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的诗性

1.精神科学重在研究个人的独特性如何为他人所理解

人们一般总以为认识就只是寻求普遍性，愈是撇开特殊性、个别性，就愈具有理论的高度。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源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里，为了得到普遍的、可以不断重复的效果，各种具体的特殊性和个别性都要加以排斥。这种思路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于是在人类的精神现象中，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也产生了寻找像自然现象中必然性规律一样的社会历史规律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人的个性被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承认被阻挠了，整个社会陷入紧张的剑拔弩张的困境。

其实，人文社会科学，或者用狄尔泰的语言来说，精神科学，固然不能说无规律性和普遍性可循，特别是就人的精神与自然有联系的方面而言，但是精神科学的更重要的任务则是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相互理解的问题。人之不同于物的特点之一在于人的精神性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个体性。物无精神性，因而也无个性，物与物之间没有社会交往和相互理解的问题；而人则不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独特的个性，但又不能离开全体社会而孤立地生活，因而就产生了不同的个性之间如何沟通的问题。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那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体性纳入普遍性，那么，在精神科学这里，问题则侧重于如何使普遍性适合个体性，说得更具体通俗一点，就是如何让个人的东西通过普遍的东西而得到他人的理解，或者说达到一种共识。精神科学的这一特征及其与自然科学的这种区别，狄尔泰早已有所论及[1]，只是没有做出上面这样明确的陈述。

个人的东西之所以为他人所理解并产生共识，其可能性的基础或根据何在？个人的东西通过什么途径为他人所理解并产生共识？狄尔泰对这两个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

2.“万物一体”保证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狄尔泰说：“理解首先产生于实践生活的兴趣。人们在这里被指定于相互交往之中。他们必须彼此理解。一个人必须知道另一个人愿意做什么。”[2]狄尔泰把作为相互理解之基础的实践生活的共同体叫作“共同性的领域”（Sph??re von Gemeinsamkeit）：“每一个体生活的表现，在客观精神的范围里，都代表一种共同的东西。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表情或套话，每一个艺术作品和每一个历史活动，都只是由于一种共同性（Gemeinsamkeit）在其外在表现中与理解相结合，才是可以理解的。个体的人总是在共同性的领域中体验着（erlebt）、思想着和行动着，并且只能在其中理解着。”[3]显然，狄尔泰这里所用的“共同性”一词不是指不同人在属性上的抽象的相同性或同一性，而是指人人都生活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唯一的生活集体或共同体。狄尔泰认为正是这唯一的共同体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包括相互间的同情：“相互理解使我们确信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共同性（Gemeinsamkeit）。个人与个人是通过共同性而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共同性中，休戚相关或相互关联，同类关系或亲缘关系都彼此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关联和同类关系贯穿于人的世界的领域之中。此种共同性表现在理性的同一性之中，表现在感情生活的同情之中，表现在伴随应该的意识而产生的义务与权利的相互牵制之中。”[4]狄尔泰在这里所讲的“共同性”有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万物一体”之处。“万物一体”讲的不仅是人与人息息相通，休戚与共，而且包括人与物、物与物的一体相通。狄尔泰的“共同性”则是直接地讲人与人的一体相通。我主张把道德意识建立在万物一体及同类感的基础之上，我的这一主张与狄尔泰有契合之处，只是狄尔泰更多地讲人与人之间的一体相通（“共同性”）。如果说我所强调的万物一体是“民胞”和“物与”二者的统一，狄尔泰则可以说主要是讲“民胞”（狄尔泰的道德观，本文略而未谈）而不侧重讲“物与”。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把作为理解之基础的人类“共同性”更扩大为“万物一体”呢？也许狄尔泰只考虑到人与人的交往媒介是语言，而人与物无语言可通。但是这样考虑问题显然有片面性。在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世界里，不仅人与人有语言交往，而且人与物也有语言交往，只不过物对人做无言之言罢了。狄尔泰实际上也看到了人与万物融为一体，例如他说：“在不同成效由之而出的稳定的基底中，没有东西是不包含我的生活关系的。正如这里的一切都存在着一种对我的态度，同样，我的现状也经常按照物（Dinge）和人对我的关系（态度）而改变。根本没有什么人和事物（Sache）对于我仅仅是对象而不包含压力或推动力，不包含努力的目标或意愿的责任，不包含对重要性、需求的考虑和内在的亲近或抗拒、疏远和异己。”[5]“一种无限的生活丰富性乃是在个人的个体存在中由于其与环境的关系，其与他人和物的关系而展开的。但是每一个别的人都同时是诸多联系的交叉点，这些联系贯穿于个人之中，产生于个人，但又超越于其生活之上……”[6]上引这些话说明在狄尔泰那里，在人与人的生活关系中，事物不是离开人而独立的简单对象，而是能指示人的意向的，是与人融为一体的，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得到理解。但是，狄尔泰的注意力仍然重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以及语言媒介在这里的重要性，他一再强调的是，语言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或者说主体间性的基础。所以，中国人所强调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狄尔泰那里，可以说只有部分的表现，他也不重视万物皆有语言性，从而也不重视对自然的审美鉴赏。

尽管狄尔泰的思想有上述局限性，但他毕竟对语言在人与人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功能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分析对我们所关心的为什么日常语言具有诗意本性的道理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3.语言一般皆有诗性

在狄尔泰看来，日常语言的结构有这样一种特性：它既能保持个人的独特性，又能使个人与他人取得共识，取得相互认同。用我在讲“相同与相通”的那一章中的术语来说就是，日常语言既能维持各个人的“不同一性”（“不相同”），又能使人与人相通。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日常语言具有使个人的东西成为可以传达给别人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结构。

每个人都是无限联系的交叉点，每个人的独特性都包含着他所生活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无限联系的共同体，语言表达若与具体的生活联系相脱离，若“不依赖于时间或个人之差异性”，则说话的人所说出的东西与受话人的理解是“同一的”、“没有转换的”，这当然无疑地会保证理解的“完全性”[7]，例如，数学上的语言。

但是，日常的语言表达总是受具体的生活联系的制约，受“共同性”的制约，说话人与受话人处于具体的环境关系之中，于是隐蔽于当前出场的言辞背后的无穷的“生活关联的隐暗背景”（der dunkle Hintergrund des Lebenszusammenhanges）和“丰富的内心生活”（die Fuelle des Seelen Lebens）[8]会掺杂到日常语言之中，使日常语言不得不通过一些非口头的东西而暗示出未说出的东西，例如面部表情、说话的语气、说话时的姿态以及行为。［狄尔泰把这些概括称之为“生活表现”（die Lebens-aeuβerungen）的第二种形式和第三种形式，即“行为”（Handlungen）与“经历表达”（Erlebnisausdruck）。第一种形式是单纯的语言表达，即“概念和判断，思维产物”[9]。］它们都能和日常语言结合在一起，使日常语言得以表达说话者个人所处的独特的无限联系的交叉点，即是说，得以表达说话者个人的东西。日常语言所包含的诸多暗中示意的东西构成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们使日常语言具有指向未说出的东西的特点和功能。这些能暗中示意的东西是在个人与他人生活的共同体中形成的，因此，只要是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都能理解其所表达的个人的内心生活及其背景。日常语言就这样具有使个人的东西通过生活共同体而为他人所理解的结构。狄尔泰并没有把这样的思想观点像我这里所表述的那样做出明确的表达，但这里的基本思想观点应该是属于他的。

我在这里所要着重指出的是，狄尔泰所指明的日常语言具有暗指未说出的东西，从而能使个人独特的东西得到他人理解的特点和功能，正是语言的诗性之所在。

伽达默尔所讲的“语言的思辨性”的论点，阐述了语言都有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叫作语言的诗性，这也就是说，语言一般皆有诗性。伽达默尔说：“说出的都在自身中带有未说出的成分”，说出的与未说出的“具有答复和暗示的关系”[10]；语词的有限性与语言整体是紧密联系、相融相通的，人讲话时所处的“生动现实性”就表明人所讲出的有限话语使附属于其上的“意义整体”，“在发生作用”[11]，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谓“语言的思辨性”。甚至分析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Austin，1911—1960）、塞尔（J.Searle，1932—）等人也大讲说话时的语境，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以语境为转移，这语境颇有类似于伽氏所讲的“未说出的意义整体”和“讲话时的生动现实性”之处。当然，分析哲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主客关系式，他们所讲的语境属于与主体对立的客体，不同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所讲的“隐蔽”与“意义整体”，因而缺乏诗意。

尽管日常语言，由于在场与不在场总是融合在一起，因而实际上，“说出的”总是带有“未说出的”成分，但日常语言毕竟未能发挥语言的诗性而不同于诗的语言。诗的语言具有最强的“思辨性”，它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的程度最大、最深远，而一般的非诗的语言毕竟未能发挥语言的诗意之本性。这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人在某种意义下皆为诗人，皆有诗意，但一般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下的诗人。

那么，诗的语言，究竟有什么特点以区别于非诗的语言呢？

[1]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Ⅶ．Band，Verlag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und Bedin 1927，pp.191-228.

[2] Ibid.，p.207.

[3] Ibid.，pp.146-147.

[4] Ibid.，p.141.

[5]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Ⅶ．Band，Verlag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und Bedin 1927，p.131.

[6] Ibid.，pp.134-135.

[7]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Ⅶ．Band，Verlag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und Bedin 1927，p.205.

[8] Ibid.，p.206.

[9] Ibid.，pp.205-207.

[1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583页，台北版，1993。

[11] 同上书，5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