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5用看得见的实惠激发整体潜能
名人导语
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不外升官、发财二途。
——曾国藩
本节要点
保举的用人手段；保举的三种方式。
故事案例
1.保举的用人手段
战争时期，筹饷相当困难，所以保举是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幕僚有四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其中，有二十六名督抚、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这些人都多次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
攻陷被太平军长期占领的地区，如安徽省，人人视为畏途，避之犹恐不及。这样，曾国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人充任地方官员。同时，曾国藩每到一处，就弹劾不法官吏，又以整顿吏治为念，因此也有许多空缺留给了幕僚。在直隶，他又从江南奏调大批幕僚北上，待机补缺，一次即达十一员之多，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陈鼐、游智开、赵烈文、方宗诚等都是这样调去的。其后，除随曾国藩返回江南的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外，留于直隶府上的人也均先后补授实缺，既对直隶吏治有所补益，亦使这些追随多年的幕僚找到了出路。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从没有大量地保举过手下的幕僚，同时也舍不得花钱奖赏，因而人们都不愿依附于他。例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这次他仅奏保了三百人，而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1855年、1856年）只保奏了三次，总人数合起来也不过数百人。
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而此时，胡林翼仅攻占武汉一次，就当即保奏了三千多人，而且受奖人数竞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这一消息一传开，就有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国藩不如投靠胡林翼，因此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都主动地投靠了胡林翼门下。
回顾往事，曾国藩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利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2.保举的三种方式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是汇保、特保、密保三种，这三种不同的保举方式也反映了不同的情况、级别和待遇。
例如，每当湘军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而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对于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而设置的，对有些人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的密折等。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因此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辞偶尔含混不清就要重新草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
也正因为这一点，正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就极有分量，曾国藩在奏疏中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而且，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上了“才可独当一面”，而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看到了这样的保语，清廷很快就准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除了使用奏保之外，曾国藩还是会使用钱财，这种看得见的实惠来奖励一部分人的。
人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有一种趋利之心。对于“钱财”的看重，就像是自己的**一样。虽然，一直以“廉”、“俭”来严厉要求自我的曾国藩也知道，钱财这一看得见的实惠的东西，确确实实就像是一支兴奋剂一样，能够激发出人身体内部极大的潜力。他在建设湘军的时候，也是屡屡地使用这种办法的，并且屡试不爽。在招募士卒的时候，他便是使用钱财——“粮优饷厚”这一策略招募到了一批存有淳朴之气的士卒和部属。而在激发士气，以求士卒在战场上能够一鼓作气破敌的时候，曾国藩所采用的也是这种办法。
在钱财方面，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待湘军的时候具有如此大的反差，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深受封建道德传统儒家理学影响的他同样对于人性有着很好的把握度。他知道，要想使得湘军的士卒能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仅仅是凭借什么忠义思想作为奠基是万万不够的。因为，人身上所固有的自私本性和“实际”的看法，决定了他们趋利避害之心。也就是说，当湘军的士卒在战场上真正地遇到凶悍的对手之后，由于自身受到了威胁，就必定产生畏缩，逃避之心，并不能够真正地去奋勇杀敌，去战胜强悍的敌人。
那么，怎样才能够减弱他们身上固有的自私之本性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满足他们自私的欲望，也就是通过看得见的钱财去刺激他们向前的神经。因此，在招募湘军士卒之初，为了能够吸引人前来投军，并且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投入训练，在以后真正的上战场之后能够杀敌制胜，他在《晓谕新募乡勇》之中，便清晰地写到了关于湘军士卒在以后上战场杀敌，所得奖励的具体方法：
一、临阵又能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
二、杀贼两名者，功赏银二十两，并赏六品军功。
三、杀贼三名以上者，除功赏银三十两外，随即奏请老营，以千把总补用。
四、拿获长发贼，每名赏银二十两，短发贼每名赏银十五两。
五、拿获贼马一匹，即以其马充赏。如不愿意要马，将马缴呈，赏银十两。
六、抢获火药，每桶赏银五两。七、抢获铅子，每桶赏银三两。八、抢获大炮一尊，赏银十两，小炮每尊五两。
九、抢获鸟枪一杆，赏银三两。
十、抢获刀矛、旗帜，每件赏银二两。
十一、打仗奋勇当先，虽未得功，亦随时酌给赏号。落后者不赏。如以己物诈功冒赏者，查出捆责四十棍，革除。临阵退缩者斩杀！假冒功者，枭首示众。
十二、打仗阵亡者，照营制，赐恤银子五十两，烧埋银十两。
十三、伤分三等：头等，赏银三十两；二等，赏银二十两；三等，赏银十二两。
十四、临阵回身，伤在背者，不赏。
二十五、诈伤冒功者，查出捆责四十棍，革除。
以上便是曾国藩所规定的湘军士卒在战场上立功与诈功冒赏临阵退怯脱逃的奖惩标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乎只要上战场，不管是否能够杀敌立功都会有一定的奖励，并且所获奖励并不少。这样一来只要湘军的士卒，在平时将武艺操练好，无疑就像是到战场上捡钱一样。再者说，又有如此强烈的营规制度作为后盾，谁敢以身试法呢？
反过来，如果在战场上畏惧退缩的话，惩罚也是相当严厉的。试想，在巨利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的双重作用下，与敌军作战的时候，湘军能不奋勇向前杀敌吗？因为，那直接关系到了他们切身的利益啊！只要没有战死，好处就是很大的！
再者，就是权力。
曾国藩之所以采取这样开明的策略，一方面在于他罕见的宽广胸襟；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对当时时局有着明晰的认识。
“众人拾柴火焰高”，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要取得成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意识到要想使湘军能够真正地得以壮大发展，就必须集众人之所长为我所用，让湘军之中的中高级将领发挥出自身的能力和他一起建设好湘军而努力。于是他便通过放权，让湘军中高层将领把建设湘军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自动自发地承担起为湘军壮大和发展的责任。
智慧点评
作为一种选官方式，清代文官保举制度确立于顺治年间。由于其激励与提拔人才的特殊作用，所以终清未被废黜。清代文官保举主要有：诏令保举、考绩保举、劳绩保举等类型，其保举方式有：密保、明保、特保。
No.36和衷共济，把军队上下连在一起
名人导语
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
——（宋）许洞
本节要点
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以共同利益把湘军连成一体。
故事案例
1.群体团结的重要性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
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都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
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
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军”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为了使士卒与士卒之间，士卒与统领之间，统领与统领之间消除影响整个湘军团结的猜忌，曾国藩首先去做的就是用一个共同的利益，把湘军的士卒束缚在一起。让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虽然心存猜忌，却又不得不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策略。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去做，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他对于人性的独特认识基础之上，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将人性的善恶，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作为一个军队的特殊团队向不断壮大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人的“自私”在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适当地加以引导，就像洪水一样，加以正确的疏导，不仅不会使洪水泛滥成灾，反而还会使得洪水灌溉农田，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曾国藩建设湘军并使湘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他知道怎样将人性中“自私”、“趋利”的弱点向有利于湘军这个团队壮大和发展的方向引导！
人是自私的，就像是在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一样，倘若人没有自私这种本性的存在，也不能够称之为人。也正是这种“自私”的本性存在，才让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切“自我”的角度。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欲望。这一点是后人经过苦苦地思考才得出的结论。
然而，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封建社会制度即将瓦解，而统治了中国人思想近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却仍然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桎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并要求人们严格地按照“仁义礼信廉孝耻”的标准去做人。人们是鄙夷“自私”的，更有甚者对于“利”更是嗤之以鼻。称钱财为“阿堵物”、“孔方兄”、“铜臭”，就更不要说那些以维护封建道德伦理为己任的理学家们对钱财美我的“君子远庖厨”了。而曾国藩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自私”在那个时候，被人们片面地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不能够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认识“自私”。而作为传统儒家理学传人的曾国藩，虽然对于自己要求“廉”，并且是一种近似刻薄的“廉”，但是有着非凡洞察力和对于人性有着深刻见解的他，却站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用一种辩证的观点去认识了“自私”。曾国藩认为，只要把握好一个度，因势利导就能够让人心中的“自私”为我所用。
2.以共同利益把湘军连成一体
曾国藩在很多的时候，便是通过对于人性之中所存在的这种本性，在一定的“度”内满足人因为“自私”所产生的欲望，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为了消除湘军之中所存在的猜忌，促成湘军内部成为一体，曾国藩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以共同的利益，把湘军上下连成一体。所谓的相同利益，对于曾国藩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点：
第一，从维护封建道德理论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来引导人民。
中国是由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所控制的国家。而其中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他们崇尚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打出的却是基督教名号，以“上帝”的名义去号召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民。这样一来，无疑冲击了中国大地原有的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在向传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发出挑战。
深受近千年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熏陶的庶民百姓，在心里面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突然“舶来的邪教邪说”。更重要的是洪秀全只不过是借用基督教的名义，而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罢了，所以他的“教义”也是不完全的，并且一些理论观点和信仰冲击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基石，这不仅让人们难以理解，而且还让人们在心里产生了恐慌。
人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时候，都会很明显地产生自然条件反射一般的抵抗。在洪秀全率兵围攻长沙的时候，左宗棠便去见过他。劝说洪秀全要想获得成功，最好是抛弃基督教，倡导儒家的孔教。
左宗棠的劝告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弊端所在，就是洪秀全所提倡的基督教，宣扬的基督教义，与原本中国传统的孔教、道教、佛教有着很大的冲突。
洪秀全和他的上层部属动辄巫婆神汉式的装神弄鬼，满嘴神话欺骗军民愚弄下属的行径，不仅让普通的中国人民感到反感，也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也是对当时文人的一种羞辱。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领导阶层不懂得社会的心理并运用社会心理的缘故。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便写了一份《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之中，曾国藩列举出了洪秀全的全部罪状，归结起来为下面四个方面：
一是，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莆牛马之不若；二是，窃上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读书典册，一旦扫地**尽；三是，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四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对此，他感到了痛心疾首，认为自己要：“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戮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并且发誓要以消灭太平天国为己任。
曾国藩所列举的以洪秀全为首恶的太平军的罪状，没有一条不与深受了千百年传统文化熏陶，崇拜孔孟关岳的民众思想倾向相冲突的。并且都是一些大逆不道的行径，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这便是后来毛泽东在评价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懂社会民众心理造成的原因。
因此，曾国藩巧妙地将存在于中国人思想之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站在维护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的角度上写出了“檄文”。让湘军知道他们共同的利益正遭到破坏，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便必须紧紧地抱在一起，向破坏天下士农工商共同利益的敌人作战。
第二，用可以看得见的钱财和诱人的功名利禄吸引人力。
同前面所讲的一样，曾国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也是出于自我对人性“自私”的认识。共同的利益，就像是促使湘军全体团结的“润滑剂”，使得湘军士卒之间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暂时地放弃心中的猜忌，齐心合力将矛头指向了太平军。
智慧点评
团结，是由多种情感聚集在一起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团结并不只存在于志同道合的人群之中。想要成为一个团结优秀的集体，只需要我们都用真诚去面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让这个集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心灵的温暖。
No.37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名人导语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孙子
本节要点
势是人生的制高点；“以静制动”的攻捻策略。
故事案例
1.势是人生的制高点
势有形势、时势、地势、人势等之分，但是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优势。势是人生的制高点，要想争得主动，必须抢占它，利用它。善于用势，弱者也能变成强势，办事就像从山坡上滚圆石，所当者靡，所击者败，战无不胜。
当权者接手一个新局面，常会遇到一个矛盾现象：捏怕死，放怕飞；强调立威，怕激化矛盾，引发变乱；过于宽容，怕威严不立，政令不行。曾国藩为官一生，知人勤政，功绩卓著，但他用兵作战也不乏阴谋奇计，为人处世也独具自己的谋身之道。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努力创造有利的态势，而不是对部下求全责备，所以他能够选择人才去利用和创造有利的态势。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说：“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曾国藩居然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就是因为他懂得用势的缘故。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捻军由河南考城过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曹县。自此捻军在山东境内昼夜奔驰，经定陶、成武、汶上等地，东达宁阳、曲阜，渡过汶河，前锋曾达济南郊外。
两个月来，捻军有时纵马疾驰，有时盘旋打转，以便迷惑并拖垮敌军，寻找战机，将紧迫不舍的僧格林沁所部清军消灭。结果，僧军“三旬之间，回旋奔波不下三四千里”，被拖得疲惫不堪，队伍参差不齐、七零八散，“步队不及马队，驽马不及良马”，粮草也接济不上，“有连日不得一餐者”，人马相继倒毙于途，“军中多怨言”。而僧格林沁本人衣不解带，“寝食俱废”，常常“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
清廷一再令其“马步各队宜稍为休息，养其锐气，毋使疲乏”，“稳慎进攻”，并警告他“择平原地休养士马，且戒勿轻临前敌”，但僧格林沁已近于发昏，仍穷追不舍，企图一举聚歼捻军。
这时，捻军已南走邹县、滕县、峄县、郯城，进人江苏海州、沭阳、邳州，旋又回至山东郯城，并进抵临城，击败山东布政使丁宝桢部清军，阵斩都司杨西林、守备郭龄鳌等。然后再返宁阳、汶上，西进范县、濮州。就这样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使清军疲于奔命，欲罢不能，欲战不得，从而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僧格林沁还误认为捻军不堪一击，已溃不成军。
四月初，捻军汇集了范县、濮阳以南，郓城以北的水套地区抗清武装后，到达菏泽一带。这时捻军共有马步精锐数万人。他们来到菏泽以北的葭密寨、郝胡同、高楼寨附近，做了周密的军事布置，撒下了天罗地网，以待僧军到来。捻军将士还相互鼓励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若战而北，则全军尽覆，无一能生者，不如拼死向前”。从而坚定了必胜信心，并确定了详密的作战方案。
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僧军追至高楼寨，于是开始了捻军战史上著名的歼灭战。
捻军先以小股马队于中午将僧军引入伏击圈，捻军伏兵遂起而应战。一时，杀声震天动地。先是陈国瑞的左路清军被捻军一举击败，接着捻军又杀退副都统常星阿的右路清军，杀得两路清军人仰马翻。然后，捻军集中兵力包抄夹击僧格林沁亲自统带的中路清军。中路清军四面挨打，很快全军溃败。
僧格林沁几次率军用洋枪突围，却均被捻军击退，被迫率残兵败将躲进葭密寨，凭坚拒守。捻军遂环寨筑垒，据长壕围之，而主力则埋伏于外围防线，以备僧军突围。
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残部趁夜色蒙蒙，利用洋枪突围而出，虽一时冲过长壕，但又落入捻军新布下的围阵里。捻军伏兵四起，迅速将僧军残部全部歼灭。僧格林沁落荒而逃，结果坠马被杀。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也先后被斩。
这一战役，捻军一举歼灭了清政府的这支王牌军，共歼敌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战马与洋枪，取得了巨大胜利，给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丁宝桢等人被处分，陈国瑞等被革职，成保等被逮问。
捻军痛歼僧军后，兵力强盛，一时有北渡黄河，直捣京津之势。清廷恐慌万状，急派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带湘、淮各军赴援。而捻军因进军方向有分歧，失去战机，加之北上敌人已有准备，遂由山东再入河南、安徽活动。
2.“以静制动”的攻捻策略
在剿捻军时，曾国藩发现捻军十分善战。在给其弟寄出的信中，他详述了对捻军特点的认识：
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日：“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州之败，系贼以打圈圈这法疲之也。
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日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中冒烟冲进；二日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日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日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
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日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日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日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基于这一认识，曾国藩制定了“以静制动”的攻捻策略。六月底，曾国藩抵任后，接连上奏，提出新的攻捻策略：
一是重点设防。
在鲁苏皖豫之济宁、临淮、周家口、徐州四处各驻重兵，以静制动，“以有定制无定”，同时在山东兖州、沂州、曹州及安徽庐州、河南归德、江苏淮安等十三府派驻部分清兵作为次重点防区。
二是建立马队。
鉴于捻军已移步为骑，要消灭捻军，“非马队不足以制胜”，遂一面从察哈尔购买马匹，一面对原有马队加以裁汰，倡设新马队，作为游击之师。
三是布置河防。
即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河岸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堡垒，阻击捻军，使之不能进入山东和豫西，以便将捻军在运河、沙河间加以歼灭。
四是修筑圩寨。
命令山东及附近苏、豫、皖省地主士绅，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组织民团把守，坚壁清野，将壮丁、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圩内，切断捻军与人民的联系，使其孤立无援。
这套策略的实施，给捻军在山东等地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兵事变幻莫测，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因此凡战不可不审势而动。面对当时战况，曾国藩说：“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后来，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左宗棠正是以此战略消灭捻军的。他的战略思想，他的河防与清圩，都为李鸿章和左宗棠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智慧点评
运谋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针对不同对象，应依据其个性特点行事。只有明晰对方的特点，才能因地制宜，以达运用自如。行事谋略必须做到出人预料，以奇制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兵家制胜之策，只有超出常人思维，做到别人所不能预料的事，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No.38带兵要有刚毅之气
名人导语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汉·黄石公
本节要点
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临危不乱稳定军心。
故事案例
1.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
书生能文不能武。所谓能武，并不是指非要带兵打仗，力能举鼎，而是有血性、勇气。国家养士和个人修身一样，应该有文化，但不能一团文气。
曾国藩对孟子的“养气说”非常推崇，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高诵《孟子》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昏浊如此，想旋即背弃也。戒之。
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这是因为这种气概是当时之人最缺乏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战士缺乏这种气质，必然一触即溃。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
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
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饶州、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
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划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驻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
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力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若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
罗泽南起程的那天，刘蓉、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说：“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感叹地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
2.临危不乱稳定军心
曾国藩在多年的战斗中，有两次兵陷险境都以刚毅之气临危不乱稳定军心获取了胜利。
第一次遇险是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太平军正分兵三路向祁门包围过来，当时太平军的兵力在湘勇十倍以上，湘勇则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
由于湘勇的人数一天天减少，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此时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军机参赞们、文案、小吏，一天到晚处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眼见得东、北两面血肉横飞，南面略为安静些，便瞒着曾国藩，互相串通，偷偷地买通了二十条小船。将一包包行李往船上运，单等兵败逃走。当李鸿章把这个情况报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怒发冲冠，恨不得把这些扰乱军心的胆小鬼一个个抓起来杀掉，但这样做更不利于军心稳固。因此，他略为思忖，反而亲拟一个告示，叫文书誊抄后贴在营房处：
在此危急之机，若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
这份告示一贴出，那些准备走的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又偷偷地把行李从船上搬回。对这一切，曾国藩装做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靠着这一沉着的精神，祁门很快在援军的支持下，化险为夷。
第二次遇险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追击捻军，指挥统帅部突然遭到捻军的围袭，而护兵只有区区千人，消息传开，人心惶惶，士兵惊慌。此时曾国藩考虑到力战和突围均不现实，不如按兵不动，装做对敌情不知。因此，曾国藩高卧不起，指挥部运转正常，护兵见此都平静下来了，各守岗位，而捻军见后只好无功而返。
临危不乱，体现了主帅的领导气魄，同时也是鼓励部下发奋工作的动力。
然而，曾国藩又强调要刚毅不要刚愎，在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在给沅浦九弟的信中说：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日强制，日强恕，日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要刚毅不要刚愎，这是要求人们在有勇毅之气的同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或鲁莽，而是出于一定的理想或德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谓少之又少。
司马迁认为，具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常常可以在游侠中找到，因此，他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章，为聂政、曹沫、专诸等游侠做传。
聂政，轵邑深井里（今山东济源东南）人。杀人后为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
过了很久，濮阳（今河南濮阳）严仲子为韩哀侯做事，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了矛盾。严仲子怕被杀，逃离韩国，四处周游寻找能够报复侠累的人。到齐国后，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士，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见，往返多次，然后备好酒食自己畅饮于聂母面前。
酒酣之时，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母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吃惊和奇怪，向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推辞说：“我庆幸尚有老母，家虽穷，但客居他乡做了一名杀狗的屠夫，能凭此早晚得些美食来奉养亲人。亲人可以供奉，衣食也不缺，我不能接受你的赐予。”
严仲子令人回避，然后对聂政说：“我有仇人，而且到过的诸侯国很多了。但到齐国后，听说足下您义气甚高，所以进献百金，是要用它做令母的饮食之费，能够得到您的欢心，怎敢有其他奢求呢！”
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屈辱自己做市井屠夫，只因为要奉养老母。老母在，我的生命不能轻许他人。”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终究不肯收下。严仲子最后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
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犟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据说，曾国藩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他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他兵败太平军，饱受冷嘲热讽，却依旧不为所动，训练兵勇，奋勇向前，终于东山再起，给了太平军以沉重的打击。
智慧点评
“浩然正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它既包含了对“仁道”的体认和内化，也包括以正义的道德行为来养气，又要求以寡欲来保存“夜气”和善心。只要养成了浩然正气，那么人就会“至大至刚”，和这种气一样充满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这种浩然正气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对于激励人们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献身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