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意人，胡雪岩重视自己的利益，做任何一笔生意都想赚钱。但是他并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不是所有的钱都赚。对于胡雪岩来说，就是“商亦有道”。那些钱可以赚，那些钱不可以赚，胡雪岩心里非常清楚，他时常提醒自己和自己的伙计：要生财有道，那些“烫手”的钱千万不能赚，否则迟早会遭到报应。
生意人不可能不想自己，不能不去细心地算计筹划如何去赚钱，因为钱既是赚来的，更是算计筹划来的。但在想自己的时候不妨也相应地想想别人，这样会避免犯错误，避免因拿了烫手的钱而给自己也“拿”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说到底，想别人其实也就是想自己。
为了浙江防务，胡雪岩曾建议王有龄向洋人购买洋枪，而且胡雪岩与洋人已经大体议定每支二十五两银子(其中五两为中间人的“好处”)上下的购进价格。不料想，浙江炮局坐办龚振麟父子走了浙江巡抚黄宗汉三姨太的路子，横插了一杠子，以每支三十二两银子的价格与洋人签了购买一万五千支洋枪的合同。
听了这个消息，胡雪岩大为诧异。买洋枪本是他的创议，如果试用满意，大量购置，当然是他原经手来办，何以中途易手，变成龚家父子居间?而且一笔生意，每支枪起码有十二两的虚头，一万五千只就是十八万两银子，回扣还不包括在内。
以胡雪岩的为人和性格，自然是不会听之任之的。胡雪岩与朋友嵇鹤龄、裘丰言周密筹划，上下疏通，由裘丰言出面向龚家父子展开攻势，终于迫使他们就范，同意拿出五千支由裘丰言经手，每支三十二两的价格不变，但他们只要每支二两的手续费。如果这样，就等于他们让出了五万两银子的好处。
胡雪岩认为不能要这五万银子，因为这不是一笔小数，等于是剜儿了对方的心头肉，为了钱让对方记恨自己划不来。事实上按当时的情况也已经得不到这五万银子的好处了，因为以裘丰言经手的洋枪每支的向上报价是二十五两，好处减半只有二万五千，除掉抚台衙门的一万，实落只有一万五。就这一万五胡雪岩建议派作三股，裘丰言得两股，剩下五千给龚家父子，而自己和嵇鹤龄则分文不要，黄宗汉愿意戴多少“帽子”随他自定。
胡雪岩如此处理这桩生意也许会有人不理解。本来是自己的生意，被人抢去如今再夺回来，从道理上讲，这笔生意的好处胡雪岩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而且也应该拿的。再说做生意就是为赚钱，到手的钱而且应该说还是该拿的钱却不拿，自然是让人不好理解。但胡雪岩却有自己的道理，那就是钱要拿得舒服。拿了以后会不舒服的钱，即使该拿也宁可不拿。
什么钱拿了会不舒服?简单地说，也就是那些拿了会留后患、会带来不良后果的钱。比如这笔军火生意中的好处，就是可能拿得不舒服的钱。因为在胡雪岩看来，龚家父子之所以最终肯剜去自己的心头肉让出五万银子的好处，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强烈攻势之下迫不得已的忍痛牺牲，拿了这笔好处，就等于与对方结下大怨，对方心怀怨恨，以后寻机报复，这也就等于虽得一钱却为自己埋下一棵说不定什么日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留下极大的隐患，实在不划算。这是一笔拿了会得罪同行、结怨于同行的钱，虽然有可拿的道理，胡雪岩也是宁可不拿，也不能得罪人。
胡雪岩的这一番考虑确实有道理。事实上在这桩生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龚家父子本就已经对胡雪岩心存怨恨，正是由于胡雪岩的这一番化解，使龚家父子不仅知道胡雪岩的手段厉害，而且也知道胡雪岩是一个做事极“漂亮”的人物，由怨恨而至钦服并成为胡雪岩生意场上的朋友。并且马上在胡雪岩的钱庄存进八万银子的公款，凭借着王有龄等人的势力，胡雪岩开始叱咤商场，只要是他想赚的钱，几乎没有赚不到的。很多人都觉得胡雪岩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胡雪岩却时常警告自己，在成功面前不能昏了头。该拿的钱一定要拿，不该拿的钱再怎么容易都不能碰一下，否则那些钱可能会“烫伤”自己的手。
那么在胡雪岩心目中，哪些钱是“烫手钱”呢?基本上有三类：
第一类：触犯法律挣来的钱。
如靠走私贩毒等不正当途径赚来的钱，虽然利润丰厚，但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通过这种途径赚来的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钱”，这些钱拿了肯定是会烫手的。况且，赚取黑心钱，天理也难容，必将招来灾祸，受到惩罚。胡雪岩聚敛天下财富，又有官场、江湖势力做自己的后盾，生意遍及各个商业领域，但他却没有做像贩卖鸦片等一类的违法生意，他的生意都是上得了桌面的。他认为，为了身外之物被沦为阶下囚，无论如何也不划算。
第二类：以损人利己的手段，即以损害同行或蒙骗欺诈赚得的钱。
比如龚家父子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在本属于胡雪岩的军火生意上斜插一杠，这种钱也是会烫手的。这是典型的以损害他人利益为手段赚取的钱财，违背了生意场中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也践踏了个人自身应该遵循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商场交易是应该重视互利互惠的。而加害于人，赚取那种居心不良的钱财必然会为自己种下祸根，早晚会遭到报应。胡雪岩做生意一向光明磊落，走的是阳光大道，从来不会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他人。
第三类：虽然没有违法同时也有正当的理由去拿，但拿了却有可能得罪同行或朋友、与别人结下怨恨的钱。
胡雪岩将本属于自己的军火生意从龚家父子手中再次夺回。按理说拿得是理直气壮，而且胡雪岩的多数朋友劝他不要分利给龚家父子，但他认为这得罪同行的钱不能拿，拿了会烫手。所以他拒绝了别人的建议，执意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将龚家应得的利益如数分给了龚家。
正是因为胡雪岩远离了这三类“烫手钱”，所以他才能纵横商场几十年，几乎横跨所有挣钱的行业，甚至最后即便失败了，他的行为也被人所津津乐道。
做生意虽然是为了赚钱，但赚什么样的钱以及赚钱后果也确实不能不谨慎考虑的。烫手的钱即使再多也不能要，这个原则任何一个生意人都应该记取。
施小惠而得大利
不管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不然，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这两种人，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胡雪岩
在雍正年间，京城里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药店。这家药店制药选料特别地道，连雍正皇帝也很相信他们的药，让他们承揽了为宫中“御药房”供应药品的全部生意。有一年恰逢辰戌丑未大比之年，会试正是三月里，称为“春闱”。由于前一年是个暖冬，没下多少雪，一开春又气候反常，导致春疫流行。赶考举子病倒很多，有能够坚持的，也多是胃口不开，萎靡不振。古时科场号舍极其狭小，人在里面站起来立不直身子，靠下去伸不直双腿，而且一连三场考试不能出闱，体格稍差的就支持不住，何况精神不爽的人?
根据这一年的情况，这家药店抓紧配制了一种专治时气的药散，并托内务大臣奏报雍正皇帝，说是愿意将此药散奉送每一个入闱举子，让他们带入闱中，以备不时之需。雍正皇帝本来就有些为当年会试能否顺利进行而担心，有此好事，自然大为嘉许。于是这家药店派专人守在贡院门口，赶考举子入闱之时，不等他们开口，就在他们的考篮里放上一包药散。这些药散的包封纸印得十分考究，上有“奉旨”字样，而且随药包另附一张“仿单”，把自己药店有名的丸散膏丹都刻印在上面。
结果，一方面是这家药店的药好，另一方面也是这些赶考举子的运气好，这一年入闱举子中报病号中途出场的，人数大大减少。这一来，出闱的举子，不管中与不中，都上这家药店买药。更重要的，由此一举，也让这些来自各省的举子把这家药店的名声带到各地，使天下十八省，远至云南、贵州，都知道了京城里的这家药店，这家药店的生意一下子就兴隆了起来。这家药店只用了少数的一点本钱，就大大地扩大了店铺的名声，不可谓不高明。
胡雪岩广施小惠，得到的利益却是不可估量的。小的施舍，不仅为他药店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也让他个人名声更加响亮。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学子赠送药品，天下学子都感激他，并且还主动将胡庆余堂的名号传播到全国各地，使得胡庆余堂分号未开，天下已经全然皆知。
而在胡庆余堂的运作方面，胡雪岩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每年的盛夏，都有一批举人要上京赶考。胡雪岩考虑到盛夏时节学子们的住宿与饮食都成问题，极易造成痢疾等流行病，以往每年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这些问题。于是，胡雪岩决定给每位考生奉送两枚药丸，如有不够的还可以到北京药房分号去领，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药房号更是显眼易记。
果然，有胡雪岩的神药相助，疾病问题比往年大大减少，胡庆余堂的名声在北京也越来越大了。等这些学子们赶考究，回到各自家乡，每逢遇到诸类疾病学子们都向患者推荐胡庆余堂的药，渐渐地，胡庆余堂的名号就全国闻名了。虽说不能与历史悠久的“同仁堂”相比，但在整个南方，胡庆余堂确实声名不菲，两堂一南一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卡耐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事业成功之后，毫不犹豫地将赚得的庞大财富，几乎全部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他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与世界和平。
卡耐基早在33岁那年，就在日记里写了下面的一段话：“对金钱执迷的人，是品格卑贱的人。如果我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一定会堕落下去。假使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社会上面。”
1900年，年逾花甲的卡耐基已经功成名就，他踌躇满志，决定心安鸹得地退休，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去做他早已想做的事情。这一年，他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于是，他毅然从他那蓬勃发展的钢铁事业中引退，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卡耐基钢铁公司卖绐金融大王摩根。然后，他就开始实施他的把财富奉献给社会的伟大计划。
1901年，即他引退后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以向帮助他取得事业成功的员工们表示感谢。接着，为帮助有志上进而家境贫穷的年轻人，他当年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建设事业持续了16年，他总共捐资1200万美元，兴办图书馆3500座。
第二年，他捐款2500万美元，在华盛顿创立“卡耐基协会”，由美国国务卿约翰任会长，主要用来发展科学、文学和美术事业。该协会曾建造一艘“卡耐基号”海洋调查船，修整了世界航海图。此外，还在加州山顶上建造威尔逊天文台来观察太空。对这个协会，卡耐基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一再追加资金，累计捐款达73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卡耐基在他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创办了“卡耐基大学”。后来，又在美、英各地捐资创办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这类用于建造教育设施的捐款，达9000万美元之巨。
在随后的几年中，卡耐基又设立了若干项基金。他捐资500万美元。设立“舍己救人者基金”，对在突发事件中为救助他人而牺牲或负伤的英雄及其家属予以奖励或救济。他捐资3900万美元，设立“大学教授退休基金”，以保障教育家的晚年生活。他还设立了“总统退休基金”和“作家基金”，对美国总统或作家的晚年给予资助。此外，他向11个国家提供了“卡耐基名人基金”，并以1000万美元设立“卡耐基国际和平财团”专门资助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们。
1911年，年迈的卡耐基夫妇由于l0年来一直直接参与捐献工作，身心都深感疲惫，因而，卡耐基决定再以仅余的l亿5千万美元设立了“卡耐基基金会”，让基金会人员代理他们的捐献工作。
直至生命结束，卡耐基都在为社会奉献着他的财富，其捐献总额高达3亿3千多万美元。当然，在他身后，“卡耐基基金会”及各项卡耐基基金依然在实施他的捐献计划，况且这笔巨款还会不断地增加利息，或赚进红利，实际上他在世界上捐献的数额远大于这个数字。
1919年8月11日，84岁的卡耐基在美国雷诺克斯市的别墅中因肺炎而谢世。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伟大人物，从不名一文的移民到堪称世界首富的“钢铁大王”，而在功成名就后，他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他生前捐赠款额之巨大，足以与死后设立诺贝尔奖金的瑞典科学家、实业家诺贝尔相媲美。从一个贫穷的少年变成乐善好施的巨富，卡耐基这富有传奇性的一生，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
一个人钱赚多了以后，钱对他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了，他有更多的用钱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商海风云诡秘，成王败寇，永久享誉商界的，唯有那些懂得散财之道的人。
以退为进，把损失降到最低
在战场上要有必要的撤退，在商场上也要有退一步的打算。
——胡雪岩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暂时的退让是为了将来的进取。在生意场上，不能死抱住一些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放，图小利大事不成，有时应该为了长远目标而放弃眼前利益，尤其是在情形不利时，更要善于退避三舍，只有善于退让的人，才能赚到大钱。
胡雪岩在做上海的市面时，费尽心力地介入朝廷与洋人的争端，试图在朝廷与洋人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让各方握手言和，团结协作，共同把上海的“市面”做好做大。胡雪岩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他深知：
要在上海创下除销洋庄以外的更大的事业，比如在上海设立阜康分号，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在上海开米行，甚至还想在上海开戏院、茶楼……这些靠他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需要朝廷和洋人各方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如愿。
但实际情形是，上海当时很不安定。一方面虽然因为外国人曾经接济过小刀会，租界因此并不受战火影响，但小刀会起事以后占领县城，终成掣肘之患。另一方面，由于洋人接济小刀会，与太平军从事军火交易，惹恼了朝廷，朝廷于是决定对洋人在上海的生意采取限制措施，颁布了禁止丝茶运往上海的禁令，并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增加关税。洋人与朝廷的关系弄得很僵。
有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上海的进一步安定与繁荣自然也就要受到影响。不过，这时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能够回旋的关键，实际上在于洋人和朝廷都不想长久僵持下去。对于洋人来说，如果一定要与朝廷僵持，他们在上海的生意就将全面受到影响，比如他们急需的丝茶，因为货源断绝，就只能在上海高价购进；而朝廷主要也是恼恨外国人资助小刀会和卖给太平军军火，才发出禁令。从实际利益来说，假如真正断了洋商的生路，朝廷也断了一道财源，起码关税就要少收许多。禁制之举，实在也是万不得已。
正是因为这些情况，坚定了胡雪岩要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胡雪岩一旦决定这么做，他的利益或多或少要遭到损失，但他此刻想到的却是尽快在朝廷和洋人之间斡旋，把彼此发生争端的原因拿掉，各让三分，叫官场相信洋人，也叫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那时开戏院、茶楼也好，买地皮也好，都会无往不利。
于是，胡雪岩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决定把自己囤积的生丝尽快脱手。这本来是他准备用来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的一批丝，他要这个时候脱手，无非是要向洋人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因为洋人要在中国做生意，一般来说还比较重视中国商人的态度。胡雪岩这样做，等于之前囤积居奇的心思都白费了，但胡雪岩看中的显然不是这点小利。另一件事则是去苏州拜见时任苏州学台的何桂清，想搭上官场的路子，在官场找到人来出面调停。在胡雪岩看来，如果有得力的人出来做这件事，平息朝廷和洋人之间的争端，也会容易得多。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胡雪岩的努力，朝廷与洋人共同休战，握手言和，共同协作维持上海“市面”的稳定和繁荣。
“商场如战场”。在战场上要有必要的撤退，在商场上也要有退一步的打算。但是对于“做事会算计的人”来说，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撤退，太过消极，是一笔亏本的买卖。因此，即使是退，也要为进埋下伏笔。比如说胡雪岩抛售生丝，明明是一笔亏本买卖，但却给洋人留下了好印象，为以后的大买卖打开活路。
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就大事业，皆因他懂得以退为进之术，懂得“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的精要所在，所以他矛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以退为进在历史上有很多值得人们借鉴的事例，在现代商场上也是一种高明的管理策略。
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运用此法之高明，足以称得上谋略过人的商战高手。
1898年，“华东街大佬”金融巨头摩根与“钢铁大王”卡耐基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由于美西战争的缘故，使得匹兹堡的钢铁需求高涨。而美西战争最后以美国胜利而告终，使得美国在国际上声望日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摩根向卡耐基发动钢铁战争其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摩根意识到钢铁工业前途无量。所以，他早将目光盯上了钢铁。并把安插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融资条件，送入伊利钢铁和明尼苏达钢铁两家公司，从而控制了这两家公司的实权。
但这两家公司与卡耐基的钢铁公司相比，只能算中小企业而已。由于美西战争导致钢铁价格上涨，摩根对钢铁的兴趣更加浓厚，便决定向卡耐基发起进攻。
野心勃勃的摩根，一心想主宰全美钢铁公司。所以，一出手就首先拿卡耐基开刀。摩根首先答应了号称“百万赌徒”兹兹的融资请求，合并了美国中西部的一系列中小企业，成立了联邦钢铁公司，同时拉拢了国家钢管公司和美国钢网公司。接着，摩根又操纵联邦钢铁公司的关系企业和自己所属的全部铁路，同时取消了对卡耐基的订货。
原以为卡耐基会立即作出反应。但与摩根的预想相反，卡耐基却纹丝不动。作为玩股票起家的卡耐基，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冷静是最好的对策。特别在这个关头，自己面临的对手是能在美国呼风唤雨的金融巨头，如果此时仓促作出反应，那最后倒霉的将是自己。
卡耐基更清楚自己的“分量”。他深知自己的钢铁业在美国所占的市场，这些市场如果失去了卡耐基的支持，势必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此而蒙受损失，到那时，卡耐基并不愁自己钢铁的出路，你不要自然有别人要!
摩根很快意识到在这事上栽了跟头。他马上采取了第二步骤：美国钢铁业必须合并。是否合并贝斯列赫姆，摩根还在考虑中，但合并卡耐基钢铁公司，则是肯定无疑。摩根向卡耐基发出了这样的信息，甚至他还威胁道：“如果卡耐基拒绝，我将找贝斯列赫姆。”
别的挑战并不可怕，但是，一旦摩根与贝斯列赫姆联手，自己显然不妙。在分析了形势，估计了形势的发展后，卡耐基终于作出决定：“大合并相当有趣，不妨参加。至于条件，我只要大合并后的新公司债，不要股票，至于新公司的公司债方面，对卡耐基钢铁资产的时价额，以l元对1.5元计算。”这对摩根来说，条件太苛刻了!但摩根沉默片刻。还是答应了卡耐基的条件。
在商战中，不能死抱住一些今日的蝇头小利。应该为了长远目标而放弃眼前利益，尤其是在情况不利时，更要善于退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有善于退让的人，才能赚到大钱。
卡耐基摸准了摩根的心理，同时抓住了摩根的弱点：你不是迫不及待地想合并吗?行，我答应你。但条件要听我的。这样，以1：1.5的比率兑换了卡耐基钢铁公司资产的时价额后，卡耐基的资产一下子从当时的2亿多美元跃到4亿美元!
卡耐基对付摩根的办法，看似卡耐基非常“软弱”，当摩根采取第一个步骤时。卡耐基无动于衷；当摩根采取第二个步骤时，卡耐基更似乎未作任何抵抗便“就范”了。但是，卡耐基看似让步，而实际上却取得了一次大的飞跃，不能不说卡耐基退了一步，而实际上进了两步。最后的真正胜利者是卡耐基，而不是摩根!
以退为进，“退”并不是目的，只是达到“进”的一种手段，所以后退的幅度要适当，必须以达到“进”的目的为前提。
未雨绸缪，为自己留有后路
凡事总要有个退路。即使出了事，也能够在台面上说得过去。我们的生意，不管是啥，都是这个宗旨，万一失手，有话好说，这样子，别人能够原谅你，就还有从头来起的机会，虽败不倒!因为局势坏起来蛮快的，现在不趁早想办法，等临时发觉不妙，就来不及补救了。所以，我们生意人一要看得远，做到未雨绸缪，并想好退路，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打算，二是切记大船常翻在小河沟里。
——胡雪岩
胡雪岩眼锐的另一方法就是十分注重未雨绸缪。其主要有二：一是要有应变不测的准备，二是一旦不测之事降临，能有自己的退路。
任何时候，天都有不测风云，更何况随时处在不断流变之中的世事人心，都是影响因素。凡成就大事业者，对不测事变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事业一帆风顺，成功接踵而至之时，更该有所警醒。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每桩生意的动作，都敢于冒险，也特别注意做到未雨绸缪为自己留“后路”。
胡雪岩在自己生意的鼎盛时期，一事当前总是很注意未雨绸缪的。可惜的是，到他的后期，他在一些很大的事情上，却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势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他管的事情太多而疏忽，也更由于他自恃实力雄厚，反而把这一条驰骋商场必有的原则忽略了，以至于最后在挤兑风潮来到时，终因无救而彻底崩溃。
比如胡雪岩在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向商行借债、具体运作上就没有为自己留好退路。为筹饷而向洋人借债实际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洋人课以重利，本来就息耗太重，而此项借款又不是商款，可以楚弓楚得，牟利补偿。但左宗棠为自己西征得功，却志在必成。光绪四年，他命胡雪岩出面邀集商股，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商款达六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照左宗棠的计算，七年之中，陕某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因协饷解到时间不一，因此要求不定还款期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笔借债实际半年一个还款期次，六年还清。到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左宗棠在近乎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又借汇丰银行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本来是国家的责任，但这两笔计一千多万的债务风险，却都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光绪四年左宗棠为借洋债上奏朝廷，一个月以后接到朝廷批复，批复上就说：“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杂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至贻后果。”此批复中所说“京协各饷”即“京饷”，是京内的各项开支。因你们息借商款，以至京内各项开支都无从筹措，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们了。朝廷是一推六二五，对这笔借款采取了“概不负责”的态度。这样，借款的风险无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面商借的胡雪岩一人肩上。因为虽然．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的协饷还付，但协饷解到时间不能。一定，而且原议解汇的协饷还有可能被取消。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是找胡雪岩，而胡雪岩为了自己的信用，也必须尽力筹措还款。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力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如果发生变化，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在乱世之中要以一人之力而担国家的债务，这是没有为自己绸缪计划。而在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已经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的情况下，特别是此时李鸿章要整掉胡雪岩的端倪已现，他又接受为左宗棠筹集近五十万粮饷任务，更是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退路。而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还决心在生丝生意上与洋人一拼到底，“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不肯将囤积的丝、茧脱货求现，则是不仅不留退路，甚至是自己将自己的退路堵死而致背水一战。这样，风波突起之时，也就除了破产查封清偿之外，别无它路了。
“局势坏起来是蛮快的，现在不趁早想办法，未雨绸缪，等临时发觉不妙，就来不及补救了。”这其中的道理，胡雪岩自然是极懂得的，但县体做起来，就连胡雪岩如此精明的人，也不免失误，可见要真正善于未雨绸缪，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具有锐眼的商人在处理问题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未雨绸缪，懂得通观利与害两个方面，即在顺利的情况下，能够深知并能防备不利的条件与因素，解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和条件，才能激发员工的信心，并力求变害为利，争取成功；中国古代胡雪岩善于未雨绸缪，现代的日本西武企业集团的领导人堤义明也精于此。
继承父业，领导西武企业集团的堤义明，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由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堤义明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加上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对事情的发展总有一个科学、正确的分析，因而在企业经营战略上总是攻守适度，力求稳固发展。
1965年，在全日本的地价纷纷看涨之时，堤义明指示西武集团停止购买土地，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收买不动产一向是西武集团的主要业务，而当时不断猛涨的地价格外诱人，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纷纷加入地产买卖市场，一些中小企业、公司也不甘落后。
显然，堤义明此举自有其高明之处，他认为，政府不会放任地价猛涨，将采取行动加以抑制，如果贪得无厌，大量收购，将会遭受很大损失。后来，地价果真日趋下落，那些抢购土地的企业、公司厄运难逃，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而西武企业集团由于未雨绸缪，避免了损失。
无独有偶，堤义明果断地从保龄球界退出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当初，堤义明最先将保龄球这种娱乐活动引入日本，并以品川为中心，设立了一连串大规模的保龄球娱乐设施。后来，这种娱乐形成一种时尚，许多团体争先恐后地兴建保龄球场。此时，员工们都认为保龄球娱乐业赚钱的时候来临了，准备大干一场。堤义明却下令“收缩”，并且连建筑物都拆除了。因为通过分析，他已预见保龄球娱乐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势必造成经营困难，前景不容乐观，不如见好就收，趁早撤退。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堤义明的“撤退”的及时性，证明了堤义明未雨绸缪的敏锐眼光。
从堤义明与胡雪岩的对比之中可以看出，身为商人，不管如何春风得意都要知道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晓得未雨绸缪之法，方能保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