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性质与形成过程

1.传统的主要特征

一切传统都是过去的东西，单纯现在的东西还不能叫作传统，但并非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是传统。可是过去确系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不能离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而谈传统。

一切传统都是社会性的言行，都是一种既对言者、行者个人有意义，又指向他人的言行，但单纯的社会性言行并不都是传统。传统是具有社会整合性质的言行，具有使同一传统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的稳定作用。

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正当的东西而被群体所接受，但并非所有被认为是正当的东西都是传统。传统之被认为正当，是不需要经过论证的，或者说，传统之被认为正当，已经达到了无需论证和思索就为人们所接受的地步，它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和议论的东西。当人们怀疑和议论某种传统之时，那就是该传统发生动摇之日；当人们认为某种传统是不正当的坏传统之时，那就是该传统行将被打破或部分地被打破之日，而在被打破之前，人们仍在不同程度上把它当作天经地义的正当的东西来接受。

和传统的这些特征相联系的是，传统都具有权威性以及信仰的性质，还具有耐久性、惰性、滞后性以及凝聚性和偏执性。

我这里不想也不可能穷尽传统的全部特征，更不想给传统下一个严密的定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般公认的特征。其实，根据我们对传统的不同看法，还可以提出传统的其他一些特征。但我的主要兴趣不单纯是传统特征的增列，而是要就传统在时间的流逝中所遭遇的情况，说明传统与现在的关系和意义，以及我们对传统所应采取的态度。

2.传统的“原本”言行

相对地说，传统都有其“原本”，“原本”是传统的初发言行（所谓初发，当然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实际上，初发也有其先行的形成过程），既包括用文字或其他方式记载下来和固定下来的东西（书本、纪念物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等），也包括未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言行。例如，如果我们把孟子看成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奠基人，那么，中国的这种思想传统的“原本”就可以相对地说是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如果我们说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人的传统，那么，《论语》上的“夫子之谓温良恭俭让”就是这种传统的“原本”。

世界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意义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无限的，但我们的任何言行，却只能在一个与世界上不可能预见的诸方面相割裂的、被孤立了的体系中进行。我们在做某种科学实验时，总是要假定“other things being equal”，这就是说，这一实验是在限定某些条件下，在与世界其他诸方面相割裂的、孤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其实，不仅科学实验如此，我们人所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也都是在假定“other things being equal”的条件下进行的，只不过日常行动所限定的条件，其范围更广，其变化的程度更小，其稳定性更强，其持续性更长罢了。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平常走路是在重力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条件一般是不容易改变的，只有在太空失重的条件下，原来的条件才有改变，我们对平常走路的重力条件往往习而不察，自以为是无条件的，其实，我们平常走路的行动是在一个割裂了的、孤立的体系中进行的。总之，任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只能在有限的、孤立的体系中进行。同理，传统的“原本”言行也是在这样一种体系中采取的。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原本”言行的一系列特征：首先，它有其特定的原初行动者（包括发言人）；其次，它有其特定的受动者（包括受话人）；最后，它有其特定的现实环境（包括时代背景），我把这种特定的现实环境称作参照系。在传统的“原本”中，所有这些都是特定的、不能代替的[1]。

3.传统形成的过程也是远离“原本”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展，“原本”逐步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带有信仰性质的东西而为群体所接受，成为凝聚群体的力量，这样，“原本”也就逐步地形成为传统。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远离“原本”的过程，或者说，是传统的后续阶段远离先前阶段的过程。如果说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发端于孟子，那么，从孟子起，中经董仲舒而至宋明道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既是天人合一形成为传统的过程，也是远离孟子的天人合一之“原本”的过程。我这里所说的“远离”，其具体内涵是指原初行动者、受动者和当时的参照系已消失而成为过去。例如原初的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说—听”关系被代之以“作者—读者”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不是一回事：首先，原初说话人和受话人变了，二者所处的参照系也变了，后来“原本”的读者与原初的作者参照系是不相同的；其次，直接的面对面的谈话可以有相互间的交流，可以有问有答，“说—听”关系同时伴随一种“问—答”关系，但在“原本”行动以后的“作者—读者”关系中，读者与作者之间不可能有直接交流的“问—答”关系；最后，后来的读者对原作者的接受情况也不同于原初的受话人对说话人的接受情况。这样，传统在形成过程中就取得了相对独立于“原本”所处的参照系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原初说话人的意图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原初受话人的接受情况的自主性。[2]——所有这些，都是我所说的“远离”的内涵。

4.传统形成的过程又是不断扩大和更新“原本”内涵的过程

正是这种远离或自主性，打破了“原本”的限制，扩大了“原本”的范围，更新了“原本”的含义，一句话，越出了“原本”所处的狭隘体系。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在新的参照系之下对“原本”做新的解释，这就是传统形成过程之所以造成远离“原本”或对“原本”的自主性的原因。任何一个写下来的作品，一旦公诸于世，它就是向广大的人群说话，不仅是向同时代人说话，而且是向后来人说话，作为受话人的读者不仅限于同时代人，而且有后来人。读者可以对写作的“原本”做出各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无论是赞成和接受的，或者是反对和拒绝接受的，都是根据读者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对“原本”所做的新的解释。即使是对已形成为传统而为大家所赞成、接受以至达到信仰地步的东西，也有回应者自己的解释。可以说，传统的“原本”在形成为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地参照变化了的环境，在后来的一连串读者面前，展开一系列不断更新的世界。

写作的“原本”是如此，行动的“原本”也是这样。任何一种社会行动，都会留下历史的痕迹，作为传统的行动痕迹，其线条当然比一般未形成为传统的行动痕迹更粗一些、更重一些。传统的行动痕迹往往出乎原初行动者的始料之所及，自有后来人的评说——解释。武则天的无字碑，其用意就在此。

5.传统的偏执与更新

这样看，解释的过程便是一个不断远离“原本”的过程，传统形成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传统不断更新、不断开放的过程。这样说，是否与传统的惰性、耐久性和偏执性相矛盾呢？不然。传统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因新的参照系与之相摩擦而不断更新自己，又因其偏执性而抗拒摩擦，力图使自身永恒化。可以说，传统既是摩擦的结果，又是对摩擦的抗拒。[3]那种把传统一味看成凝固不变而无更新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因受印度佛教的摩擦而更新了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宋明道学的天人合一观，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其实，传统不仅由于在新的参照系之下的新解释而更新自身，它甚至可以由于参照系的巨大变动而被根本打破。这种打破传统的现象不能看成是不正常的偶发现象，而应当看成是传统发展的一种正常可能性和前途，也可以说，打破传统是对传统做新解释的一种特殊方式。

[1] 关于原初行动者、受动者和参照系等术语和相关的提法，是从利科（Paul Ricoeur）所著From Text to Action（Kathleen Blamev和John Thmopson英译本，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引用和引申而来的。

[2] 参见Paul Ricoeur，From Text to Action，p.17。

[3] 利科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意识形态既是摩擦的结果，也是对摩擦的抗拒。”（Kathleen Blamey和John Thompson所译Paul Ricoeur，From Text to Action，p.251，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我以为利科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一断语也适用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