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拿来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的，是生动的、具体的、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生存和活动的人，而不是幻想的人，不是抽象的、脱离社会和生活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9]

不能不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哲学史和社会学中给自然界和人的本质以科学的解释，揭示了作为自觉地和有目的地改造着世界的生物的人在精神活动方面的真正意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四、人和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个人是社会生物这一论点为出发点的，因此，个人生活的一切表现（即使它不是以集体的、与其他人共同完成的生活表现的直接形式出现的），就是个人的社会本质的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不是某种各不相同的东西，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认为，人的生活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而且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另一方面中得到自己的表现。

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完全的发展。他们写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30]在马克思看来，也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得以存在，才能展示他的以社会条件为转移的个性。

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在于，断言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

从个人与社会之间永远对抗的理论就会得出下述结论：要么社会应该否认个人的任何兴趣，要么个人应该不以社会为转移。同时，各种“自古以来的”生物属性和心理属性以及情感、天性和感觉都被妄加在人类个体身上，无数社会学流派杜撰出的关于个人的“心理学的”、“生物物理学的”、“人类学的”定义等基本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准备著作中拟定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关系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揭示了人类社会整个发展期间这种相互关系的历史变化：“个人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原始的）——这就是社会的第一种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产率只是在不大的范围内和在个别的点上得到发展。建立在物的依赖之上的个人的独立——这就是第二个大形态，在这个形态中，第一次建立了对于物、各方面关系、全面的需求和各方面的才能进行普遍的社会交换的体系。建立在各个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建立在他们服从于作为他们的共同财富的、集体的、社会的生产率之上的自由的个性——这是第三个阶段。”[31]

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各种唯心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对于人的抽象的和超时间的解释。例如，马克思在揭示旧唯物主义对个人的观点的局限性和缺点时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2]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最深刻的基础，揭示了它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抽象的理论提法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并且作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纲领性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表述。

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思想像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学说。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道：“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3]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34]

建立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思想渗透于苏联共产党新纲领的全部内容之中。

五、人的精神世界

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和谐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精神活动的繁荣。这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不矛盾，反而是与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某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或人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只是道听途说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类“自我”的精神世界，把人融解于群众、集体之中，不承认人的个性的断言，是恶意的、荒谬的。

一切愿意不带偏见地和客观地认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继承者的著作的人，都很容易确信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的意识、思想、精神生活的非常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注意阐明社会意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承认先进思想在人和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在它们的发展中的鼓舞作用。

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逻辑，但同时它又以承认物质本原、物质存在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基础而与一切种类的唯心主义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以其对人的心理生活问题的辩证的，即灵活的和全面的观点而与庸俗的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区别，它坚决反对反科学地、庸俗唯物主义地、形而上学地把人的思维、精神生活过程同物质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者不像庸俗唯物主义者那样把心理的东西归结为物理的东西或生理的东西，不把精神的东西融解于物理的东西之中。马克思主义承认精神生活的意义，可是同时又强调指出，精神的东西的基础是客观的、物质的存在。首先是物质、存在，而后才是意识；意识是高级物质的属性。

马克思主义给予思想、精神领域以应有的地位，承认它们在完成这一或那一事件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只坚持这样一点，即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思想具有世俗的来源。可以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科学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对于人和人类“自我”的问题给予了彻底科学的解决。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或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都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把人及其活动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意义提得如此之高，如此全面地理解和阐明人在自然界中的改造作用，人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人的创造力、揭穿自然界的秘密、洞察微观世界和宇宙的可能性。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或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把人的精神世界、人的伟大的精神潜力、人的精神活动提得如此之高，并且揭示出这一活动的物质的、社会的基础以及它的目的和意义。人的精神世界的任何一个问题，诸如他的感受、他的快乐或痛苦、他的创造性的成就、他的幻想之奔放、他对集体的责任感的意识，而有时则是孤独感、疾病和对死亡的恐惧等，都不能不是或者不曾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心理的、逻辑的、社会的、道德的分析的对象。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揭示出人的精神世界的各种表现的科学基础。

但是，许多现代哲学流派却在仔细地分析所谓“边缘形势”（它们把它理解为对死亡的恐惧、对偶然的从属性、冲突、苦楚、罪过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揭示出了人的精神潜能发展的真实前景和现实条件、形式以及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激励和教导人们去思考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活，是生活的改造、改善、繁荣；它不是孤独的生活，而是集体、社会福利、整个人类。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立场上的人感觉不到也不会感到自己是孤独的、穷途末路的、注定要过苟且偷安生活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论证：他，即人，即社会、集体的一员乃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遵循自然界内在的固有规律改造自然界。

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性及其在个人的生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但是它否认恢复人身上的低级的、动物特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否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物质基础是私有制），确立集体主义（它建立在公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意味着对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的否认，对人格的某种消灭。相反地，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为人类的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伦理和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第一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创造出了每一个个人的不重复的个性得到完全发展和繁荣起来所必需的条件，使其摆脱剥削的压迫、无权、愚昧、危机、失业、贫困、饥饿、疾病和其他的社会灾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在为社会和全民的自由的创造性劳动中，个人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而不是冒充的集体主义，在那里社会的发展只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而不是受到个别的社会集团的利己主义利益的限制），才为个人的发展，为每一个个人的独特性的完全展示开辟无限广阔的天地，即是说，才能达到真正的、完全的个人自由。

在对抗性社会形态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对个人本身有损害的矛盾，只有在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被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公有制的统治制约着集体主义精神）的人们由于他们受共产党的教育而具有对于社会义务的高度的自觉。他们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

六、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人类个性的真正形成只有从共产主义所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开始，因为私有制的统治束缚着人类个体的本性和天赋的一切表现，剥削制度的统治不能使人的个性完全展示出来，而只能抑制它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的消除就意味着人的所有感觉和属性的完全解放。”[35]只有“作为对私有制的扬弃的共产主义，才意味着要求过真正人的生活（这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所有物），才意味着实际上的人道主义的形成……”[36]

在剥削社会中，私有制关系对人们的统治、由无政府状态的市场关系所引起的偶然性、资本主义竞争和商品生产的其他规律性，压抑了人的各种个性。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把这种矛盾引到了最尖锐、最普遍的表现形式。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由其决定的以必然性、规律性的统治代替偶然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消除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偶然性关系对个人的统治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组织起来的个人对偶然性关系的统治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37]

可见，共产主义恰好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中，由私有制产生的人的自我异化终结了，社会的所有成员，亿万劳动群众，而不是一小撮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成员，开始了真正人的生活。马克思是这样地表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个人的境遇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消除，并因而是人和为了人而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8]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并因而是“历史之谜的解决”[39]。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才第一次获得真正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关心人、关心人的全面发展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赫鲁晓夫说：“对于我们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来说，主要之点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为人的美好生活而斗争。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一切为了人！”[40]

资产阶级社会公开宣布权利的普遍平等、民主等，可是在这个社会中，平等和个人自由、个人发展的权利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依然只是形式上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在实践上实现这些东西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列宁曾预言：“……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41]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原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生活在集体之中：他在集体中学习，然后劳动，他在集体中度过他剩余的时间等。集体给其每一个成员的发展以决定性影响，它以其支持来确保个人有可能提高他的知识、生产技能，发展和完善他的能力和天赋。

为要成为个人，个体应当在事业中，在实践中揭示出自然界所赋予他的内在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42]

论证自我完善的必要性的尝试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不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如此，其中的许多流派，由于不能创立作为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体系的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理论，所以它们完全依赖个人的完善，似乎个人的完善能够导致对社会的改造。许多关于个人发展的基督教理论、“实证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存在主义体系就是这样。例如，在萨特看来，孤立的个人就其本身而言，他自己创造自己的个人品质，实现自我。他宣称：“人只是他自己从自身中制作出来的东西。”[43]

诚然，自我教育在个人的形成过程中也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在个人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活条件，是这个个人在其中生活的环境。这些外部条件对个人的影响，也不是这些条件本身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上的教育和学习制度，并最终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

萨特以及与他持相同意见的人的观点，其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忽视那些影响个人形成的环境、客观条件的作用，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单个人的身上，他们把单个人理解为个人同社会的个人主义的隔绝，个人的彼此疏远，理解为利己主义。

七、自由问题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或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都不能解决人的意志自由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乃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人的意志自由就是驾驭自身、使周围世界受制于自己并在认识和实际利用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改造它的那种能力。

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乃是真正自由的个人的鲜明榜样，这就是历史上最有人性的、最人道的、最和谐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战士、创造者、公民、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建设者。

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时，用下面这句话非常确切地表达了它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44]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它所宣称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形式的、伪善的和虚伪的性质时写道：“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45]

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它的形式的、虚伪的和伪善的性质作了透彻的批判，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如此庄严而又夸大地吹捧标榜的个人自由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全部虚幻性。列宁写道：“使被压迫阶级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常见的，不是个别情形，而是典型现象。”[46]

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把资本主义称作“自由社会”是时髦的表现。帝国主义思想家违背事实地断言，人类个人只有在私有制、私有企业亦即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才享有充分的自由。可是，这种“个人自由”的本质早就被列宁揭穿了，他指出，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把经营企业和人剥削人的“自由”、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掠夺劳动群众的“自由”认作是个人自由。列宁在谈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时写道，当他们谈论个人自由时，他们指的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47]，“（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48]。

共产党人反映人类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意见，对个人自由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个人，当他具有为全面展示和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所必需的一切物质前提与精神前提的时候，当他摆脱了剥削的压迫，为社会的福利同时也是为自己的福利而劳动，变成占有生产资料的、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的时候，当他摆脱了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压迫和无权状态，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参与管理一切社会事务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赫鲁晓夫说：“作为真正自由和幸福的标准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把人从剥削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给他以广泛的民主权利，保证他能够在应有的条件下生活，使他对明天充满信心，发挥他的个人才能和本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劳动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社会制度。”[49]

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给个人提供真正的自由，给他提供真正现实地实现他的权利的可能性，而他的权利不仅在法律上得到规定，而且由为全体社会成员实现这些权利创造同样的可能性这一点而在物质上加以保证。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真正自由的保证首先是：在这个社会中，诸如剥削与失业、劳动群众的贫困与愚昧这样一些社会灾难被消除了。共产党把劳动者对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理解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它吸引了并经常最大限度地吸引他们积极参加政治的和社会的、生产的和文化教育的活动。

另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真正自由的保证还有：有享受劳动、教育、休息的权利，享受在患病和年老的情况下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在一切学校中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享受免费医疗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在物质上都得到保障。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真正自由是从这样一点得出来的：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在男女之间，在一切民族和种族之间实现了权利平等。

赫鲁晓夫在揭示对于个人自由的真正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解的实质时说：“我们认为自由是人们过没有剥削者和剥削的应有的生活的权利，享有真正的政治平等的权利，享有利用科学和文化的一切成果的权利。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把人民从对失业和贫困的恐惧中，从种族、民族和社会的压迫中解放出来。”[50]

目前在我国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给个人带来更多的自由，将把个人提到更高的发展水平。

八、社会主义的人在劳动中日臻完善

在社会主义和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人的个性首先是在为社会福利而进行的劳动过程中形成、全面发展、揭示和完善的。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劳动都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以前的某些思想家也理解到这一点。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白拉斯写道：“劳动对于身体健康，有如饮食对于生存……生命的灯，因思维而点燃，但是劳动会把油加进去。”[51]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写的：在剥削社会中，劳动是以其异化了的形式而存在的，即是作为虽然构成人的本质，但同时又与他格格不入，奴役他，摧残他的一种活动而存在的。

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才消失，劳动才变成自觉的需要，变成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为社会福利而进行的自由劳动使个人充实起来，促进他的全面发展，给他带来创造的愉快和幸福。

赫鲁晓夫说：“人由于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事业，由于他所创造的东西和所完成的业绩而美好和光荣。在劳动中显示出人的才能和智慧、人的天才，在劳动中显示出人类的不朽。训练人从事劳动活动，人的劳动锻炼，教育人热爱和尊重劳动、把劳动看成生活第一需要，这就是整个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的实质和心脏。”[52]

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对于劳动的自觉态度的一贯增长乃是我们时代，即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特征，它体现在争取共产主义劳动的全民运动中。

苏维埃人对自己的劳动的高度自觉态度最鲜明和最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全国利益和自己对社会、对人民、对祖国、对共产党的义务的爱国主义的理解。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仅仅是为工资）唤起我们社会的许多成员积极地、创造性地和奋发地劳动，他们由于正当的原因，例如由于年龄等，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乌克兰的先进集体农庄庄员、日托米尔省契尔年荷夫区“五一”劳动组的队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娜捷日达·格里高利耶芙娜·查格拉达是这样说明唤起她在家乡的集体农庄中忘我劳动的原因的：“我69岁了，但我也力求不落在青年人后面，不把两只手闲着。这并不是因为我家里不够好——我可以过很快乐的生活，休息，在儿孙身上找到欢乐。但是同志们，不是那种时候！一切自古以来的农夫、共产主义财富的创造者所最关切的是使集体农业的乌克兰尽快地达到繁荣……”[53]但是对于我们社会的先进人物来说，劳动不仅是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劳动所给予他们的东西比单纯意识到要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一点要多得多：创造的快乐，创造为人们和社会所必需的、为我们的共产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价值的快乐。人开始感到自己不只是有用的工作者，更是新生活的创造者，创造新生活乃是我们人民的活动的全部目的。

先进的苏联工人——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铣工И.Д.列昂诺夫在表达这种对于创造、创造性劳动的愉快心情时写道：“你怎么不会以自己是工人而感到自豪和高兴呢！学者们所图谋的一切，工程师、建筑师在其设计中所拟定的一切，都只是由于你、由于你的灵巧的双手、明豁的智慧和纯洁的良心，才由理想变成人民的现实的财富的。”[54]对劳动的态度，就像对创造的态度一样，产生出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的愿望，以便能够使自己的劳动合理化。可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在他开始学习与掌握知识之后，通常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而是要继续不断扩大自己的眼界的。他的精神财富在不断增长。他已经开始不仅对狭窄的专门学科感兴趣，而且对与这些专门学科相联系的许多其他对象感兴趣，他开始关心提高自己的总体文化水平，他开始对文学作品、艺术等感兴趣。他的兴趣变得愈来愈多种多样。

苏联工人的个人发展水平、他们在精神上的兴趣和需要，例如，可以用工人读些什么书这一点来非常明显地加以说明。乌拉尔机械厂和乌拉尔上伊雪茨克冶金工厂的文化宫图书馆的读者借书证表明：读者的兴趣范畴和精神上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一位女读者В.Н.米哈依洛娃，她的兴趣范畴是如此之广，以至我们根据她的借书证很难知道她有怎样的文化程度和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读过М.高尔基、М.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Д.马明—西比里雅克、А.皮谢姆斯基、Э.左拉、杰克·伦敦、А.斯汤达、Д.斯坦贝克、Э.特里奥列、М.威尔逊、Б.波列沃依、К.费定、В.凯特林斯卡娅、В.科切托夫以及许多其他苏联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著作。实际上，她是上伊雪茨克冶金工厂的一名辅助工。

我们的青年尤为渴望不断完善和全面发展，他们把生产劳动同学习结合起来。苏联青年品质的特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在1961年《青年团真理报》上进行的测验的答案中，调查表中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您在生活中有没有明确的目的，它是什么？”在参加测验的17446人中，有16674个（即96.5%）参加者对这个问题的前一部分作了肯定的回答。对问题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当然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回答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共同的特点：它们渗透着为自己的人民和祖国服务的崇高理想。这个测验的大多数参加者的个人目的都把渴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我们的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作为首要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所谓中等人物是根本没有和不可能有这类东西的，追求崇高理想、渴望为社会谋福利，对于他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中毫无明确的目的，而只有非常有限的、利己主义的、卑劣的兴趣。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尤其如此。资本主义在青年人刚刚开始迈上生活道路时就摧残他，它使青年在思想上颓废和空虚，在肉体上**堕落，从而使他变成对生活中一切健康的东西都不感兴趣的未老先衰的人，譬如就像轰动一时的美国的“垮掉的一代”那样。

在这方面下面的例子是很典型的。1961年秋，法国新闻记者米夏尔·薛瓦里叶在西德旅行了几个星期以便认识青年。由于同青年人谈到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对未来的想法，他得出了下述结论：“过去对青年来说负担繁重；现今青年生活的座右铭是金钱和娱乐；他们的未来是完全不可预测的。”[55]米夏尔·薛瓦里叶说：“我们寻找新的一代，却找到一个单纯的统计。50%的青年根本没有任何目的，其他青年则把自己的父母、电影明星或运动员称作理想。只有50%的青年每月阅读一本书。毫无政治立场，缺少信仰，不想做任何冒险——只是对保持和增加自己的财产表示关心……”[56]

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个性变坏的悲惨图景相反，苏维埃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个性，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总是在完善着、发展着，就像明亮的火炬一样发出光辉。在先进的苏联人、著名的建设者、革新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尼古拉·穆兹卡所说的“为他人而活着是更有趣的”这句质朴的话中，包含着多么美丽的内心世界和多么纯洁的道德。穆兹卡在回答为什么他每当在自己的工作队里建立起坚强的集体时就转到落后的工作队去工作这个问题时所说的这一哲学意义很深的词句，乃是说这句话的人和我们时代同他相似的先进人物关心社会福利、关心全民幸福、关心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证明。

千百万劳动群众不仅参加多方面的和各方面的生产活动，而且最直接和最踊跃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参加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生活和活动的一切方面。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加中央和地方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和附属于它们的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合作社、学术团体和体育志愿团体的工作，参加其他社会组织，参加准备与实行选举运动等，所以，他们是在创造和感受社会生活中的真正“丰富的现实关系”。

苏联共产党纲领中规定的并在我国事实上已得到实现的竭力提高社会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广泛展开劳动人民的社会组织的活动，使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丰富的社会关系更加往广处和深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无限地丰富着共产主义建设者、我们社会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准备和形成时期，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忽视过个人问题，没有把个人融解于社会之中，没有把他归之于集体。

共产主义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福利！”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得到完全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地位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表征为自由的个体，而这种个体是基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基于个人服从于作为他们的公共财产的集体的社会生产率之上的。

（李肇华 侯鸿勋 等译）

[1] 选自《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1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5] 同上书，182页。

[6]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57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7] 同上书，57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同上书，236页。

[10] 《尼采全集》第9卷，298页，莫斯科，1910。

[11] 奥斯瓦德·斯宾格勒：《恺撒的归来》，载《美国使者》，第122期，第31卷，137页，1934。

[12] A.休普舍尔：《当代的思想家》，俄文版，204～205页，1962。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册，190～191页，1931。

[14] 同上书，175页。

[15] 同上书，264页。

[16] 《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材料》第1卷，11页。

[17] 《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材料》第1卷，11页。

[18] 同上书，13～14页。

[19] 丹尔诺依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极其武断地陈述了这一点，他声称：“米丁想要使人相信自由是一个社会问题，可是，他却忘记了这样一点，即人是在自身中带有自由的个人。”

[20] 《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材料》第1卷，72页。

[21] 《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材料》第1卷，20页。

[22] 同上书，26页。

[23] 同上书，26页。

[24] 《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材料》第2卷，152页。

[25] 同上书，154页。

[26] 同上书，156页。

[27] 《共产主义哲学》，Ⅷ～Ⅸ页，纽约，1952。

[28] 鲍亨斯基、尼梅耶尔：《世界共产主义手册》，636页，弗莱堡、慕尼黑，1958。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4卷，89、91页，1935。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4] 恩格斯：《反杜林论》，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5]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592页。

[36] 同上书，63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8]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588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588页。

[40] 赫鲁晓夫：《提高农业的领导水平》，载《真理报》，1961-03-01。

[41] 《列宁全集》第31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3] 萨特：《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俄文版，9页，1953。

[44] 《列宁全集》第31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5] 《列宁全集》第1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6] 《列宁全集》第28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7] 《列宁全集》第37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8] 《列宁全集》第36卷，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0] 赫鲁晓夫：《在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走向胜利》，俄文版，126页，1959。

[51]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3] 《真理报》，1962-08-25。

[54] 《真理报》，1962-09-05。

[55] 转引自Б.格鲁申、B.奇金：《同代人的自白》，俄文版，139页，1962。

[56] 同上书，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