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9 “耐”是为官的基本功
名人导语
忍耐是一帖利于所有痛苦的膏药。
——塞万提斯
本节要点
曾国藩以忍谋事；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
故事案例
1.曾国藩以忍谋事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值得人们以为鉴戒：
有一独身男子住在一间草房里，他靠着自己双手耕植，生活也自给自足，但被老鼠害得好苦恼。白天，老鼠成群结队东跳西蹿，扰得人不安宁；夜间，老鼠又吵又叫又咬东西，使他整夜难以入睡。这男子恨透了老鼠。有一天晚上，他从外边喝醉酒回家，刚上床躺下，老鼠又吵闹了，他气得跳起来，要把老鼠全烧死，就用火把房子四处点燃，一下子四处起火，老鼠是被火烧死了，可是他的草房也被烧毁了，他也就无家可归，茫茫然不知所措。
这则“灭鼠而毁庐”的故事，与曾国藩以忍谋事的态度一样对世人教益颇深。
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这里所说的耐烦，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
对于“耐”字的妙用，曾国藩则有深刻全面的体会。作为一位身在官场的读书人，曾国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不屑做，但却不得不做之事，官场的烦琐应酬与扯皮因循常令他厌烦，曾国藩曾与这种官场习气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事实证明，这种习气绝不是几个人所能改变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逐渐从中悟出了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一个“耐”字。
在京任官时，曾国藩尽管还未在实践上养成高深的“耐”字功夫，但十年的京官生活，却也使好学深思的他在理论上形成一番对“耐”的高见。他在《曾文正公集·答黄廷瓒》中谈到为官之道时说，为官须做到“四耐”：
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过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
曾国藩将“耐”分为“耐冷”、“耐苦”、“耐劳”、“耐闲”四个方面，分得细致全面。能耐冷，见胸怀；能耐苦，见操守；能耐劳，见精神；能耐闲，见风节。无论古今中外，居官入仕者，倘能思之、鉴之，并身体力行，必能大受裨益，堂堂正正做官，光明磊落做人。
2.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
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是通过在长期的从政、治学生涯中获取的。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强调“耐”在为官领域中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政事是极为烦琐、细碎、直接、具体的。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人往往不耐烦，易轻率，爱放言高论，不惯细致躬行，尤其是事逢棘手之际，往往更是沉不住气，因而往往坏事。
在与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常常占不到便宜，尤其在初期，几乎屡战屡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中，曾国藩情急之下，皆欲投水自尽，都被部下所救。江西受困、祁门遭围时，曾国藩心胆俱碎，魂梦屡惊，以至写下遗嘱，但他都顽强地咬牙挺了过来，迎来了转机。曾国藩所以能够如此，正在于他那咬牙坚挺的“耐”性。
曾国藩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诫正处于战事棘手之际的曾国荃，身处逆境时，不必怨天尤人，那不是好汉的做法，真正的好汉是牙齿被打落了也不吭一声，和血吞之，要咬牙忍耐，徐图自强，去迎接对自己有利的转机。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追剿败亡的教训，曾国藩逐渐确立了“河防”的战略。次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自然河道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分段防剿，进而消灭。他的部队与地方势力配合，分守黄河、运河、沙河与贾鲁河、淮河，把捻军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加以歼灭。运河防务，由他与漕运总督吴棠、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潘鼎新、刘秉章两军相配合。黄河的防务，则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西线的沙河、贾鲁河防务，曾国藩调集鲍超、刘松山、张诗日、刘秉章、杨鼎勋五军，配合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防守。沙河、淮河一线则调刘铭传、张树珊与豫、皖地方军队配合防守。
六月中旬，张宗禹一部在河南西华、上蔡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七日，捻军损失六千余人，这是自曾国藩率军北上以来的第一次大仗。
对于这一次战役，可以说曾国藩打得十分高兴，因为他打算利用“河防”之策调集人马，把捻军歼灭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区。但由于湘淮各军分兵防守，战线太长，一时间很难集中，张宗禹、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军已往河南许州、禹州一带会合。捻军看破了曾国藩的阴谋，于八月十六日夜问对河南抚标营发动攻击，很快突破防线，于开封城内越过壕防东去，进入山东。
一些人认为曾国藩放弃了“河防大计”，改用追击堵截战术了，也就认为“河防”之策宣告大败。于是朝野内外对曾国藩甚为不满，而他的敌对势力则借故大肆攻击。御史阿凌阿等多人上疏弹劾曾国藩“剿捻”无方，要求撤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收回钦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国藩与捻军作战一年有余，未见实效，也连发上谕，严厉斥责。
面对皇帝严责，曾国藩只得以身体欠佳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缺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而自己并不准备离开战场，仍要以“散员”身份留在大营内，协助办理。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终于没能留在军营，仍以全盘失败的结果回任两江。
他的学生李鸿章接任后，一开始也对其“河防”政策不以为然，轻兵四出，结果部下郭松林、张树珊、刘铭传、彭毓橘等大将接连遭败，张树珊、彭毓橘战死，对李鸿章产生了极大震动，使他认识到老师策略的正确。此后，李鸿章拒绝任何建议，顶住舆论压力，坚持“河防之策”，终于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马队无法施展特长。此后，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首先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还军东救，也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为清军歼灭。
捻军最终失败，仍败于曾国藩制定的“河防大计”。
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事后，曾国藩总结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自己仍有“不耐烦”之处，其中主要是指没有处理好与河南地方大员的利益关系。
对于志向远大，心浮气躁，抱有极强的救世使命感的人来说，现实世界中充满了太多的黑暗和不如意。想去改变，想去拯救，但书生的意气又使人在许多方面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志大才疏的不仅难行救世之志，别人不买他的账，只能自己气愤难平，结果言语行事就会走极端。这当然不能改变与周围社会的关系了，自己的救世之志也会难以实施。
角逐政坛，竞胜疆场，进德修业，乃至居家过活，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唯有坚毅和忍耐。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过得。
官场风云，变幻莫测，稍有不慎便可能身败名裂，因此，谨小慎微，坚忍用事，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智慧点评
做官要修身养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做事、处世不要只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其后果。
No.40 不要有代代做官的想法
名人导语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民谚
本节要点
做官要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耕读之家乃长久之计。
故事案例
1.做官要承担各种风险
旧中国的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做官自然是最好的职业，然而做官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做官要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那种“拍脑瓜子”决策、不科学的决策、不民主的决策等带来的失误，领导者要负责；做官要承担“制造”问题的风险。有些领导身上发生的问题，并非一种失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危害非常清楚，但却出于各种原因明知故犯，因为他们知道，就是问题暴露出来，也不过是“交学费”的职务行为，个人不会有多大损失。今后这个责任恐怕很难逃脱了；做官还要承担未尽职尽责的责任。因工作不用心，得过且过造成的损失，也会受到严查。
做官只有好处没有风险的事是没有的。一些热衷于追求做官者在趋利的时候，也不得不对其中的风险有所顾忌。做官无风险的时代，必然会产生许多追求名利、缺乏责任、贪赃枉法的官员。而官员强化了风险意识，必然会增添一些责任和谨慎。
在封建官场上，升官与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做到两江总督，可谓享尽了人生的荣华，但对于宦海的险恶，以及仕宦人家的不旋踵而败，曾国藩也有着比常人都要深刻的体会。
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妹夫王待聘到京城来找曾国藩，希望“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知道妹夫的家境很困难，但对于做官一事，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宦海风波，安危莫测，小官小吏，尤其会遇到很多危险，我经常看到那些在官场上跑腿办事的，他们的下场很少有好的”，因而他再三劝王待聘“在家里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不必外出做官”。
后来，曾国藩给夫人写信说：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见惯了仕宦之家的衰败，所以极力教育和鼓励子弟读书，以求得家道的悠久气象，希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的时候，能常常当做家中没有人做官一样，时时做到谦恭省俭，这样就会福泽悠久了，家庭的气运才不会由他一世而衰。
细思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侥幸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庭，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庭，则能延续十代八代。
2.耕读之家乃长久之计
曾国藩说，今生依靠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庭，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在家书中，他又说，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谬得高位，所时时留心的，是此时我虽在宦海之中，却时刻做着弃官上岸的打算。要使得罢官回家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淡泊处之，妻子可以吃苦，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所以，他在给子弟的信中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见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其次子曾纪泽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三子曾纪鸿研究古算学也有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钧那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那样的教育家和学者。显然，曾国藩对子弟的教导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的摆事实，讲道理，以身作则，要求具体的教育方法，不无可取之处。
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惯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所以当曾家的富厚堂修成以后，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反复叮嘱，门外挂匾时，一定不要挂“侯府”、“相府”之类字样。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这个匾一挂出去，曾家人自然就会有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那样离家道衰败也就不远了。
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全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而生活在以当官为人生最佳出路的封建时代，能看破这一点的能有几人呢？
曾国藩久于宦途，深知官场的风波险恶，因此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有时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曾国藩在功高盖世之余，仍然能够保命安家，没有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
智慧点评
中国有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先人之所以有这种总结，就是由于在富裕的家庭里，富人的孩子养尊处优，一切来得都是那么地容易，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如果家庭教育不得力，很可能就培养出一个败家子，“富不过三代”也就在情理之中。为官者的家人一旦有优越感，离家道衰败也就不远了。
No.41 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名人导语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张衡
本节要点
京师做官敢言直谏；多年以后假装糊涂。
故事案例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1.京师做官敢言直谏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咸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
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
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昵？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
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
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己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2.多年以后假装糊涂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
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裨，贪婪成性。
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智慧点评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No.42 不拘泥于僵化的规则与方法
名人导语
人们厌烦了寂静，就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厌烦了规规矩矩气度庄严地坐着，就希望闹出点乱子来。
——契诃夫
本节要点
审时度势，顺势而变；儒家学说与“变”； 做官倾向“清静无为”。
故事案例
若想做事做大做强，求得发展，非一日之功，而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时，要跟得上“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自己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曾国藩在做事上又有了“变”字功夫。他说，必须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1.审时度势，顺势而变
曾国藩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行。他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这样评价曾国藩：“其一生善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曾国藩习字善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里说的是他学问上善变。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是这么评价曾国藩的：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变”字功夫。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之道。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变”字功夫。
2.儒家学说与“变”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以致在理学素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建立起为人处世的各种“功夫”，包括“变”字功夫。
儒家所说的“身心修养”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务运动的促进派。
儒家的“自强不息”是一种“变”与“化”的过程，但曾国藩意识到如果只信奉儒家，思想一定会有所缺失，“变”与“化”也仍旧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对待太平军和捻军的镇压上，以及湘军管理的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时用”。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的土匪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得让位于“严峻刑法”的法家思想。
曾国藩的“变”字功夫，好像是对他其它功夫的反动，其实不然，儒道两家都提倡“变化”，荀子有“逆取之法”，强调的就是“变”；庄子说：“化则无常。”即顺应变化就不执滞常理。做事如果不善变化，是很难成功的。变化是权宜之计，也是应对之策。
3.做官倾向“清静无为”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写信给魁联，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10天之内已处斩了5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曾国藩有不同的应对办法，说明他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充实“变”字功夫。后来容闳称曾圉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智慧点评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初尝成功的甜头就忘乎所以，不栽跟头才怪；一受打击就没劲了，摸着眼泪暗自叹息，这种人也成不了大业，因为泪眼朦胧，物象不清。
No.43 一生三变，褒曰“技巧”贬云“奸诈”
名人导语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经》
本节要点
从京官到申韩；再次夺情出山；识时务者为俊杰。
故事案例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
在为官方面，欧阳兆熊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这大致符实，唯“挺经”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1.从京官到申韩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
如果说，他对“匪类”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2.再次夺情出山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这时湘阴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这个人物人们不会陌生，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这会儿作为一个幕客却也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大肆诋毁，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柔让丝毫的意思。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
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3.识时务者为俊杰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
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很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进行官场处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诀。即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决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不是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吗？他的“悔”字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国藩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文雅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直露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作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而依曾国藩的另一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的必要和必然了。
智慧点评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之事上，不知有几分对错。
No.44 自保之道，惟变惟善
名人导语
除了无穷的运动和无穷的变化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永恒的东西了。
——恩格斯
本节要点
大量裁散湘军消除朝廷疑忌；对于朝廷调遣，尽量拖延观望；未雨绸缪，以逸待劳。
故事案例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
1.大量裁散湘军消除朝廷疑忌
清朝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
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己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2.对于朝廷调遣，尽量拖延观望
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
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
其二，憎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
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3.未雨绸缪，以逸待劳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
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宣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智慧点评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