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伯所处的时代类似,我们现在也正处于科技日益繁荣发达的时代,布伯所谓“它的世界”(the world of It)正日益扩大,“经验和使用的能力”(ability to experience and use)也正日益增长[1]。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种文化思想景观,欧洲在我们之前早已达到了,布伯在20世纪初出版的《我和你》一书中就已经对这种景观做出了自己的评论:“经验和使用能力一代一代地不断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通常谈论精神生活的进步,就是取的这个意义。”但是,“这种所谓‘精神生活’对于生活在精神中的生活来说,多半是一种障碍”,“因为经验和使用能力的增长主要是通过降低人们进入关系的力量,即削弱人们所唯一赖以生活在精神中的生活的力量而发生的”。“精神在于你和我之间”的一体关系,而不属于“我和它”。“人如果能回应他自己的‘你’,他就是生活在精神中。……只是由于他有力量进入关系(按:指进入“我—你”的一体关系——引者),他才能生活在精神中。”[2]布伯的这些话并不是要把“经验和使用的能力”与进入“我—你”一体关系的“力量”对立起来,并不是要把科技的发展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对立起来。布伯在这里主要是描写一个历史事实:在历史上,过分重视科技方面的“经验和使用的能力”的发展,大多伴随着进入“我—你”一体关系的精神力量的削弱。我国当前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吗?人们所谓“人文精神之丧失”与布伯所谓进入“我—你”一体关系的精神力量之削弱,是很相似的。但是,正因为在布伯面前存在着这种历史事实,他才在《我和你》一书中反复申述这种状况的不合理。布伯并不否认科技上“经验和使用能力的发展”的意义,但他针对时弊,却更加强调要超越这种能力的发展而进入“我—你”一体关系的精神境界。他说:“‘我—它’这个原始词并不是不幸”,“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让这个原始词掌握了统治权,那么,不断增长的‘它’的世界就会盖过他而剥夺他自己的‘我’的真实性。”[3]的确,“经验和使用能力的发展”是必要的,但片面地让其统治人,则人必然成为“丧己”之人。布伯说:“因果性在‘它’的世界中的无限统治对于自然的科学秩序有其根本的重要性,但这并不会成为人的负担,人并不限于[生活在]‘它’的世界,而是能够不断地走向关系的世界,在这里,‘我’和‘你’自由地在相互影响中彼此面对,这种相互影响既不是与因果性相联系的,也不具有因果性的特点。在这里,人既确实拥有他自己存在的自由,同时又确实拥有神(Being)的自由。只有认识了关系(按:指“我—你”的一体关系——引者)和认识到‘你’的显现(presence)的人,才有做出决定的能力,做决定的人是自由的,因为他已接近了主。”[4]“因果性对确有自由的人并不是负担。他知道他的必死的生命本性摇摆于‘你’和‘它’之间,他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意义。”[5]布伯的这些话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所讲的因果性、必然性是人生之所必需,但它又并不妨碍人做出自我决定的自由,人生就是“摇摆于”二者之间。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要把因果性、必然性或“它”的世界放在统治人的地位,而是相反地应该把“我—你”的一体关系或自由的精神境界放在主导的地位。对于有自由的精神境界的人来说,“所谓必然性并不能吓住他”,他能认识到自由与必然或命运是“相互回应”的,他能驾驭必然性,敢于面对它,也就是说,有超越必然性或命运的力量。“敢于对梦魇说出它的真名,就能有超越梦魇的力量。同样,敢于对‘它’的世界说出它的真名,就能有超越‘它’的世界的力量。”[6]这也就是说,超越必然就是自由。超越不是抛弃,而是一种主导的力量。这种力量(处于“我—你”一体关系中的精神力量)“能渗透到‘它’的世界之中并使之变形”[7]。布伯的这一思想和尼采所主张的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爱”的热情对待必然性从而超越必然性,达到自由的思想,是相似相通的[8]。布伯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忽视一切由因果性决定的东西而能从深层做出决定的人‘和’不在乎财物的人”,是“自由的人”,命运或必然性“不是他的限界,而是他的实现”。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命运或必然性,那么,原以为是“严酷的东西”(指必然性——引者)就会变得“充满了光”,就像“仁爱”本身一样[9]。我想,如果能让我国当今正在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充满“仁爱”和“民胞物与”的精神之火与光,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文明景象啊!
[1] Martin Buber,I and Thou,English Edition by Charles Scribner's 1958,p.38.
[2] Ibid.,pp.38-39.
[3] Ibid.,p.46.
[4] Martin Buber,I and Thou,English Edition by Charles Scribner's 1958,p.51.
[5] Ibid.,p.52.
[6] Ibid.,p.58.
[7] Ibid.,p.100.
[8] 参见张世英:《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之回顾与展望》,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9] Martin Buber,I and Thou,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