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执着于当前在场者与聆听“异乡”的声音

一般都是从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中来做这种区分。这样的区分虽也符合实际，但未说到深处。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真理是在场者、显现者同其背后的不在场者、隐蔽者的融合，也是人与世界的融合。概念式语言的存在论上的根源是站在主客关系的立场上，以在场者之显现为语言的本质，而排斥、抹杀不在场之隐蔽的作用。反之，诗的语言（严格说来是语言的诗性）的存在论根源在于人与世界的融合，重视不在场者，一心要把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所以，诗的语言的特性就是超越在场的东西，从而通达于不在场的东西，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超越“世界”而返回“大地”。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多地执着于当前在场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也是如此，往往遗忘了隐蔽的东西，即使偶尔记忆起来，也只是把它当作“异乡”。但诗人却正是要聆听这“异乡”的声音，诗的语言可以说就是对“异乡”的召唤。“道言”、“大言”乃是通过诗人的诗的语言，把来自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无”、“神秘”或德里达所谓“无底深渊”的声音释放出来。如果说平常生活中的用语往往只盯住个别的在场者，那么，科学语言就可以说是只盯住普遍的、永恒的在场者，即概念、理念、同一性之类的东西。面对一株春暖发芽的杨柳，一个普通农夫和科学家与诗人所言说的东西就大不相同：农夫会说，杨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面乘凉；科学家会说，杨柳发芽是气温回升的结果；这两种人都是盯住客观的在场的东西，一个是个别的在场者，一个是普遍永恒的在场者。诗人则会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甚至一个有诗意的小孩也会说：“妈妈，杨柳又发芽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诗的语言把隐蔽在杨柳发芽背后的离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了，这离愁不是简单的感情发泄和简单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情景交融、主客（人物）交融的审美境界。

语言分析哲学家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类：

（1）“以言表意的行为”（locutionary act）——即用语言表达某种思想观点的行为；

（2）“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用语句施行某种行动的语言行为；

（3）“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act）——即用语言取得某种实际效果的语言行为。

奥斯汀的三类语言行为应该说概括了全部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只盯住在场的东西的语言行为，而不具有把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的特性。奥斯汀虽然强调某种语言行为要与其语境或说话的场合相结合，但那只是出于让某种语言行为适当而有效的考虑，其所特意盯住的对象，正是该种语言行为本身所讲出的在场者。奥斯汀所说的语境或场合，表面上没有出场，实际上却也是出场的东西。

塞尔在“以言行事的行为”中专门列入了“表情式”一类的语言行为，例如祝贺、哀痛、抱歉之类的言语均属之。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单纯的表情式语言就是诗性语言。对单纯的某种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对单纯的某种物理事物的描述一样，都是把客体与主体分离、把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分离的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

总之，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特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关系为前提，把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割裂；而诗的语言的特点则是二者的融合。

2.抽象性语言与一次性语言

与此相联系的是，诗的语言的特点还在于诗具有独特性、一次性。Otto P?ggeler在解释海德格尔关于诗和思的关系时说：“思维的说”与“诗意的说”，或者说，“思维”与“诗化”，“它们之接近在于两者因各自言说的特性而保留着相互的区分。海德格尔用公式化的简明语言说：‘思想家言说存在，诗人给神圣的东西命名。’……诗人所作的是给神圣的东西的要求以一种直接的回答，给神圣的东西‘命名’，而思想家不能自命做到这一点。……相反，思维必须拒绝对神圣东西的要求作直接的回答”[1]。所谓“命名”，乃是指独特性、一次性，只有诗人才可以在诗意中独特地、一次性地、亦即创造性地直接把握到真意，思想家用逻辑的、推理的语言，总是只能把握到一些普遍性的、抽象的东西，对真意或境界只能间接地去把握。这就是诗与思、诗的语言与概念式语言的又一区别之处。

[1] Otto P?ggeler，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