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合一和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一体一样，都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中国的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一体并无意把人与天绝对等同起来，而主要是讲天与人相通，万物与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相类，似有把二者等同起来的意味，但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天人相通不是天人相同，实系讲不同的东西一气流通。同样，古今合一也不是讲古今无任何差别，而是讲古今虽不同，但又一气流通。正是这种一气流通才构成历史，如果彼此异己，互相孤立，则无历史可言。我们平常说今人与古人对话，这就暗含了古今一气流通的前提；无此前提，也就无古今对话的可能。但另一方面，这种一气流通既然是在互相有区别的东西之间进行的，那么，其中必然又存在着矛盾，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存在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1]，即古今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沟通古人与今人、融合过去与现在、从“大视域”的观点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既要“丢弃自己”，以便设想古人之处境，避免以今度古、以今解古，又要“不只是丢弃自己”，而要同时“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过去的视域中去”，以便“理解”过去，避免古今隔离。这种既区别又结合的矛盾或“紧张关系”，是一个理解历史的过程，也是包括理解在内的历史实在自身显示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研究历史应该是一种创造活动的原因。

[1] 同上书，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