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结合White在TransMissouri和JointTraffic案中的反对意见，以及Brandeis的常规解释进行分析。近期，大法官伯克（Bork）、伯斯纳（Posner）和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ook）的著作也采用类似方法。此外，Sharp Electronics案和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案的多数观点似乎也依靠这一标准，显示最高法院在方法论上的根本性转变。按照此方法，任何限制交易行为都需要接受广泛审查，以评价其获益的正当性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通过平衡权益与成本，法院进一步确定该限制是否合理。如果平衡效果是积极的，该限制就是合理的，否则，限制就不合理。由于法院考量的关键问题是限制后果的优或劣，因此我将此方法称为“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也是对传统六区模式中合理规则的标准解释，但是传统模式并没有解释何时或者如何在具体案例里运用后果主义。

运用后果主义的典型案例是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案和Brown University案。在前案中，牙医联盟同意制止广告竞争，保护直接限制，声称他们的广告准则可以避免无知消费者上当受骗；尽管服务价格稍高，但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大额成本。在后案中，上诉法院认定，如果麻省理工学院（MIT）能够证明，与其他大学共谋新生学费折扣能够增加少数族裔学生名额的话，这种共谋就是有效的。

针对此方法，芝加哥学派强调一组后果。首先，如果呈现或预测的后果是产量增加或价格下降，限制就是可行的，这个分析的错误前提是“在此之后，也正是因为此”（after this，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其次，它没有考虑没有限制时的后果；最后，它假定企业产品的增长一定是有利的。实际上，如果销售收入来自竞争性替代品，企业呈现的增长可能会低于受害者的损失。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如果考虑负的净增长，个别企业销售的增长并不会带来令消费者满意的结果。芝加哥学派支持者也主张，如果涉案公司缺乏市场优势，也就不可能有严重后果；而且，此类限制常常会提高效率。因此他们声称，多数限制都是合理的。

现代后果主义试图探寻一种理论或标准，用来解释采用合理标准的众多案例。由于它必须能够解释从Sliver、NCAA案到BMI、Northwest Stationers案的一切问题，因此不得不相当开放。但是，在具体案例里，它无法预测是否运用合理规则，哪些证据与案例调查有关，也无法预测调查的结论。因此，后果主义的描述性、预测性功能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