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六月（1983）会议强调指出，教育新人，培养苏维埃人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列主义世界观，这是社会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如果不在人们的精神发展上下大工夫，那么要想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党的目的，首先是要把苏联人培养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使之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道德和情趣，使他们养成高度的劳动文明和行为文明。

解决党提出的这些新任务的主要的（往往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使人确立信仰、获得知识和站稳公民的立场。全体苏联人的精神面貌，都应当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道德为准绳。因此，反对资产阶级和“左”右倾修正主义“批评家”对我们的革命马列主义学说（其中包括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批判”的思想斗争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今年（1983。——编者注）是马克思诞辰165周年，从他开始从事科学、政论和政治活动算起，也已过去140多年。在这段充满急风暴雨、飞速前进的时间里——这段时间跨越了两个甚或三个重大时期——出现了多少人的名字，其中有政治家，有哲学和社会学体系的创立者，有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肇创者，也有思想家……所有这些人，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来去匆匆，他们一时间曾经闻名遐迩，颇具影响，有时甚至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后他们就全都（或者说是几乎全都）或迟或早地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名字也就被人忘却了。然而时至今日，经过了一百多年，马克思的名字、他的学说、他的思想却生命永在，今天围绕这名字、这学说和思想，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有人为之热血沸腾，也有人为之暴跳如雷。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被分成了两个基本的思想阵营：一个是拥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一个是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今天，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在美洲、非洲，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人的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感兴趣并为之焦虑的人中间，持中间立场的人是没有的，对马克思和列宁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持中立态度的人也是没有的。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的伟大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之最真实的表现。无论我们的敌人怎么讲，最主要、最基本、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的学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经受了一系列事件（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啊！）的考验。

在今天人们为之斗争，为之激烈争辩和讨论的问题中间，就有马克思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近15～20年里进行的理论斗争和展开的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且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或者至少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发表见解的人。这是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有些人断言，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学说，它是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出现并确立起来的，因此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互相排斥的。另一种关于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首先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继承了西方优秀的人道主义传统，而后，当他成了一位主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家，成了经济学家和《资本论》的作者，他就和人道主义传统决裂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愿研究青年马克思及其早期著作，而否定成熟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是和人道主义不相容的。

这些人对马克思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种错误的资产阶级观点，是由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实质。这种观点与另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者（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传播较广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内在联系，假使不是这样，那么上述观点也就不值一谈了。这后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全部人道主义本质的钥匙。而由于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和学生对这份手稿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可能而且也确实没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

这种指责虽未明言，但显然也是针对恩格斯的，因为恩格斯没有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今天这些青年马克思手稿的诠释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所以恩格斯没有发表这份手稿，而只是忙于准备发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首先是《资本论》第二、三卷。

如果把这种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意义和地位所持的看法引申下去，那么就得说马克思对下述情况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早些时候，他的学说的真正人道主义意义秘而不宣，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即在他的早期手稿发表以后，其学说的上述意义才昭示出来……如果把上述议论的逻辑推演下去，其结果必然如此。

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它在确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中所起的巨大的实际作用等持这种看法，恐怕未必正确。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伟大作品的感受会有所不同，今天我们可能会从中看到和发现我们以前没有看清或被忽视了的东西，这样讲多少还有点道理。说在不同的时期应当强调马克思学说的不同方面，这也是对的，但这并不适用于整个马克思学说的人道主义实质和人道主义方向。

不论我们对青年马克思的这份草稿评价多高，但这里边毕竟不全是甚至主要的还不是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也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之所以要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决不是因为发表了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是因为他的整个学说（列宁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我们这个时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取得了胜利。这种研究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关，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已经获得成功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生活中获得胜利有关。不是马克思而是我们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错了，错就错在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对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个人问题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马克思教导说，发达的形式给人们提供了理解不甚发达的形式的钥匙。不发达的形式中所包含的仅仅是萌芽状态的东西，像胚芽一样隐而不显，它在发达的形式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和完全的表现。不言而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早期著作与他的成熟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著述，首先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

除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外，这份手稿也是对新世界观的天才概述。这份手稿表明，马克思的学说和他的前辈及老师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联系，手稿也表明，马克思如何批判地克服了他们的观点，并开始研究自己的崭新世界观和他对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和动力，对人及其本质，对保证个人充分、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的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探讨具体的人——工人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即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中的状况。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本家（资本）和工人的相互关系，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讲了他的研究目的，即要揭示工人得以成为人的那种社会经济条件。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虽然是人，但由于特定的状况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自身，失掉了自己的人的本性。

通过分析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阐明了扬弃各种异化的原理，即关于人从宗教、家庭和国家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复归的原理。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就是消除异化劳动的基础和原因。生产者即工人将和自己的劳动产品重新结合起来，因为这时他的劳动产品已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之对立。劳动将由强制的劳动变成自愿的劳动，变成人的需要和展示他的精神力量的场所。人在劳动中将第一次感到他是幸福的，而不是不幸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写下了几行关于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激动人心的话：“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以上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天才思想。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在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社会学并站到科学的立场上之后，就和人道主义决裂了。人道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科学，科学和科学的理论具有认识论意义，其目的在于发现真理；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被曲解了的和被歪曲了的意识，它不具认识功能，而只能起到为阶级和政党的目的服务的功利作用。从1845年即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时起，马克思似乎就抛弃了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人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变种。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它把科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会使人得出关于世界、社会、人及人的本质的错误观念，因此它实际上是科学的对立面；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则是密不可分的，它具有科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科学理论同样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们看来，在解释“马克思与人道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之一，在很多情况下首先是出自于，不能历史地、具体地看待“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某些同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本质时，把它当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变种，其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正是在同各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难道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能够局限于探讨人的本质及其行为问题、异化问题和生命的意义问题，简言之，即局限于通常属于所谓哲学人本主义问题的范围？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会使马克思提出并将其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使二者等量齐观的人道主义这一崭新概念的真正外延和丰富内涵，变得贫乏并受到局限和歪曲。

由于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完整的世界观，这样就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人的认识的界限和范围，而这种扩大了的认识即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就在于，它为工人阶级的提高，为唤醒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之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做一个新世界即由人的新关系构成的世界的创造者，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

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学说，人类，首先是工人阶级，变得无比聪明。马克思的新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的主要之点首先在于，它揭示了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摆脱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压迫的规律、途径和方法，也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向全人类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行革命转变的途径和手段。

19世纪90年代初，当一位意大利出版商造访恩格斯，说他打算为准备出版的伟人名言录选一段题词，他想请恩格斯告诉他选取马克思的哪段话为好时，恩格斯建议他选用的就是上面引自《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话。恩格斯从这句话里看到了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关键。20世纪初，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纲领时，列宁同样认为必须把《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原理写进党纲中。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纲领草案的一个条文时，列宁写道：“如果这样说就更明确些：‘由整个社会承担的’（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了计划的执行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20]

继马克思之后列宁也把人及其能力、才干和禀赋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看作是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和主要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直都把人类及其命运和为其幸福而进行的斗争放在自己的心上。

有人说，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天才著作，但它似乎和人道主义毫无关系。事实上，《资本论》中包含的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所有著作包含的人道主义都要多出许多倍。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像斯密和李嘉图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第一次把商品交换看成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撕掉了资本主义社会用以掩盖人与人关系的拜物教帷幕，整套《资本论》从头至尾都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惨无人道的性质，这种关系奴役着生产者即工人，使他们注定要从事那种被迫的异化劳动，要遭受剥削。

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关于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等原理，从而对异化现象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作出了充分、明确和深刻的科学说明。马克思认为，一切形式的奴役、剥削和异化的根源，全在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异化）和私有制的出现，也就是说，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条件，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人们建立的社会关系和人们活动的各种产物统治着人，即过去的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脑力劳动统治体力劳动，货币和黄金统治劳动人民，统治千百万人的个性。

有人说，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今天的资本主义变得更有秩序、更有组织了，震撼资本主义大厦基础和破坏人们创造的生产力的经济危机几乎一去不返，贫困现象已不再那么咄咄逼人，而资本家、经理和社会学家也知道关注人们在企业中的关系了。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而今似乎已不再是毫无人性的和反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变化，即它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然而，垄断组织对人们的压迫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正在发生的财政危机和交易所行情的暴涨暴跌，就像地震仪一样证明，资本主义存在着地下的震动和深刻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说明它已经病入膏肓。资本主义在两代人的生存时间里就使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死亡8000万人，还有数亿人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和牺牲，比历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破坏和毁灭还要大许多倍。

在马克思写了《资本论》并揭露了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本性之后，资产阶级仍然还是一种反人民的、最不人道的势力。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都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它的破坏性和反人民的凶残本性。

不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都写了关于资本主义歪曲人的本质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表面上看来，更多地运用科学于资本主义生产并有了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先进的新技术，似乎应当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然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劳动创造了人，把人从动物界区分出来。人由于劳动，由于从事创造活动，因而高于动物之上。通过劳动和创造，能够而且应当表现出人的能动的本性。马克思是这样讲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讲的，然而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对待人、对待人的创造和人的心灵的呢？它是如何摧残了并且还在摧残着人们的心灵啊！因为它强迫人们日复一日地生产残杀和毁灭千百万人的手段，而最可怕的是，那些生产残杀和毁灭其他人的手段的人们，却把这看成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来源。所以说，资本主义惨无人道的反人民的本性，今天仍然还在表现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无比巨大的生产力，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并且还在疯狂地扩大威胁各国人民生存的破坏力量。

重弹悲观主义论调、对未来进行阴暗的预言，说什么战争是一切文明“不可分割的”因素，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们宣扬的东西。法国战争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一本叫做《战争与文明》的书中写道：“战争既是文明之子，同时又是文明的凶手，也是文明之母。”美国《未来学》杂志断言，未来是无法预言的。该杂志的一位作者Д.普拉特把今天的人类，比作一群正在木排上与激流瀑布搏斗的人们，因为水流早就把他们冲向那里。这位作者写道：“他们不可能而且也不必看到，哪块礁石或哪处漩涡是他们在途中躲避不了的，而哪一块礁石或漩涡又是能靠他们选择路线和善于驾驭木排而能够避开的。人类不能后退，但它可以运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知识，以避免显而易见的危险，选取最有利的方向。”

一些人所共知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理论认为，战争不是来自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本性，来自于人固有的所谓天生的侵夺性。这类理论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它们还会助长军国主义狂热。

马克思主义证明，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应当让人民了解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原因，而不是虚假原因；应当知道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侵略性的社会势力。众所周知，这种势力首先就是资产阶级垄断组织，世界各国人民应当进行反对上述势力的斗争。马克思所揭露和分析的那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对抗，目前正在日益尖锐化。今天，人类除了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别无其他出路，这条道路就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时代提出的一项最庄严的要求。

古希腊人创造了关于历史女神的神话，说她是所有女神中最嗜血的女神，她要驾着她的凯旋车，踏着血海尸山前进。资本主义已经提供并且还在提供大量证据，以证明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结束这种惨无人道的历史进程。今天，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和平和人类的支柱，才是各国人民的希望。

社会主义国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他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当然，这种新人还不是十全十美的。要改变人在多少世纪中形成的天性，要造就新人，这是一项比制造宇宙飞船更复杂、更困难的任务。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已经成了历史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人的天性会随着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而改变，它会在争取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斗争过程中发生变化。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个人的积极本质会得到表现，他的一切精神力量，一切能力、禀赋和天才都会得到发挥。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为个人真正自由全面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每一个苏联人和地球上所有先进的人们，将永远感谢德国人民，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165年前诞生了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天才——马克思。我们也将永远感谢德国革命的工人阶级，感谢他们以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鼓舞马克思去建立革命的丰功伟业。时间在流逝，然而马克思的名字和列宁的名字一起，将永远是全体进步人类的指路明星。未来的人将是什么样子，应当是什么样子？未来的人将和马克思一样，将和他的伟大继承者列宁一样。

（舒白 摘译）

[1] 选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现时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原文出自《共产党人》，1964（6）。

[3] 雅斯贝尔斯：《报告和展望·讲演与论文》，315页，慕尼黑，1951。

[4] 原文出自《哲学问题》，1967（10）。

[5] 《列宁全集》第43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 可惜我们不可能列举苏联哲学家的所有主要著作。我们介绍读者参阅《苏联哲学研究的几项总结》一文（载《哲学问题》，1965（5）），以及《哲学史》（第6卷，莫斯科，1965）一书中所论述的苏联作者的著作。

[7] 由М.А.敦尼克、М.Т.约夫丘克、Б.М.凯德洛夫等人编著，于1957～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

[8] А.M.德波林：《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Н.Д.奥夫奇尼科夫：《守恒的原则》，莫斯科，1966；《物质的结构与形式》，莫斯科，1967；В.И.斯维杰尔斯基：《变化与发展的辩证法的某些问题》，莫斯科，1965；И.Т.弗罗洛夫：《生物学研究方法论概要（生物学方法体系）》，莫斯科，1965；В.С.戈特：《现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莫斯科，1967；Ф.Т.阿尔希普采夫：《列宁关于物质的科学概念》，莫斯科，1957。

[9] 原文出自《列宁与现代科学》第1卷，184～207页，莫斯科，1970。

[10]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报告与资料汇编，莫斯科1969年6月5～17日》，331页，莫斯科，1969。

[11] 《列宁全集》第26卷，238～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 《列宁全集》第18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 同上书，137页。

[14] 《列宁全集》第55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27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世界危机，1918～1922年》，91页，纽约，1929。

[18] 《列宁全集》第6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 选自《哲学译丛》，1984（1）。

[20]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6卷，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