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4 处世切莫恃才傲物
名人导语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诫子书》
本节要点
可以有傲骨，不可有傲气；逞强斗狠要不得。
故事案例
1.可以有傲骨，不可有傲气
曾国藩说：“若德才不可兼得，于其无德而近乎小人，吾宁无才而近乎愚人。”
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会泛滥横流。“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妇孺皆知的话虽重在强调人要有“傲骨”之宝贵品质，但“傲骨”不等于“傲气”，做人不应该有“傲气”。一个在别人面前时刻想显示出自己拥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的人，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崇拜，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因此，曾国藩在信中谆谆告诫诸弟：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关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曾国藩还要求长子曾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的“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但也寓含着对事事谨慎的含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夏，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国藩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
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诞，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一个月之后，曾国藩要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国藩又写信告诫他：
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年纪最长，对其诸弟，为学治事，处事接物，无一不悉心教导。他特别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对家对子弟，曾国藩可谓尽其心力，但其仍说“余生平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教我，而我不能以我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于此者，盖古代圣者，对其兄弟子女，莫不能比。
2.逞强斗狠要不得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严。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可能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了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会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功成名就只是过眼云烟，金钱和权势到了最后还是尘归尘、土归土。就算再怎么给后人夸耀为历史记载，对于已经消失的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对于一个人而言，机会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修身养性的涵养，千万不要做不学无术的那种人。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是善于藏锋，何尝不是这样呢？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今南京）攻破，红旗报捷，而他却让官文列于报捷的奏章之首，这即有谦让之意，也有藏锋之利，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智慧点评
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就是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对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No.25 敬是为人处世的要方
名人导语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
——孟子
本节要点
主敬则身强；居敬则人和。
故事案例
1.主敬则身强
曾国藩崇尚居敬。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吴廷栋）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他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
在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每天自昼至夜，瑟间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着者耶？《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约。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诗经·卫风淇奥》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咂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傈也；赫兮嗄兮者，威仪也；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瑟，即矜持的状貌；侗，即宽大；赫，解释为有明德，赫赫然；咀，即适宜威仪的装容和举止。
《诗经》中的这句话是说，淇水河的河岸弯曲的地方，翠绿的竹子长得光泽茂盛。而有学问的卫武公，在制作切锉骨器那样严谨、一丝不苟；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样谨慎、精细。他的仪表庄重而威严，他的品德公正而美好，他的德行至善至美。这样的富有文采思想品德至盛至善的君子，怎能叫人忘记呢！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是下过一番切实工夫的。
曾国藩对敬字还有一番特别的体验。朱熹是居敬而穷理，曾国藩是主敬则身强。他认为，恭恭敬敬就能强身健体，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静，就会疲劳困乏。他说，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自己年迈体弱，可是一遇到坛庙祭祀的时候，或者战事危急的时候，人不知不觉就会精神抖擞起来。“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充分说明恭敬可以强身健体。
2.居敬则人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奉旨出山。他先去拜访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与这些湖湘实力派人物言之甚欢。接下来，他遍访各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也亲自登门，礼数甚恭。湖南官场上下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纷纷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他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随后乘船到了武昌。在武昌他也是谦恭依旧，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然不消说了，其他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全力支持。然后，曾国藩又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水师部队，湘军大将李元度、鲍超、杨国栋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共商军情。
曾国藩和这些久违了的部下见了面。曾国藩指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下，我们不能被他牵制。目前浙江形势很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脚点是安庆；其余各部则由曾国藩本人率领，驰援浙江。
计划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会同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知道曾国藩这次出山的来头，不敢像过去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曾国藩供给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粮饷这一关。
两个月后，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双港等地驻守。一个月后，移驻江西建昌。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时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则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曾国藩几乎有脱胎换骨之感。而且，处世的方式一变，做起事来也如同顺水行船，占尽了人和，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难堪地位。后来，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也非常尊重友军，也很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收到了协同作战的功效。
对此，曾国藩是如何理解“敬”的呢？这自然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说：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必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曾国藩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顺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这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清代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
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智慧点评
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要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No.26 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名人导语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李大钊
本节要点
做人收敛避祸消灾；以史为鉴，处处谦让；坚持收敛和守拙的原则。
故事案例
1.做人收敛避祸消灾
低调是一种风度，高标是一种气魄。懂得高标处世，善于低调做人，这样才能体面生存和赢得尊严。
做事开张，做人收敛，这一点是中庸思想中处世之道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体面生存和尊严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个要做大事业者的最佳状态。同时，开张必须以收敛为基础，因为收敛可以使人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既可深自收敛又可勇猛精进，这实在是一种最智慧最通达的处世之道。
为人收敛，不光是哲学上和个人修养上的一种体悟，更是避祸消灾的重要法门。在曾国藩的家书里曾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嘉王赵颓，另一个是沈万三。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着看，一定是给了曾国藩很大的触动。
嘉王赵颥，是宋神宗的亲弟弟。他从小就好读古书，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发表言论，后来还数次上疏议论朝政，在当时很有影响，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这时，他的心腹劝他说：“您是天子的弟子，不好声色犬马，一心致力于典籍，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议论朝政，皇帝和太后都会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从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研究医书，并和他的部属成天忙于研究药方。朝廷后来专门下诏称赞他，还对他进行了褒奖。
而沈万三的故事显然就悲惨得多了。
明朝时，沈万三是金陵巨富，虽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后，打算扩大外城，然而当时正值战乱，国库空虚，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沈万三这时出面了，为了和朱元璋搞好关系，他表示愿意承担工程总费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面同时开工，由于财大气粗，沈万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队还早三天完成了任务。之后，朱元璋赐给他酒宴，慰劳他说：“古代有素衣天子，号曰素封（无官无爵而有资财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朱元璋心里并不高兴，竟然比我的官方工程队还快，他对沈万三的富裕既厌恶又嫉恨。
而当时，沈万三有一块田地，正靠近湖边，为了保护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边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讨厌他太富，而且连他这个皇帝也比不上他，于是太祖一点儿也没留情面，单独对他的田地抽税，每亩九斗十三升，赋税高得吓人。
其实，朱元璋心里早就想杀他了，只是一时找不到理由。
忽然有一天，恰好沈万三用茅山石铺苏州街的街心，朱元璋这一下子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为心，“茅心”者，“谋心”也，此乃叛逆之举。不由分说，朱元璋就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杀了他，又查抄了他的家产，将其全部充公。
沈万三死得冤枉，他既没有犯法，而且还为皇帝出了力，反而被杀，你说可不可悲。
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人世，人们的那一点儿小聪明显得多么地可笑和幼稚，多么地不值一提。而在此时，“憨”、“拙”、“直”、“朴”这些本与聪明无缘的字眼，却会显露出一种闪光的高超智慧。
2.以史为鉴，处处谦让
以史为鉴，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鉴。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扬扬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管仲）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白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做概。
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这样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就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违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推书籍尚思添买耳。
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3.坚持收敛和守拙的原则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调自守，这样的人其实是会有好结果的。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智慧点评
人们有时会在一些重要的人生关口发现，自己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在关键时刻竟然派不上用场，有时还“聪明反被聪明误”，甚至就栽在自己的这个聪明劲儿上。因为你的聪明跟不上变化的形势，反而将事情弄得更复杂。
No.27 争心不可过重
名人导语
让一得百，争十失九。
——马克
本节要点
凡事讲究退让；与沈葆桢争中有让。
故事案例
1.凡事讲究退让
争与不争学问极大，猛争者不一定得势，不争者不一定不得力，此为辩证学问。曾国藩说：“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他处世常讲退让，而事关原则大事却不能不争，但是在争的过程中，有时也讲“退”。他因军饷问题与沈葆桢闹翻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带，太平天国的军队也正好集中在这里。江、浙地区本是富庶之区，但因连年战火，生产停顿，粮食歉收，饥民成群，有的地方连饥民也不见，遍地榛莽，“常竟日不见烟火，不逢行人”。这样一来，不要说无钱购粮，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南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军队就达7万余人，每天最少也要吃10万斤粮食，哪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曾国荃没有办法，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都不够，只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断向四处呼吁供给湘军粮食，说再这样下去，湘军就要溃散了！
为此，曾国荃通过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的淮军也不宽裕，只能将发霉的大米运来一些。曾国藩见状大骂李鸿章没有良心，下令将坏米还给李鸿章。幕僚立即劝他：“粮食不可退，有米总比无米强，退回上海将与少荃失去了和气！”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正因为饷项、粮食供应困难，南京城下的湘军开始四处抢劫，本来曾国荃部湘军就是抢掠成性，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他们不仅成群出动，抢劫乡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而且到处抢劫妇女，虏入营盘奸宿。太平军粮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内的百姓放出城来，妇女儿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妇女一出江东桥，就被城外的湘军掠去，无一幸免。
为此，幕僚赵烈文建议曾国荃出面制止，曾国荃表示：“我欠各营的粮饷太多，勇丁们连粥也吃不够，没有脸去见各部将领，哪有理由再去管这些事？若再不破城，军队便要瓦解了！”
赵烈文素以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著称，听了曾国荃的话也无话可说。不久，萧庆衍部果然发生闹饷事件，曾国荃向曾国藩问计，曾国藩劝他：“事因欠饷缺粮而起，只宜多加慰抚，不可过绳以法，免得功亏一篑！”
2.与沈葆桢争中有让
军饷问题越闹越紧张，这时发生了曾国藩与沈葆桢的重大矛盾。
沈葆桢，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财徐之婿，道光朝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时，因九江为太平军所占，到曾国藩湘军充营务处会办。后再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沈葆桢与夫人坚守城池，力战胜之。曾国藩上奏极言沈葆桢夫妇共同抗敌，谓“军兴有年，郡县望风逃溃，惟沈某能独申大义于天下”等，清廷闻报，加沈葆桢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大举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书请沈葆桢来安庆会办军务，朝廷下旨准其所请。安庆被湘军收复后，慈禧、奕沂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为同僚。
从沈葆桢仕途经历看，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一同抗击太平军，他的两次升官，也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但是，当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令湘军东进，左宗棠进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部入江西，以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沈葆桢见太平军大举人江西，湘军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乃亲赴广信督防，抵御太平军。同时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还广调清军去江西参与防卫，如江忠义的精捷营、席保田的精毅营、王文瑞的老湘营、王德榜的长左营、张岳龄的平江营、王沐的继果营、韩进忠的韩字营、刘胜祥的祥字营、刘于浔的水师营、段起的衡字营等。
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需要大笔军饷开支，沈葆桢遂上奏清廷，停止供应湘军军饷，包括原来供应曾国荃大营的协饷、江西漕折银、九江关洋税银、江西厘金等，这些银两都是朝廷批准供给湘军的。在湘军军饷奇缺、雨花台各营岌岌可危之际，沈葆桢却截留了所有的供应，这下子激起了曾国藩的怒火。
曾国藩在江西驻兵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也看够了江西巡抚的眼色。咸丰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抚毓科等同他的关系好转。咸丰十年（1860年）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项收入均归他提做湘军军饷。他所以奏准让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桢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桢一上台来便断了他的后路。
沈葆桢在江西扩建军队也是出于公心，但银子只有那么多，江西用了湘军就没有，但从缓急程度着想，雨花台的曾国荃大营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曾国藩看到湘军军饷一天天困难，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一封私信，让他解九江关洋税3万两给雨花台湘军，以解眼前之急。蔡锦青不敢违意，便向南京运银，谁知被沈葆桢发现了，把蔡锦青大骂一顿，勒令他追回款项，否则就罢他的官。沈葆桢是蔡锦青的顶头上司，蔡锦青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原数追回了寄出的银子。
曾国藩、沈葆桢争饷之事发生时，曾国藩位高权重，但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骄蛮之气。事情发生后，他又多方考虑，委曲求全，拒绝了大家要参劾沈葆桢的意见，但是对于金陵围城之军的困难不能不顾，对于沈葆桢告他“贪得无厌”的骂名也不能不辩。
于是，曾国藩最终拟了一个《历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他写道，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致奇祸！”折尾恳求朝廷派大臣前来主持江南大局，放他回家养病，现在“兵弱饷绌，颠覆将及”，一旦发生重大变故，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为了争饷之事，曾国藩写了多篇日记，反复记载此事的苦恼，一怕缺饷，金陵士兵哗变，功败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权重，别人疑其专擅；三怕与江西争饷，败了饷缺兵溃，胜了得到专权恶名。所以，还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为稳妥。
沈葆桢知道曾国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赶紧上了个奏折，陈请开缺，“以养老亲”。
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自然不会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回家休息，只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他们各得其半，井把购买轮船的退款50万两拨给曾国藩使用，以解其纷争。
此外，清廷为保证湘军的围城粮饷，又指拨淮北盐厘每月8万两，从湖南拨粮优先保证围城湘军，还拨安徽、河南等省士绅的捐款数十万两。这些钱粮一下子缓解了湘军的困难，保证了供应。曾国藩、沈葆桢二人同时撤销“告退”，结束了轰动一时的争饷闹剧。湘军因祸得福，加紧了攻城的步伐。
智慧点评
凡人之性，不能无争；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有“让”的位置，无“争”的份额，这似乎是一种欠缺。在今天这样竟争激烈的时代，应该大力提倡：学习争上游，工作争超越，个人奋发争先，群体百舸争流。这种争是积极的争，进取的争，拼搏的争，唯其如此，个人才会进取，社会才会发展。
No.28 与上司相处须把握好度
名人导语
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人使气，我以理屈之。
——金缨
本节要点
曾国藩要官差点送命；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曾国藩旁敲侧击达目的；
故事案例
1.曾国藩要官差点送命
曾国藩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一事，几乎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晚年他曾对此痛加检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对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有了“度”的概念，有了更好的把握。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能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能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2.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种事情历史上有过许多教训，杨修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杨修乃曹营内主簿，思维敏捷，甚有才名。曹操率大军迎战刘备打汉中时，在汉水一带对峙很久，曹操由于长时屯兵，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此时恰逢厨子端来一碗鸡汤，曹操见碗中有根鸡肋，感慨万千。这时夏侯悖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道：“鸡肋！鸡肋！”于是夏侯悖便把这句话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听后即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马上归程。夏侯悖见了便惊恐万分，把杨修叫到帐内询问详情。杨修解释道：“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何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悖非常佩服他说的话，营中各位将士便都打点起行李。曹操得知这种情况，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把他杀了。
曹操把杨修斩了，并非因为自己要退兵班师，是因为杨修的恃才放旷罢了。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善于把握与上级相处的度，最终难逃杀身之祸。
3.曾国藩旁敲侧击达目的
曾国藩深明这其中的道量，所以他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纵观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曾国藩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法，清朝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智慧点评
与人相处的度不应该分男女的，而应该是分什么样的人，我们生活中需要相处的人有至亲的家人，其次是亲戚朋友，还有天天见面的同事领导或者同学老师，以及可能会见面的陌生人，你只要把握好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中所处的角色，你就知道怎么去把握那个度了。
No.29 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
名人导语
一个人应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与毅力。
——拿破仑
本节要点
危急时刻不可全靠别人；危难时刻懂得自救和求救。
故事案例
1.危急时刻不可全靠别人
人具有社会性，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人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
曾国荃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李续宜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他带兵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
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人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看到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人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依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2.危难时刻懂得自救和求救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翔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以鼓励士气。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很快接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智慧点评
在漫漫人生路上，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必须学会面对挫折和困难，要勇敢地去克服它。在面临人生中的困难与坎坷时，要把这些困难看成是人生旅途中必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