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使用锐利的理论武器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生活中新的过程和现象。列宁的这个锐利武器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有依靠这个革命方法，列宁才能创造性地解决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不仅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还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作为认识论、作为革命行动方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在情况激烈改变、历史急剧转折的条件下，只有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成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可靠指南。因此，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注重研究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列宁从事这项理论工作的成果就是《哲学笔记》，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相衔接的，而且似乎是这一天才著作的直接继续。

当然，列宁的《哲学笔记》只是所提出的作为哲学科学、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课题的一个基础。列宁给自己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项宏伟的任务：根据哲学史和科学史、技术史、心理学史、语言学史，在研究儿童的智力发展、研究儿童成长为人的基础上去研究辩证法。列宁思考了，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即对抗性矛盾已达极度深化与激化的阶段进行的分析和进一步的哲学概括，从而制定了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

列宁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自己的伟大计划，但在他所遗留下来的《哲学笔记》中却有如此丰富的宝藏，如此卓越而深邃的思想，从而大大充实了哲学思想，并给予整个哲学的发展以如此巨大的推动力量！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与他的《帝国主义笔记》，与他的其他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二国际的破产》等互相呼应的。

列宁把20世纪的开端评述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一定义意味着，马克思曾经如此深入而全面地研究过的资本主义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相互斗争与相互交织的两种趋势（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资本主义发展中腐朽的、走下坡路的趋势）的阶段。

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和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出路何在？如何从毁灭性的世界战争中拯救世界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道路是怎样的？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中产生、与不同国家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性的加强有联系的新的规律性是怎样的？什么人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如何团结一切力量向资本主义进攻（在俄国首先是向沙皇制度进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如何保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未来的事变和战争中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起怎样的作用？

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去实现未来的革命，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而这只有与反动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才有可能实现。

（二）列宁——革命的战士和思想家

19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战胜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的实证主义——一个接一个地被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驳倒和推翻。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却表现为：以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思潮，现在又在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并打着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出现。

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占去了列宁的大部分时间。不考虑这一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就不能理解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德国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派，俄国的司徒卢威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在内，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并把它庸俗化，使它迎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的思潮。不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反对右的和“左”的以及资产阶级的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斗争，就不能捍卫作为革命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并为革命的工人运动开辟前进的道路。

列宁在分析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弄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这是一方面）与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是另一方面）之间的联系时写道：“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11]

修正主义，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都不仅仅是涉及了社会的问题，而且也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一般理论的、哲学基础的领域。例如伯恩施坦就把革命的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宣称辩证法是黑格尔学说的残余，宣传和平的进化，宣传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革命跃进的平稳发展。他也同司徒卢威一样，妄图用康德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一切修正主义者，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他们的特征总是竭力想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同辩证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他们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学说结合起来，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与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或者又像今天这样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与实证主义学说形形色色的变种结合起来。

与修正主义者不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坚若磐石的统一而严整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合乎逻辑地彼此贯通，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列宁把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根本的理论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列宁为什么特别重视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哲学、发展革命辩证法，把辩证法应用于分析新时期的新的现象和规律性的原因。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深刻分析了复杂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问题，并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专门致力于认识论问题，同时妄图把他们的论据建立在错误的结论以及对自然科学中的现代革命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上。列宁在这一著作中把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对立起来，揭露了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反动、反科学性和荒谬性，指出了修正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是紊乱的、不着边际的原因。他指出，它们的错误和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对辩证法的无知或忽视，不善于也不可能去理解现实，理解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相对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我们知识的相对性与其客观性之间的实际联系。

马赫主义者把人类知识的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并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人类知识与包含在科学认识之中的客观事物对立起来，列宁指出，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对的。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过程，运用于认识论，同时指出，辩证法本身包含着相对主义、怀疑和否定的因素，但不能把它归结为相对主义，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客观真理，而是指在客观真理向前无限发展和充实的进程中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

正如自然是无限的一样，我们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也是无限的，认识也因此而不可能达到完全、无所不包和绝对的程度。对现实和认识采取辩证的观点，可使我们防止教条主义，防止已获得的知识绝对化和僵化。同时，科学认识并不是臆测，也不是对我们意识的主观构筑。当然，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任意编造的、主观的理论与学说，但我们所说的认识，其真实性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实的，这样的认识反映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然界和社会。列宁写道：“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12]

列宁针对马赫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否定客观真理并宣称我们的知识是相对的说法，继续写道：“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13]

列宁全面地发展并论证了反映论，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学说的最重要的基础。列宁追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看成是现实——自然界和社会——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和映象。从对现实的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思维又到实践——人类认识的进程就是如此。

概念、理论、学说的正确或谬误，要由社会历史实践和实验来检验、证实或推翻。

列宁主义的论敌们说，反映论是调和的、消极的，它没有考虑到认识和认识主体的能动的创造作用。但是，这种指责是荒谬的，全面探讨认识主体的客观的创造性作用问题的功绩应该归于列宁。列宁作为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作为替马克思主义科学在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开拓新途径的学者，他的全部历史活动证明，他曾赋予主体、创造、创新思想在认识和革命实践过程中以何等重大的作用。

列宁说道：“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14]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深入研究了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同时特别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辩证法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确立并论证了辩证法、逻辑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在那个年代，党和工人阶级面临着全面分析战争，从战争中寻找出路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以及批判修正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任务。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式的社会民主党人诡辩地利用辩证法来为他们的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对工人阶级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行为进行辩解。反对这些具有很高声望的第二国际的“台柱们”是需要有全面的准备的，不仅需要从政治上去揭露敌人，并且还需要指出他们在理论上从马克思主义，从国际主义倒退的原因。必须指出那种伪辩证法谬论的全部虚伪性，指出他们用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的本质，而列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极为娴熟而出色地表现了这一点。他所依据的并不仅仅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辩证法的发展中所发现的那些原理，列宁是以此为基础，同时依据哲学史、黑格尔的著作、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依据洞察帝国主义时期经济过程和社会政治过程的辩证法，而着手进一步研究辩证法的。

列宁创立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辩证法，同时也提供了运用辩证法分析社会发展新问题的范例。诸如《第二国际的破产》、《论尤尼乌斯的错误》、《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滑稽解释》等这样一些著作，显示了列宁对于哲学问题，对于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所进行的工作具有何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

作为一位思想家，列宁深刻地揭示并指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哲学意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拥护者都把《资本论》看成是一部纯经济的著作，而并不理解它的哲学原理，列宁不仅把《资本论》看作是经济著作，而且也看成是社会学、哲学的著作。他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虽然马克思没给我们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学”，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

（三）列宁主义的胜利和当代列宁主义的敌人

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世界各国的进步力量都在庆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不管哪一种理论学说也没有像列宁主义在过去和现在所表现的那样，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影响。俄国从一个经济和政治上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欧洲、亚洲，以及西半球（古巴）的一系列国家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国家都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引导着本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前进。世界殖民地体系——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土崩瓦解。在非洲和亚洲，有几十个新的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压迫而独立。

在各大洲，所有这些革命改造和强大的革命运动都是列宁主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列宁主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现时代最具权威性的政治思想学说。

但是，无论是当代的经济、社会、思想和政治生活本身，还是所向无敌的列宁主义思想的运动，都是通过对大量矛盾的克服而发展的。列宁主义的每一次胜利，不管是过去列宁在世时，还是在现在，始终都是在斗争中，在同公开和隐蔽的敌人进行严峻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取得的。这些敌人往往都是在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而在事实上却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同列宁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而且，列宁主义的某些敌人还妄图把列宁主义说成是纯俄国的现象，好像并不适用于其他工业发达的国家。

资产阶级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把希望寄托于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蜕化变质。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些人在捍卫和发展抽象人道主义的虚伪幌子下过分地赞扬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相对立。这些理论家们大书特书，似乎只有马克思的这一早期著作才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人道主义的本质的钥匙。列宁当时是不知道马克思的这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的本质，却远比那些妄想贬低列宁和列宁主义在争取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人们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

另外一些修正主义者妄图断言，列宁在哲学方面师承恩格斯，而不是师承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是个唯科学主义者，而马克思在哲学上则是个人道主义者。把恩格斯同马克思对立起来，或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起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一种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形式，很早就曾经是俄国的马赫主义者的特征。

还有不少修正主义者一再企图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的各种时髦的形式结合起来。

妄想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去“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竭力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之间的界限的意图，这两者越是闹得起劲，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当代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就更加激烈。

1968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哲学会议上，南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提出了总名称为“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种方案的必要性”的十一点哲学提纲来代替报告。这些提纲的意义、目的和任务，以及在提纲内所维护的思想，就是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的哲学方案是可以共存的。

弗兰尼茨基所依据的原理是，“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要取决于实践的本质和意义，甚至要取决于这种实践的程度”。既然这种实践是各不相同的和多方面的，因而对实践的态度也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以往的哲学也因此应该是，而且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弗兰尼茨基并未提出代表和捍卫客观真理、科学世界观和进步观点的哲学学派，也并未提出维护反动的、非科学的错误观点的哲学学派。他只谈到了差别和多样性，借以证明这一多样性的“原则”也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弗兰尼茨基认为，“以一种肯定的形式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个政党的理论基础，并给予这个政党以决定哲学问题的权利”，这似乎不是辩证的解决办法。他接着说：“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很难以理解，哲学观念在一些条件下有历史的响应，但在其他条件下不一定也应该有这种响应。”他的结论是：“正是这些对待历史问题的方式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观念的出现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差异。”

当然，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每一时代，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实践的差异而盛行着不同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各不相同，甚至与当时的一些问题处于对立状态。随着历史实践的条件和性质的根本改变，以及随着新的历史力量、新的社会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哲学作为对这个新时代的条件、需要和任务的认识、反映和表现也应随之而发生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马克思主义在捍卫这个原理的同时，却不能停留在这个原理上，马克思主义还要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是，在每一时期都存在着一些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的哲学世界观。其中有一些要维护旧的、腐朽的世界观，而另一些则以新的进步世界观的保卫者的面目而出现，并且号召去消灭旧的、反动的秩序，建立新社会。维护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哲学世界观，通常不可能是客观真理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但是先进的哲学世界观则是代表和捍卫客观真理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爱尔维修、狄德罗深为崇敬，但同时也批评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局限性和直观性，批判了他们对辩证法的无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推崇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为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观点形成上曾起过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评价了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空前绝后的黑格尔在发展哲学思想（辩证法）中的伟大贡献，同时也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哲学中是具有党性的。他们视哲学为阶级和党的工具，鄙夷并批判那些维护最卑鄙的“中间”党派的人，以及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作原则性让步的人。

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综合，是时代的精神精髓。当然，远非所有的哲学都能符合这种最高的要求。只有能够被公认为某一时代的哲学的那种哲学体系，才能确切地反映该时代的性质、矛盾、需要和任务，正确地指出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哲学在18世纪的法国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在19世纪前三十年的德国则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

在19世纪中叶，当工人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新时代先进革命力量的哲学。

哪一种哲学体系能最正确地反映我们当代的革命性质、革命精神呢？是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吗？是那些由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杂拌，并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拼凑起来冒充最新、最时髦的哲学思想流派的形形色色的折衷主义的结合吗？不是！唯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这样的哲学体系。革命的辩证法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反映了现代激烈变化的革命性质及其一切矛盾、对抗、革命飞跃、变革和渐进过程的间断。列宁关于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性质的思想，已经为自然科学的一切伟大发现所一再证实。

但是，如何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包括哲学发展的辩证法呢？我们确定，在今天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一样，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符合现代的精神和性质，其中包括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会同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同辩证法关于一切认识的相对性、认识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运动的无限性的理论发生矛盾呢？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变成教条主义，并沦为形而上学了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和社会的革命生活本身一样，是变化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由革命实践总结的结果，由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结果，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性分析的结果，以及由依据现代自然科学成就而作出的概括和哲学结论所充实。现在作出这种结论和概括的，不仅有职业哲学家，而且还有许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自然科学家。有意思的是，在维也纳哲学代表大会上，苏联学者、天体物理学家B.A.阿姆巴尔楚米扬作了一个充满哲学思想的卓越报告。在莫斯科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科学院大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院院士H.H.谢苗诺夫引人入胜地分析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的迫切问题。在关于哲学一般理论问题的发言中，科学院院士M.B.凯尔迪什始终一贯地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同时用现代自然科学资料来证实它的真理性和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是列宁在他最后的一篇哲学著作《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所号召的），现在已成为事实。这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胜利，也是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的伟大功勋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对自然科学最新材料进行哲学分析，并指出正确解决与自然科学革命有关的哲学问题的途径的第一人。列宁写道：“电子也和原子一样是不可穷尽的。”如果说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还有其他什么没有谈到的话，那么只有一条，这就是使这一著作成为科学中的伟大事件的那种思想。

苏联和国外能进行理论思维的物理学家（例如英国物理学家帕韦尔）过去和现在都对列宁的这一思想，从而对辩证唯物主义、对作为科学的哲学方法的辩证法的意义作出了应有的估价。

在意大利一本杂志上刊载过翁贝托·切罗尼写的一篇关于《列宁全集》第41卷出版（意大利埃迪托里·利乌尼迪出版社出版）的消息的短文。切罗尼在谈到载于该卷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提纲》一文时写道：这个计划编制于“列宁在撰写或已经写成了那本从哲学观点上看很有争议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年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求一个政治人才也同时是一位哲学人才呢？这是与柏拉图式的‘哲学家也要成为政治领导者’的要求相似的翻版。列宁作为政治活动家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任务。但愿哲学家们也履行自己的任务！”

这种轻率地，未经任何分析，既无根据又无证据，仅只用生花妙笔一挥，一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伟大哲学著作就被宣布为有争议的著作，而列宁也被削去了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头衔。凭借这点“勇气”就来解决关于哲学同一般政治的关系，以及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相互关系这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六十年来，围绕着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确实一直在进行着思想理论的斗争。在这方面切罗尼是说对了。要知道，这场斗争是在这本书的拥护者、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一方面，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敌人以及修正主义的敌人为另一方面之间进行的。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以此作为根据而宣布这本著作“有争议”吗？须知围绕着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与资本主义的敌人之间也一直在展开激烈的斗争。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宣布《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是“有争议的”著作呢？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也把恩格斯的卓越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宣布为“有争议的”。虽然杜林及其“主要的”哲学思想早已被人们遗忘，20世纪的读者只是根据恩格斯这本著作的书名才知道有一个名叫杜林的人，但这一著作的主要思想却仍然具有生命力，并且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理性和有效的力量。

先进的哲学是时代的精髓，哲学不能不与政治有关联，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家不能对哲学漠不关心、无所事事。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初在写给卢格的一封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警句”的信中说，他对这些警句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16]哲学通过无产阶级获得物质的武器，而无产阶级从先进的革命哲学中获得自己的精神武器，这是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联盟。马克思指责所有以前的哲学家都这样或那样地在说明世界，而那时的任务却是改变世界，使世界革命化，当时他指的就是通过革命，通过政治斗争而进行的改变。改变世界、改变社会关系，如果不涉足政治是不可能的，而正确的革命政治，如果没有科学的哲学作为政治的一般理论基础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既是改变旧世界、暴露和揭示旧世界的矛盾、探寻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工具，又是建设新世界的有效工具。

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天才的哲学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马克思的学说与事业的继承者——列宁也同样如此。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写道，马克思早在1844～1845年就宣布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不善于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

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时，得出了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结论：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工人阶级伟大导师的全部通信，这就是认识现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法，这就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中去。列宁从中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发展中的决定意义。但这些特点同样也是作为思想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与被压迫人民的领袖的列宁的特点。

列宁在观察当代的政治斗争时的视野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宽广得多。他对于阶级力量的配置和事态发展的趋势、方向所见极深；列宁的高瞻远瞩，远胜于其他人物。他的预见能力极为惊人。这些情况不仅同他的天赋有关，而且也因为这种才能是由于革命辩证法的武装所致。

（四）列宁和马克思

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下述一事说成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事，即马克思在理解历史过程和未来的社会革命、革命的动力方面是个客观主义者、决定论者；而列宁则与马克思不同，他似乎已脱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决定论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对于这种说法，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某些修正主义的理论家所提供的证据是：第一，列宁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由职业革命家为核心所组成的党；第二，现代最重大的事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出自当时俄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不是按照世界发展的逻辑，而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革命少数派不受约束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

列宁在《做什么》这一著作中认为，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带入自发工人运动中去的。这一事实被认为是下述情况的证明，即根据列宁的看法，工人阶级不能独立地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些客观条件尚不足以使它自己找到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列宁主义的敌人就把这种原理看成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种批评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开始了，但对列宁的这些批评却有意地歪曲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普及的条件的思想。列宁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以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史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为根据，并建立在下述一点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必须要有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即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这一情况又要求去研究哲学史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要求对它们进行批判，克服它们的局限性。遭受贫困、备受政治和精神压迫的工人阶级本身是不能完成像树立新的世界观这样的任务的，这种新的世界观是以先进分子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高度成就为基础的。

列宁写道：当然，工人阶级最终是能够从自己队伍中遴选出狄慈根这样的人物来，并自动领悟社会发展的规律，直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总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由工人，而是由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创立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把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德国是如此，在革命前的俄国（在俄国起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圣彼得堡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同盟”和由先进工人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更是如此。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存在，任何天才人物也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来。如果没有客观的有利条件，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需要，而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也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状况，不符合根本的利益、希望和意图，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间广为普及。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目标、口号不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的、迫切的需要，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但是，客观原因本身是不会产生社会革命的，必须有客观因素、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的活动、革命的意志，必须有以列宁为首的、以科学的革命斗争战略和策略为依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领导，必须有列宁的伟大的革命战略与策略、政治的艺术、智慧和远见。没有这种客观因素，革命的可能性就不会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就不能转变为现实。列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革命辩证法，他既正确地考虑到客观条件的作用，也考虑到主观因素的作用，也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的、改造活动的作用。

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敌人妄图依靠某些从马克思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取来的东西，诸如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要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内实现，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在那里具备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高的文化水平。诚然，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表明了经济上落后国家的明天。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空谈家，而是革命家。他们知道，历史运动不是按照直线发展的。他们认为，1848年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那里，革命是在经济和政治条件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为成熟的情况下实现的。加之，在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最为成熟，并且有这样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领袖。如果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得以实现，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为翻版的“农民战争”所加强，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在当时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当时并未具备，1848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未能实现，但这种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是可能的。虽然19世纪中叶的德国在经济与文化上比起1917年的俄国来还是一个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但俄国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总链条上最薄弱和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一般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能像列车时刻表那样地实现。生活、历史远比伯恩施坦、考茨基、库诺夫和俄国的孟什维克所加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解释复杂得多和“捉摸不定”。

列宁如果拘泥于马克思的学说，而不是根据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去办事，如果只根据自己的导师著作中的这条或那条引文，而不是根据它的革命辩证法办事，那么列宁就不能成其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极其伟大的思想家了。列宁是空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敌人，他在一切方面——在理论与政策方面、在思想与行动方面都是一位革命者。

列宁是马克思的学生，是马克思最忠实的信徒，也是马克思学说的伟大继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地去复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原则，善于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形势下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经验与革命实践，揭示马克思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新的发展规律性。“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个辩证法原理在列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在革命实践中，在战略和策略中对他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

“革命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列宁喜欢反复讲的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对他来说永远是最高法则。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伯恩施坦、考茨基、库诺夫、希法亭、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的命运正好是这方面的证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在1914～1918年，它走上了背叛德国无产阶级的道路，倒向专制政府方面。1918年，它又背叛了十一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同时放弃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竟然走上了挽救德国帝国主义危亡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上台，给德国人民、给苏联、给全人类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和灾难。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变质是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正统派”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对伯恩施坦采取调和态度而开始的。考茨基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教条主义者、书呆子，不善于对新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作辩证的分析，他不能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评价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性质和本质。

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不理解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倒向了资产阶级阵营，倒向了反革命方面。这样，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引向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背叛，并且无论在口头上或事实上都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以伦纳、鲍威尔和阿德勒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命运也莫不如此。

也可以说，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演变中，责任不仅在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也在于德国帝国主义发展中的某些特点。当然，当时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也对于马克思主义之被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所歪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明并不能减轻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面前，在历史面前和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应负的罪责。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争取纯洁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们毕竟光荣地把这场斗争坚持了下来。不进行纯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争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就不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只有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才是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是当代最适用和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国家或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学说，所有这些理论由于列宁所制定的作为科学、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由于英明地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分析变化了的现实，运用于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因而都成为可能的。

如果不是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即全体劳动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20世纪的任何一项科学发现都不能像列宁的发现，像列宁主义那样对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有一位美国作家曾经就列宁写道：“他的思想是卓越的工具……他的思想席卷了整个世界，横扫了世界的历史、世上的苦痛、世上的愚昧、世上的屈辱，而首先是横扫了世上的不公正。它以自己的光辉照亮了一切事实：从最使人沮丧的到最令人鼓舞的……他的智力在很多方面都是极为出色的。他的理解力能达到人们中间罕见的那种无所不能的程度……但是列宁的思想只能为同样绝无仅有的意志力去利用和驾驭。”[17]

（五）列宁和人道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要的内容。这些人说，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是一位人道主义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而后来似乎就背离了这种传统，而走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但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及其论点，如“人人皆兄弟”、“人是最高的价值”等多少世纪来一直在欧洲进行说教，而奴役、压迫、剥削却依然存在，所改变的只不过是它们的形式而已。人类天赋的最高成就、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其中也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作为异己的、与人相敌对的力量而同劳动者处于对立状态。

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指明了达到伟大目标——通过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从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和一切形式的异化与奴役中真正解放人，解放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道路。只有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只有在这里才能在事实上保证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列宁从他革命活动的最初几年起，就在为争取保证每一个劳动者的自由与发展的条件而进行斗争。例如，在创立《火星报》时期，普列汉诺夫在他自己草拟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一条中写上了关于在未来社会中组织生产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的内容。列宁在对这个草案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中写道：“这不够。托拉斯大概也能这样组织。如果说‘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18]这就是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深邃的含义、意义与目的。这就是列宁自那时起就从沙皇专制压迫的情况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人道主义实质的意义。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理解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伟大的目标——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全体劳动人民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从旧世界的鄙俗、污秽、卑贱和偏见中摆脱出来，才有能力去治理社会，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

一方面是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也包括所谓伦理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内，这两者对待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也许可以作为他们对待人和人道主义态度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通常，历史上像战争与革命这样重大的事件，是阶级、政党和它们领袖的活动，以及它们的本质和并非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在事实上的作用之最准确、最彻底的检验。

大家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第二国际的所有政党及其领袖都起来反对战争，准备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宣战时就要以总罢工和革命相威胁。他们慷慨陈词，发表激愤的文章并通过了相应的反战宣言。但是，这场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强盗战争一旦爆发，并将数亿人民卷入战祸之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却倒向了本国政府一边，并且变成了这场肮脏战争的参与者和保卫者了。只有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少数左翼代表人物——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梅林和威廉·皮克依然忠实地擎起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不屈服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胁迫，并在实际上进行了最彻底的、反对这场给人类带来无限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这场强盗战争揭穿了右翼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谎言。他们的“人道主义”纯粹是假仁假义的欺骗。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转变为反对罪魁祸首即本国政府和剥削阶级，反对制造战争和人民灾难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战争口号，因而只有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十月革命实现了最人道的目标：给全世界人民以和平；把工厂、铁路还给建设者；耕者有其田；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苏维埃，即归于全体劳动人民。这是最人道和最公正的口号和要求，这些口号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提出来的。列宁开创了苏维埃这个工农政权的最高形式，他曾设想，让每个厨娘都能学会管理国家，使中学和大学的网遍布于整个俄国，让学校和大学向全体劳动人民敞开大门。列宁为了在辽阔的苏维埃国土上布满发电站的网而奋斗。这些伟大的理想在今天都已经实现了。

列宁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友好团结与平等是他的理想。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是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有效武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在今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却使各国人民发生分化，唆使各国人民彼此对立，削弱并涣散工人阶级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斗争中反对共同敌人、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唯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才符合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状况、利益和目的，这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极为重要的特点。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熏陶，往往会燃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热，无产阶级应该有系统地为树立国际主义世界观而进行斗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以自己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相对抗的，他们在这面旗帜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十月革命在这面旗帜下取得了成功，从而为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的伟大团结与平等奠定了基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团结、平等和互助，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一种最高的表现，凡背叛国际主义，鼓吹民族主义和反苏者都不可能是人道主义者，这种人都是伪人道主义者。

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者都转而走上了民族主义和反苏的立场。右的修正主义者在口头上拥护人道主义，同时却在维护民族主义，但是，后者把前者挤掉了。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反苏分子、列宁主义的敌人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

列宁要求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原则性、理论上的明确性和彻底性。在自己的队伍中保持理论上的明确性使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有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争取社会进步、争取人道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把所有进步的、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

（六）列宁和意识形态斗争

列宁的一生和整个革命活动，都在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反对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自发性理论，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形形色色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中，列宁捍卫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么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凡不进行反对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者，就等于有意无意地为它开路。

在今天，资产阶级提出了取消意识形态的口号。“打倒意识形态！”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是这样叫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断言，科学、技术使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彼此接近，而意识形态的差别却使它们疏远，因此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羁绊下摆脱出来，并实行各种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力争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还有右翼的修正主义者。

但是，意识形态是取消不了的，正如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调和一样，意识形态也不能调和。意识形态反映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性，而且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对立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苏联，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这种意识形态最初是在苏联取得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胜利。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与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两码事，在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来的。

费舍等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特征当作一种邪恶的和错误的意识来加以引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种见解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而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才真正是以错误的形式反映了现实。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它正确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的状况、目的和意图，这种思想体系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可靠的、久经考验的武器。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关于取消意识形态的叫嚣、口号和要求，实际上不过是用来掩盖消除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并确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统治的要求而已。

（七）列宁主义和现代的迫切问题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止一次地宣告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而且故意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适应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由列宁和列宁主义者继续加以全面发展了。但是，列宁主义的批评家们却说，从列宁所写的最后那批著作的时间（1923）算起也已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了，而这又是怎样的半个世纪呢？

当然，这是对的。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发生了许多极为伟大和重大的事件，世界已经改变了，并且还在继续变化着。但是，世界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发现的客观规律而变化和更新的。列宁主义在充满了世界历史事件的最近五十年的时间内一直都是世界各大洲一切进步革命力量的思想理论武器、旗帜和灯塔。在最近几十年来，列宁主义根据对当前革命时代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断发展，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充实。

列宁主义的这一创造性的发展是由列宁的党、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所有国家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实现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内，由于生产继续社会化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矛盾本身发生了变化，旧矛盾仍然存在，而新矛盾首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产生了。那些同世界革命发展前途有关的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规律性，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性，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由于力量对比朝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方面的变化而引起的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平共处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在现代发展阶段的地位与作用，法西斯主义的本性，对法西斯的意识形态的揭露以及同它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所提出的批评，摆脱了殖民地压迫的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连同其他问题一起都是苏联共产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苏共中央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直都在进行科学的分析。

革命的辩证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一直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的创造性方法。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充斥着矛盾与对抗，并充满了彼此对立的社会力量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内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产生特殊性质的矛盾和困难的复杂过程。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对于根据列宁主义观点科学地阐述现代的迫切问题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发言，都深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分析了世界革命进程及其远景。这是对列宁主义宝库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列宁主义是不可能过时的，因为使它保持生命力的条件和课题还存在着。就其内在的本质而言，列宁主义也是不可能过时的，因为它不是踏步不前，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并且还在为新的经验所检验与丰富。教条主义也同修正主义一样，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列宁主义的敌人。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向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它迫切要求革命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在实现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策，保卫和平与进步的政策，以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一直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列宁主义始终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摧毁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们密切地注意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趋势，而不问这是指右的修正主义，还是指所谓“左”的、在口头上声嘶力竭，但在实际上却与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假革命的修正主义。

争取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团结的斗争，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纯洁列宁主义，反对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而积极斗争。这就要不断地分析现代所发生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列宁主义后退、放弃列宁主义的原则导致或终将导致转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转向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和“左”倾假革命主义的立场。

有些一心想让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现代理论家犯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和普遍原则，同时把根据各个国家的特点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差异夸大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规律和革命原则相割裂的地步。只有辩证地理解一般与特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才是一条由列宁主义的全部历史所证实的正确道路。列宁和列宁主义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经典范例。

不是为着历史，也不是为着过去，而是为着现在和将来，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的教训。

（赵承先 蔡华五 林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