学的材料判断，最初发展起来的是无数种类的单细胞的原始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25]

恩格斯着重指出，这些脊椎动物的主要特征是，“整个身体都聚集在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26]所有这一切就是运动形式及其物质负荷者的那种自我分化的具体表现，这种分化只是从发展过程超出了简单的机械运动的范围并进入在质上更丰富的“超机械的”运动形式的领域时才开始。恩格斯写道：“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27]

在《自然辩证法》扩大的计划中，这个原理被简要地表述为：“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28]实际上，我们遥远祖先的生产劳动已经是那样一种——社会的、本质上特殊的、在自然界本身中所遇不到的——因素，它使发展过程超出了自然界的领域并进入社会历史的领域。因而，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29]

因此，在这里我们又重新看到，由于刚刚开始形成的人，生物界才达到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最高的、最终的、最具体的顶点），它同时又作为社会历史的“细胞”（最低的、发源的、最抽象的始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从自然界到人的辩证飞跃，实现了从全部自然界的运动形式（包括生物的运动形式在内）到社会运动形式的辩证的飞跃。恩格斯正是选择了这一点，作为使他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密切结合起来的衔接点。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个衔接点包含的内容是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0]。《自然辩证法》的最后一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有一段正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

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概括了19世纪末以前所取得的全部自然科学知识成果。这部书从自然界中进行着的最简单的（机械的）运动开始，以同人相联系的最复杂的运动结束，这样，发展过程便完成了从自然界领域向社会历史领域的飞跃。

恩格斯就是这样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运用于分析自然科学，这个辩证方法是以考虑到从低级上升到高级、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基础的。某些浅见的研究者有时把《自然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其实，这部著作的最有价值的和永存的东西，并不是这些实例，而恰恰是在这部书中恩格斯所成功运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虽然这部著作整体说来尚未完成，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却贯穿在全部著作中，贯穿在它的每一篇论文、每一个片断和每一篇札记中。

由于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他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从而作出了许多预见，正是在这些预见中最完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下一章我们就谈谈这些预见。

二、天才的预见

辩证法在恩格斯那里，就其全部实质来说，是面向着现在和未来，而不是面向着过去的。然而，恩格斯对科学史始终是有兴趣的，因为过去的科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去推测科学发展规律性的过程，使之有可能了解科学的现在，并展望科学的未来。恩格斯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和在辩证地概括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思想，并且他的许多卓越的预言在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也被辉煌地证实了。这一章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在科学的衔接点上

首先，恩格斯预见到在以前各门独立科学的衔接部分应该发生的情况，这些部分当时还未曾被研究过。从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可以预见到科学发展进程将向着掌握这些衔接部分的方向发展，向着建立新的边缘学科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联系，应该回忆一下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作出的那个发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恩格斯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转化问题和与此相应的各个邻近学科之间的转化问题。换言之，从那时起恩格斯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几乎完全超出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视野的问题，即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边缘的领域，在那里实现着各种不同的、直到那时还彼此孤立的运动形式（相应地，各门学科）之间的衔接和相互过渡，完成着它们之间的辩证飞跃。正是在那里，恩格斯预见到一些新的卓越的发现，正是在这些边缘领域里所进行的研究给了一把钥匙去揭示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的本质。例如，只是在热运动和机械运动，即分子的机械运动之间的联系与转化被揭示和证明了的时候（开始是借助于热的机械理论，后来是借助于热力学和气体的动力学理论），热的本质才第一次被理解。

但是，这里所研究的仅仅是自然科学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个衔接点。无论是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领域，还是化学和生物学之间的领域，都仍然同以前一样未被研究过。我们且不谈处于生物学和历史（人类社会、人）之间的那个领域，因为一般说来在那里还没有建立任何的关于怎样才能实现从猿（自然界）到人（历史）的转变的概念。恩格斯的创造性的辩证思想恰恰集中在所有这些被忽略的知识领域，对它们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现实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本身的“机制”。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作出了一些最重要的预言，这些预言为自然科学以后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

首先应当指出，运用辩证方法所揭示的有关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道路及其最重要的趋向和前景的那个预见是什么。这里所谈的首先是在自然科学内部起作用的科学运动的两个主要趋向的汇合，这两个主要趋向是科学的分化及其整体化。在19世纪，这两个矛盾的趋向是彼此同时并存的系列，并且第二种趋向是用来补偿第一种趋向所引起的后果的。但是，恩格斯实际上预见的是这两个趋向的更深刻的一致性和相互渗透；因为如果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在于，由于新的（边缘的）科学部门的出现，各个基本学科之间从前中断了的部分将会被填满，那么科学的进一步继续分化将不像从前那样导致学科之间的分离，也不导致学科间相互差别的加深，而恰好相反，将导致各学科的结合，以及它们的彼此联系的加强，换言之，将导致它们的整体化。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愈益出现这种情形，因此也就愈益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个真正的科学预测。

与此相联系，需要考察一下恩格斯关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相互转化的具体领域的预见，这个预见被后来建立的物理化学及其电离理论所证实。

在物理学和化学相邻接的这个领域里，恩格斯实际上预见到要出现一个完整的新学科，它将专门研究这两个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在1882年写的《电》这篇论文中，以及后来在《电化学》这篇札记中，恩格斯详尽地论证了在化学和物理学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思想。以前在考察电火花对化学过程的影响时，物理学家常常宣称，这宁可说是化学上的事情；而在同一情况下，化学家则推诿给物理学家。恩格斯预言说：“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31]

这个预言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完全被证实了。在1885～1887年间，阿累尼乌斯建立了电离理论，这个理论用电解质水溶液的电离过程和性质解释了化学现象。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离子——带有游离电荷的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阳离子带正电，阴离子带负电。“离子”的概念恰好反映了化学和电的联系。

20年之后，列宁好像继续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他写道：“化学亲和力归结为电的过程已日益成为可能。”[32]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归结”一词，列宁是在“被引起”、“被造成”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为隐藏于电过程中的化学亲和力的本质被揭示出来了。

几十年之后，恩格斯为物理学、化学和当时还不存在的物理化学确定了发展前景的预见实现了。

在类似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恩格斯作出了另一个著名的预言，这个预言属于化学和生物学之间的边缘领域，也就是生物化学。这里出现了人工合成生命的问题。

恩格斯写道：“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它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以给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33]从自己提出的生命的本质是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的定义出发，恩格斯明确地设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途径。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这就是说必须从无机物中制造出蛋白体。只有查明蛋白体的成分和结构，化学才能够着手制造有生命的蛋白质。“如果化学能制造出这种蛋白质，使之具有在发生时就显然具有的确定形式，即所谓原生质的形式……那末辩证的转化也就在实际上被证实了，因而完全地被证实了。”[34]

至于说到在我们的行星上自然界的真实的历史进程，恩格斯指出，当温度已经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恩格斯补充说，我们今天还不知道。

恰恰是这个题目，成为在化学和生物学衔接点上产生出来的全新的科学知识部门的首要的题目。整体说来，沿着一百年前恩格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所确定的这个原则的道路前进，这些学科已非常接近于解决人工合成生命的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生物化学的出现，又推动了生物物理和生物有机化学的出现。它们与生物控制论一起，又导致了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的现象和本质。人工合成生命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核酸的发现和对它们在生命活动（代谢、遗传等）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已非常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它们对生命本质的定义作了重要的改正。总体说来，今天应该给生命所下的定义，已经不只是一种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而是广泛得多的生物聚合体的化学反应过程，除了蛋白质，还有核酸。然而，恩格斯的生命定义的基础被完全保留下来了。

至于说到在我们的行星上生命（有生命的原生质）形成的“先决条件”，那么，奥巴林制定的关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专门假说就是致力于以假说的方法阐明这些“先决条件”。在解决这个最复杂、最宏伟的科学任务时，奥巴林是从恩格斯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道路的辩证法的预见出发的。

恩格斯在预见那些应该在原先被彼此分开的各学科的衔接点上出现的过程和发现的时候，坚决反对机械论，而主张高级运动形式同低级运动形式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

恩格斯预见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竭力证明说，生命的基础只能是生物学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物理化学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对生命现象的阐明（而这就意味着揭示它们的本质），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然而，在恩格斯的时代，如果说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可以用力学的观点加以阐明，那么，对其余的生命现象作物理化学上的论证还几乎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显然，恩格斯很清楚，将来，尤其是当化学接近于实现从无机物到有生命的蛋白质的飞跃的时候，所缺少的对生命的物理化学的说明将被找到，并且将揭示出有机运动形式的本质。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生命在质上的特殊性不存在了，也不意味着可以把生命归结为化学，正如机械论者所断言的那样。尽管存在着生命（生物运动）本质的物理化学基础，但问题并不局限于查清生命运动与较低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之间在结构和起源上的联系。

查清这种联系对于认识更高的运动形式的本质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不足以穷尽它在质上的特殊性。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些低级的运动形式，并由它们历史地产生出高级的运动形式，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些低级的运动形式组成了高级运动形式，但是它们并不能够把高级运动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恩格斯曾经预言：“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35]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化学和脑过程的电生理学、大脑解剖学，以及心理学和控制论及其在大脑中进行的心理过程的模型实验方法等项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表明，思维的物质基础是在脑物质中进行着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但是思维不能“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正如机械论者所设想的那样），即它们在质的方面不能将思维包括无遗。

（二）物质的负荷者

在19世纪，化学达到了自己固有的对象——原子和化学元素——的限度，而且它用自己的方法不可能超越这个限度。物理学还只是积蓄力量来实现这个任务。当时许多学者认为，一般说来，原子乃是最后的、绝对简单的和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不可能再继续往下分割，而且原则上用任何方法都是不可分割的。恩格斯依据当时先进学者的意见，勇敢地捍卫了与上述意见相反的思想。他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很多化学家都同意“原子具有复杂成分这一观点”，“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宇宙以太，即光辐射和热辐射的媒介，同样地是由非连续的粒子所组成，但是这些粒子是如此地小，以致它们对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象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对力学的物体的关系一样……”[36]

恩格斯坚决批驳了那种机械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某种绝对不变的、“最后的”物质粒子，这些粒子就像一些砖块一样，仿佛整个世界就是由它们建成的。他写道：“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37]

从写下这些有预见性的意见的时候起，原子的可分性就被发现了，首先是放射性现象，即化学元素（也就是说，它们的原子）的天然衰变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其次，物理学发现了很多比原子更小的粒子，并且在这些粒子中间既有构成原子本身的粒子（原子核和电子），又有一批基本粒子，其中最简单的一些粒子（光子——光的“粒子”——和各种中微子）实际上是失去质量的（即没有固定质量或静止质量的）粒子，所以只是显示出恩格斯所说的“排斥”。当然，没有静止质量并不意味着，这些粒子丧失了物质性。

非常有意义的是恩格斯对电子的预见，这个预见是从原子具有复杂的结构及其可分性的预见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同时它还直接涉及了全部关于电的理论。在把19世纪80年代初上述电的理论的状况与同时期的化学的状况相对照时，恩格斯指出了当时关于电的理论的混乱状况，当时它不可能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正是这一情况决定了片面的经验在这个领域中占主导地位。

相反地，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现已达到的各种结果都具有了秩序和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有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象计划周密地围攻一个堡垒一样”[38]。因而，恩格斯写道，道尔顿发现了化学过程的物质负荷者——原子，它是间断的物质粒子，这就决定了化学科学以后全部的进展。也就是在这里，恩格斯预言说，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应该寻找电过程的物质负荷者，而关于电的理论应该建立在那个间断性思想的基础上，从道尔顿时候起化学就建立在这个间断性思想的基础上了。

可是因为甚至在显微镜中也不可能直接看到原子、分子，尤其是电的粒子，那么只有借助于理论思维才能够发现它们。因而，为了使电的理论摆脱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而陷入的绝境，就必须向概括实验研究材料的理论思维敞开大门，同时必须向辩证法敞开大门，借助于辩证法才能够洞察已研究过的电现象的本质。

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即“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39]

1897年，汤姆逊发现了电子，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同时完全证实了恩格斯提出的关于电过程本质的推测。一个基本上与道尔顿发现化学原子论相类似的事件发生了：间断性的思想进入了电的理论之中，从而引起了物理学中的革命。过了不久，由于1900年马·普朗克所建立的，并由在1905年引入光子（光的“原子”）概念的爱因斯坦进一步加以发展的量子理论，这个间断性的思想就进入了光的理论中。

（三）自然科学的道路

恩格斯在分析他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道路时，实际上已经能够描绘出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首先，非常卓越的是，在19世纪的条件下恩格斯就仿佛预感到了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深刻的“危机的”过程即将来临。而在他去世后，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列宁把它称为“物理学的危机”、“自然科学的危机”。这个危机具有哲学的性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的实质在于，在科学的旧概念和旧原理开始急剧崩溃和反动哲学向唯物主义加强进攻的影响下，某些自然科学家滑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立场上。这个“自然科学中的最新革命”所引起的转向唯心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初导致了物理学和全部自然科学的危机。

列宁指出了这个表现为所谓“物理学”唯心主义“危机”的两个认识论上的原因：第一，用数学精神征服物理学；第二，相对主义，虽然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但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恩格斯事实上已经预见到了这两个认识论的因素，它们在19世纪后半叶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特别是20世纪初就得到了发展。

关于第一个因素，恩格斯说过，数学就其全部抽象性而言，与现实世界也具有实在的联系，因为在它的运算过程，它的概念（这是一个方面）和现实世界的过程（这是另一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类似。“但是，只要数学家退入他们的不可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就显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40]

当然，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部门数学化的过程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数学毫无例外地向一切自然科学部门渗透，总要在它们中间引起巨大的积极的进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它们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某些数学家倾向于使自己的科学及其体系脱离现实世界的情况下，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危机的条件下，数学化就在哲学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恩格斯在1885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根据它的最初的一些迹象，恩格斯就预见了自然科学将要出现的危机。

关于第二个因素，恩格斯适时地表达了以下的意见，他写道：“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41]

假说和理论的更替，概念和原则的根本的急剧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这个结论本身不包含任何应受指摘的意思，相反地，它直接地迫使人们接受辩证法。但是，由于某些学者不懂得辩证法，由于他们缺乏辩证法的知识修养，这个结论就促使他们作出不正确的概括，认为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证明了在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任何客观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没有能力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样，由于对相对主义原理的片面的理解，主观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观点就开始渗透进自然科学之中。

恩格斯一直感兴趣并且特别注意的主要问题，即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问题，依照恩格斯的预见，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发展。从自然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所陷入的矛盾中摆脱出来的道路，就是在理解现代自然科学根本问题时抛弃形而上学并转到辩证法的立场上来。其实，在这里已经包含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和在其另一些哲学著作中所论述的关于“自然科学中的最新革命”的哲学意义。

20世纪初辩证法自发地进入了自然科学之中，这种进入是不彻底的。自然科学家们以自己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概念把辩证法带进科学之中，但自己却往往拒绝辩证法而转向形而上学。然而只有辩证法才能够给自然科学家指出摆脱所遇到的那些矛盾和困难的出路。因此，列宁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科学家们自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自觉地站到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来，否则，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使一部分自然科学家滚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泥潭中去的混乱局面。恩格斯本人经常指出，自然科学家本身必须掌握辩证法的问题。他着重指出，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到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并阐发这些规律。由于自然科学发展非常迅速，因而恩格斯认为他所从事的但尚未完成的著作（即《自然辩证法》）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因为自然科学家们终究会承认辩证法，并且将不需要使他们相信接受辩证法的必然性。“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42]

现代科学正是沿着恩格斯所确定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而且，幸运的是，恩格斯担心科学的进步会使他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失去意义这一点没有被证实。恰恰相反，科学越是向前发展，它就越来越在现代人的思想注意力前面展示出令人炫目的前景；一天一天完成的科学发现越是有重大意义，就越是有力地显示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情况，即区别真正的、成熟的科学和不健康的、不成熟的科学就在于它的预见能力。换言之，一个科学家的能力就在于依靠精确分析他当时的科学及其发展的趋向，从而预见科学在将来的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并以此指导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恩格斯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卓越的范例，它们表明恩格斯以怎样精通辩证法的最完美的技巧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作出了自己的预见，并且非常确切而深刻地在科学上论述了它们。如果说在这部著作中的许多部分反映了19世纪末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因而这些部分必然要丧失其意义，并且在目前只是保留有纯粹历史的意义的话，那么，恩格斯以其想象力把现在作为跳板洞察遥远未来的巨匠的本领，在今天仍然是最为大家所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在恩格斯本人所处的时代显得更为迫切。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需要向恩格斯学习的，恰恰是他具体地和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这种技巧和杰出的本领。

恩格斯不仅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他还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时，预言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43]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这些预言都得到了证实。征服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激光的出现，以及许多其他的杰出的发现和发明都证实，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殷登祥 等译）

[1] 选自《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三联书店，1980。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8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 同上书，408页。

[6] 同上书，408～40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 同上书，133页。

[9] 同上书，672～67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409～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1] 同上书，61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4] 同上书，371～37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6] 同上书，635页。

[17] 同上书，636页。

[18] 同上书，37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0] 同上书，133页。

[21] 同上书，37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4] 同上书，594页。

[25] 同上书，373页。

[26] 同上书，65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8] 同上书，358页。

[29] 同上书，374页。

[30] 同上书，50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35～6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2] 《列宁全集》第18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7] 同上书，637页。

[38] 同上书，45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1] 同上书，584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