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觉得她的医生一定认为她很懒。42岁的她无数次要减肥，但一次也没成功，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老公和孩子总要她做一些在她看来不健康的菜。

彼得又是怎么回事？他已经73岁了，怎么也戒不掉那些被他称为“心灵食粮”的东西。巧克力对他的心情很重要，能让他舒心，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他还承认有时会来一杯红酒。但这种快乐并不会延续多久，事后他更多感觉到的是愧疚。

凯蒂，65岁，希望医生能把她送到一座孤岛上，那样她就不会被不健康的食品**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已经让她承受不住，所以她幻想着逃离，不然似乎就无法从所谓“错误行为”的恶性循环中解脱。

这三个人比他人更要注意饮食，因为他们是糖尿病病人。一旦吃得太多、吃的时间不对，或吃的东西不对，血糖就会失控。他们要不出现低血糖，要不出现高血糖，两者都很危险，有时甚至能致命。许多糖尿病病人能多多少少控制住病情，过上差不多正常的生活。他们遵守一些饮食规则，渐渐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什么对自己合适、什么不合适。

严重地说，这些人屈服于“观念警察”的专制，对自己施加情感暴力。不仅是在诊室中，在家庭中、在朋友圈里，病人也一直受到检查。血糖水平、体重、用来衡量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等数值变成了道德分数，用来评判他们有没有过着足够节制的生活，而血液的检测值则用来表明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生活。

“一定要健康生活”不仅影响了病人，就连最健壮的人也早就拜倒在这条最高守则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要过得好，还要追求健康、养生，要把一切都做对。一切都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掌控好，要达到最佳状态：要均衡饮食，要有足够的运动，要平衡工作和生活。这些都是追求完美的典型表现。

很少人会满足，因为总有些什么可以改善：要有更多职业进步，要做更多运动，要吃更多蔬菜，要有更多休闲活动，要花更多时间陪家人。看起来好像都可以做到，但其实永远都做得不够，因为做到一个就会忽略另一个——高强度投入运动难免会忽视朋友和家人，太注重休闲就难在职业上更进一步。各方面的要求提高了，但能用于此的时间没有增加，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称为“同步危机”。39

这种矛盾使得人们开心不起来，总在遗憾有些事没能做到，没有把所有事情都掌握好。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说：“不少健康的人有一种潜在的负疚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活得不够健康，生活方式不对。饮食、锻炼、健康变得像一种宗教替代品，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来世，但还是期望长寿。”

科学家们称这种过度追求健康、一切只为健康的态度为“健康主义”——还有什么没做到的？会做错的地方那么多！几年前，纽约的营养学家保罗·马兰茨就曾用一幅既生动又吓人的画面来与这种愈演愈烈的健康崇拜做类比：“现在，如果有人开心地把奶酪汉堡送到嘴边，在道德上就等于拿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与其用各种自相矛盾、通常未经过科学验证的饮食规则折磨人，还不如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营养推荐，这样倒更有利于健康，40 至少能减轻心理压力，不用每次吃食堂或聚餐时都小心翼翼，生怕犯下“过度”这样的大错。本来就已经很健康的人也觉得必须达到给自己定的要求，甚至要超过要求，以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要特别注意饮食的病人则有更大的压力，比如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沃尔夫冈·希默尔及其团队写的一篇专业文章《你疯了，你梦见了巧克力酱》（德语：Dann wirst du bekloppt, weil du von Nutella tr?umst），41 以患者的体验为中心，因为就连大部分医生也不清楚带病生活是什么感受，有哪些希望和恐惧会决定患者的每一天。希默尔说：“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需要很多年才能弄清自己能耐受什么、不能耐受什么，所以饮食问题对他们来说才那么重要。”不幸的是，对这种病没有一概而论的饮食建议，个体差异很大，只能自己摸索。一个人能毫无问题耐受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会引起严重的、出血的腹泻。病人会感觉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无法预知的问题。希默尔说：“他们会认为：我就是错的那个。”结果就是他们开始自我怀疑。

有些病人说自己一直梦见蛋糕或薯条，并因此而憎恨自己抵抗不住**。他们不信任自己，觉得如果病情加重或某些指标不如预期，自己就应该做出解释。科学家们写道：“病人体会不到快乐、社交、放松，会感到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很多受访者，严格遵守了饮食规则却依然腹泻、出血、发作，会非常令人沮丧。许多人觉得吃饭并不是一件乐事，而是成了一种折磨。”

调查者们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到，‘正确’的饮食并不一定对病程有积极作用，正如偶尔的‘错误’饮食也不会显著改变病程。”很少听到医生或营养师这么说。什么食物对病人没问题、什么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都不清楚。没有答案，倒是有些自责和绝望。

除了这种内心的自我鞭笞，不少病人会用另一种策略：犯规的时候轻描淡写：“就吃了一小勺蛋黄酱。”“就吃了一点点。”说得好像这不重要，但其实非常愧疚、后悔，有一点儿逾矩也觉得自己是大罪人。

希默尔说：“要是把这些限制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喜欢做、带给我们快乐的一切都不再能光明正大地享受了，说都不行，它们完全被表现病人有多么守规矩的语言所隔绝。”许多病人想把一切都做对，只关注疾病及最好的应对方式，但从来不会完全成功，于是他们就自责，对自己施加情感暴力。

一些病人最终完全放弃与疾病的日常斗争，因为阻碍太大，想达到的目标值似乎根本达不到，病情还反反复复，于是他们就完全不管不顾了。许多医生都遇到过好像什么都不在乎的糖尿病病人，他们任由血糖飙升，弄到要送去急诊。也许这是他们对自己没能达到医学高标准的一种自我惩罚。就像那句话说的：你饮食不佳，生活得不对，当然就会不舒服。疾病和愧疚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

糖尿病患者及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以极端方式体会到的，健康人在小事中也体会着：如果你和同事说你每晚都要小酌一杯，能不遭到那种指责的眼光吗？那仿佛在说：你这样不好吧？因此，许多人宁愿伪装自己，在苛刻挑剔的目光中保持一个生活处处有节制、时时管得住自己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能控制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及任何病痛发作：理智饮食，理智行动，谨遵医嘱，万事大吉。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刻意经营健康生活，那万一生病了也是你的责任。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其实大错特错。因为疾病首先是命运，是不幸中了基因的“头彩”，或是其他意外事件，就算采用完美的生活方式也只能影响很小一部分。就算奉健康教条为圭臬，极度注重健康生活，均衡饮食，多多运动，还是可能患上癌症、多发性硬化症、阿尔茨海默病，或是因帕金森病而严重影响行动能力。

另外，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大的一种傲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要完全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这是一种全社会的现象。而这样人们必然会把各种不适甚至病好不了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他们会自责，觉得自己软弱、有缺点。

这就是心身医学的疾病诠释以及流行鼓励法的反作用，这种鼓励意在让病人振作起来，积极面对疾病，而不是逆来顺受地接受后面的病程。但这就告诉人们，如果面对疾病的心态对治疗如此重要，那不舒服自然也就是自己的责任。

弗莱堡大学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布罗克林研究了人们的多种改善策略，他说：“人们被教导了许多年，锻炼、营养、压力管理都是他们保持健康的有效手段，所以在结果不好时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就顺理成章了：是不是不够努力、不够放松、‘对的食物’吃得不够多。”简而言之：你做得不够！

当关系到健康时，是自己负责还是他人负责的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很少能让人接受的是，疾病或残疾只是天命、倒霉、意外，不是错误生活方式所致。社会心理学家弗赖说：“如果健康和一切疾病都被单方面归因于自己的行为，这当然代表更多的掌控。不考虑诸多致病因素，也不简单归结于倒霉，仅把生活方式当作有效的标准，就可以更容易地解释、影响甚至预料自己的状况。”单一因果解释很简单也很方便。

随着这种医学自控的加强，医生的权威有所减弱。自己通过“正确”的生活方式就能控制那么多，还要医生有什么用？另外，技术小帮手还要求你像玩耍一样地了解自己、提高自己。运动手环、心率计、血压仪及其他“量化自我”工具都唾手可得，都旨在帮你提升自己。社会学家布罗克林说：“它们一直提醒我们还不够好，就算我们并不需要去看医生。”随着技术进步，自我监测越来越贴身。“内心的声音被软件翻译出来，将负疚变成一种持续的状态。”布罗克林说。

其结果是人们感觉健康十分脆弱：我不可能没有问题！毕竟，步数不够、卡路里摄入过量、吃得不健康或者未达成其他目标这样的危险一直存在于心中。就连最小的偏离也会被当成过错，让人暗自羞愧，这样绝不健康。

疾病和健康之间原本分明的区别就这样默默消失了，界限变得模糊。于是，身体状况只能处于健康到不健康之间广大的渐变区域中的某一点，而完全的健康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看得见但永远都够不着。许多人忘记了对自己宽容些，尤其是关系到健康问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