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8 善于提拔和运用人才
名人导语
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才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
——汉·王符
本节要点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曾国藩荐举人才，为国所用。
故事案例
1.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将颓败的官场风气与人才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
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面语无归宿。
有此四者，习俗相传，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历史上每一个成功者，都是被一大群人才推上人生的峰顶的。曾国藩曾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常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在曾国藩看来，办事离不开人，善用人者，虽弱必强，虽衰必兴；不善用人者，虽强必败，虽盛必亡。因此，他在信中提醒沅浦九弟（曾国荃）：“带勇以体察人才为第一。”告知曾国荃等人，人才之贤否，关乎天下之兴亡。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概莫能外。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人亡政息，国无栋梁才堪忧虑。古人云：“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用人事关社稷兴废，不可不察，不能不慎。
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皆因其目光深远，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一国欲图强非借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国必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须赖英才辈出，方能成就。
2.曾国藩荐举人才，为国所用
曾国藩对历史研究很深人，这有助于其重视人才思想的形成。
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他就向咸丰帝陈言道：“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他站在治国兴邦的高度来考虑人才问题，指出当时京官和地方官普遍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毛病，认为他们“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后来，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太平天国的反清农民起义军？其善于提拔和运用人才，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是其军事上取胜的关键因素。
荐举人才，为国所用，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国、用人选人所必需的。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更加重要，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为了国家的兴盛，曾国藩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堂时就是如此。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堂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恶交，仍多次举荐。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堂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任命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堂“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大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果然，左宗堂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
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堂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堂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堂的嫌隙之意？
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也留下了许多荐举贤才的证据：
昨天接到您发往江抚的奏折原件，易良干、罗主东、罗镇南都是从九品的官衔，谢邦翰保举做训导之职。我前次信函所拟定的，不该特别上奏，依照江抚原有的奏折上报。对刘长佑这个人，江西已经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头衔。衡山（萧耀南）的文书中可以不再保奏。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初三《与骆秉章》
总揽大纳之人，拟请伯符（贺长龄的妻舅）、莲舫（陈秉钧）、筱泉（李瀚章）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折保之。曾为罗忠节（罗泽南）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李元度）、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塔齐布）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气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乞留意承允。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二十五《致胡林翼》
由于封建科举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但曾国藩也有识人用人的教训。他曾经举荐周腾虎，谁知周腾虎刚得到奏保，即遭众人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接少荃（李鸿章）上海信，知周韬甫（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在用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时，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
眉生（金安清）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此外，如恽世临、郭嵩焘等人，经由曾国藩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越级提升为巡抚，而后又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一岁三迁已非常之遭际。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洋人变诈多端，非勋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
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智慧点评
曾国藩发现、培养、使用的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对推动中国近代对外开放、促进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兴幕府、纳英贤，终成人才荟萃之可喜局面。
No.19 人才是成大事的第一要义
名人导语
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乘、群臣怨、百姓乱。
——《淮南子》
本节要点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曾国藩倚重郭昆焘；曾氏幕府广揽人才。
故事案例
1.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在军事上，他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造就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他一生致力于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他说，衡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条例困倔奇男子乎！”
因此，曾国藩在办团练开始，发布《招募绅耆书》说：
我奉命协助帮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我打算将点滴微弱力量聚集起来，来保障家乡的安全。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汇集起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何时，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他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民间的有才之士，都为他的至诚感动，即使不亲自去拜见他，也都说曾国藩礼贤下士，可以交心。而曾国藩每逢有民间贤士前来谒见，总是态度温和。别人有话要说，一定会耐心听他把话讲完。如果其意见可以接纳，则考虑施行；如果意见不可行，也绝不责备。
可以想见，这样的大官居然能如此敬爱人才，无怪乎人人都愿意跟随他，为他效力。一时间，“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2.曾国藩倚重郭昆焘
郭昆焘，字意诚，湘中名儒，是郭嵩焘的弟弟。因为很有才华，曾国藩和胡林翼都与他交往友好，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昆焘极爱自己的妻子，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为了把他引出来忠君救国，寄书戏谑郭昆焘说：“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昆焘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昆焘看了信，一笑置之，但同时也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郭昆焘在曾国藩手下干得很好，成为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昆焘之手。曾国藩也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四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昆焘的信任和倚重。
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郭昆焘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但他感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始终跟随在曾国藩的身边。后来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曾国藩极力向朝廷推荐，让他出任一省的巡抚，但郭昆焘却辞去了职务，回乡隐居，从此再也没有出来。他的一身才华也就埋没了，为此，曾国藩惋惜不已。
曾国藩本人对于人才的延揽正是本着不拘一格的原则行事的。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过，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诏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了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曾国藩不仅自己时刻注意网罗人才，他也对弟弟时时忠告注重人才的网罗和培养。他在一封致曾国荃的信中说：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曾国藩用人，正如他在经学上一样，根本不存在汉宋门户之见，并声明用人的原则：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因而，在他的幕僚中，人员最多，地域最广，出身最杂。
就籍贯言，整个幕府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第一位；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各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可达九省。
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被曾国藩奉为座上客。
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另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沼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3.曾氏幕府广揽人才
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也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同时，曾国藩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方宗诚、陈艾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李竹浯推荐的；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张文虎由李善兰推荐；容闳则是李善兰、赵烈文推荐的；向师棣是严正基推荐的。
曾国藩求贤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1853年）时的心情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
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常常“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还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的考察所见所得。
曾国藩一生都注重广揽人才，尊重人才，他的幕府就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后来从这里出去的仅封疆大吏就有几十个，也就是他们才把曾国藩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由此，他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智慧点评
曾国藩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称：“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
No.20 人才以广收而致，以勤教而成
名人导语
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
——晋·葛洪
本节要点
曾国藩关于人才的分类；曾国藩造就人才的准则；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
故事案例
1.曾国藩关于人才的分类
人才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城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代政治、军事英杰的曾国藩，更是把它放在决定事情成败的首位。在练兵之初，他既没权又缺钱，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干的人才训练成为一支善战之师。
曾国藩的幕僚人数较多，按其人员所做的事务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推荐人才的人。
第二类为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人。这种人才高学富，识见宏远，智深沉勇，晓畅兵机，其取舍去留关乎战争成败。
第三类为筹集军饷，补充后备的人。这种人头脑明晰，有计划理财的能力。
第四类为领军作战的人，即后来的所谓中兴名将。
第五类为办理文书奏章的人。这种人文思敏捷，笔墨严谨，数千文字，倚马可待。
第六类为幕中文士。这些人皆饱读诗书，或为文苑精英，或为学术巨子，秉横溢之才气，作惊世之文章，与曾国藩多有唱和之作。这种人既可以点缀儒将门辕，又可在江南兵荒之际使学术免于衰弱。
第七类则为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机器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2.曾国藩造就人才的准则
曾国藩在延揽、造就人才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则，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日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认为，人才并非天生的，必须靠辛勤的培养才可以用，要想得到得心应手的人才，就要学会亲自动手，培养训练。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有了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使幕府成为了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时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培养人才，是曾国藩设立幕府的一项重要宗旨，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晚清军政文化各个领域的人才，从曾国藩的幕府中出去的大多都被人认为是奇才。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日军事，日吏事，日饷事，日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他在《劝诫绅士四条》之四《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日“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日“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功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见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
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只此浅近之语，科条在此，黜陟亦在此，愿我同人共勉焉。
将以上几条综合起来便可看出，曾国藩的这几条规定，既有各位幕僚应当练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有对其必要性的说明，既是劝诫，也是命令，既有引导，也有鞭策，可以说是字斟句酌，费尽苦心。
3.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李鸿章事后对人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说：
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这里说的是虽是带兵将领，而用之于幕僚身上也是有相似之处的。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牍》中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曾国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吴汝纶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令其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征得他们的同意，也不荐举做官。大将鲍超，英气勃发，勇猛惯战，但学养浅薄，缺乏心计。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准其参与军机谋划。
曾国藩在聚集与培养人才方面的确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自己讲育才之道约有三条：日访察，日教化，日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公任兼圻，虽于幕府外设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薪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
人才既经“广收”而致，然后饬以“勤教”陶冶而成，因此能担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任，形成了巨大的实力。薛福成说，曾国藩“遭值时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志，斯所以能回轮轴而变风气也”。薛福成作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深深地感受到了曾国藩在造就人才上所费的苦心。
智慧点评
曾国藩，不愧为重视人才、善于用人的杰出大师，正是这样一支庞大的幕府智囊团，使曾国藩及其湘军最终战胜十倍、几十倍强大于己的太平军，从而牢牢确立了自己地方实力派的地位。
No.21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
名人导语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
——清·魏源
本节要点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曾国藩重用容闳；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
故事案例
1.知人用人，扬长避短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根据求才者的智识高低而出现的，需要用才者善于鉴别、善于使用。用人就像用马，如果得到千里马却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能力，那当然就只会喜欢那种衰弱无力的马而抛弃雄壮剽悍的骏马了。
知人善用是曾国藩人才观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长者，曾国藩都要广为延揽，在使用时更是小心谨慎，尽可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
曾国藩慎用人才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量才器使，才尽其用，但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要知道如何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指出：古人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这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他要求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
2.曾国藩重用容闳
有关知人善用，曾国藩重用容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这位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向曾国藩举荐过。尽管容闳到过太平天国和天京，还向干王洪仁王干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曾国藩对此却并不怪罪。
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三十六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
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
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曾国藩收到学生李鸿章的一封书信。
在信里，李鸿章向恩师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老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放下学生的信，照例背着双手出去散步。
黄昏的时候，曾国藩刚刚回府第，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曾国藩，李大人推荐来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这时，只见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曾国藩就悄悄地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经颇有微词。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悄悄回到房间里。
很快，曾国藩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和他们攀谈起来。渐渐地，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两人相谈甚欢。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不过，那个抬头看云的年轻人虽然口才一般，却常常有惊人之谈，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说话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
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让他做了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
在大家实在想不通时，曾国藩说出了用人的秘诀：“第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刚才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他在背后发牢骚发得最厉害。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遇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焦不躁，竟然还有心情仰观浮云，就这一分从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显贵他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国藩一席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在后来的一系列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受到了军政两界的关注，并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垂暮之年，毅然复出，率领台湾居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从而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不过，正如曾国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知人是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激励人才奋发进取的有效措施。
智慧点评
作为领导，知人善任是最起码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见来纠正耳朵所闻的讹误。而不善于了解人的人，却用耳朵所闻来代替眼睛所见的事实。过去人们在评论人才时，要是一人说好，大家都说好，要是一人说不好，大家也都说不好，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真实可信。
No.22 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名人导语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清·谭嗣同
本节要点
用人之智在于发挥其长处；知人之明还指出对方短处。
故事案例
1.用人之智在于发挥其长处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己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就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国藩对这位身材高大，面赤身红的满族军官感到很奇怪。后来，曾国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帐中，与之相谈，大为赞赏。接着，又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道：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
但是，此时的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从来不到操场督练，只管自己在署宫中偷闲，养习花木。因此，他极为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而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
这件事被曾国藩知道之后，曾国藩便上疏弹劾副将清德，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曾国藩向皇廷担保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果然，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可见曾国藩后来对其的注重。
咸丰四年（1854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有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
次日，各军见到塔齐布仍未回来，于是以为塔齐布已经遇难，士卒们哭作一团。而曾国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了三更时分，一位乡农将塔齐布送回，士卒们才转忧为喜，大声欢呼。曾国藩、罗泽南听到塔齐布平安回营，都翻身跳将起来，光着脚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倾诉劳苦。这时，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
评价一个人才，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齐布平时虽然看似有愚憨、无能之态，但一到战场便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式。尤其好单骑逼近敌垒，以侦视虚实，因此几次都陷入危境，之后才转危为安。
2.知人之明还指出对方短处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于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而对于李元度，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却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曾国藩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一是贪利。“春霆（鲍超）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致引发金华兵变。
二是贪名。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衣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龉矣。”这样的人贪小失大，很难办成大事。
三是有勇无谋。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智慧点评
人的个性一定要与岗位相联系，熟练的技工不一定就适合做管理者。许多公司在招聘员工时，都要做心理学的测试，看他适合哪个岗位。如果个性与岗位不符合，就要根据员工的性格各方面特点来进行调整，因为人的个性基本是难以改变的，改变个性是在做无用功。
No.23 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名人导语
任之虽重，信之未笃；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
——唐·吴兢
本节要点
借人之才成大事；暗中使着“借”字诀；取他人长，补自己短；
故事案例
1.借人之才成大事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曾国藩特别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他说，他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暗中也是使着“借”字诀的。
2.暗中使着“借”字诀
曾国藩二十四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
曾国藩在打造湘军之初，势单力薄。在给刘蓉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意指刘蓉必须过来，希望每天闻一闻你脚丫子的味道，还有郭嵩焘必须要加盟到我这里，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业。
曾国藩的苦心没有白费，他所打造的湘军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这样一来，他的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
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到后来，湘军竟有了很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就连朝中都有人怅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曾国藩的声望可见一斑。
之后，他还用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事业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与他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都与他结为了亲家，从而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的一层更坚固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鸿章等也都是曾国藩的生死之交，最后亲上加亲成了亲家，有如一家。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于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3.取他人长，补自己短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地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著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绝对分不开。
比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令鲍超北上勤王。
这给曾国藩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鲍超是眼下战场的主力，现在正是要命的节骨眼，如果他一旦北上，湘军的战斗力会减少一半，恐怕再难与太平军对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去又万难找出借口：还有什么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国藩让幕僚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按兵请旨，且勿稍动”的策略，躲过了一次危机。
再有，如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可以说，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综观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秘诀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一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自然，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
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智慧点评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