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尽管《水浒传》里所写的宋江和北宋末年的宋江出入很大，不过作者所描写的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是真实的。《水浒传》直接描写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直接描写当时的阶级斗争。《水浒传》以火一般的愤怒之情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怎样欺压良民、迫害人民的暗无天日的罪行。

《三国演义》是作家根据演史家的话本对证正史及野史材料编写的。虚实相生，真人真事还是比较多的；而《水浒传》则是根据人民口头所传的宋江等水浒英雄的故事，正史的材料很少，更允许小说家的自由创造。

在正史上有“淮南盗宋江，转掠十郡”“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敢撄其锋”的史实。宋江所代表的武装力量，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力量，并不是其他的力量。是因为北宋末年有李彦、杨戬、朱勔等攘农民的田地作为公田，把湖**的蒲鱼之利收归统治阶级所有，无限制地搜刮民财，以致民不聊生，起而为“盗”为“寇”。封建时代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尽管宋江和梁山泊英雄的一部分不是农民阶级出身的，这些英雄人物和起义的农民群众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这些英雄人物只要是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举行起义，只要他们的斗争是属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那么，写这些英雄人物的这种斗争，也就是写农民群众的斗争。在元曲里提到“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在《水浒传》里也说到各个山头，除梁山泊外，绿林好汉所聚会的地方有少华山（第二回）、桃花山（第五回）、二龙山（第十七回）、清风山（第三十三回）、对影山（第三十五回）、饮马川（第四十四回）、登云山（第四十九回）、白虎山（第五十七回）、芒砀山（第五十九回）等。聚义地点的基本群众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水浒传》着重描写了几个英雄人物，为官司所逼，上山落草。他们加入了农民队伍，为了农民利益而斗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消除阶级的不平，主要是为了农民的利益的。所以《水浒传》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情况。把宋江故事作为材料，人民口头创作和文艺家的加工制造的这一部大书，带有典型性和概括性。不是个别的一次农民起义，乃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概括描写。

《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这里说出了统治政权的苛捐杂税，压迫人民，使人民不得不反抗，因而上山落草，入湖聚义。三阮是渔民，属于农民阶级，代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第十六回，白胜挑着酒桶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民歌道出了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苦乐悬殊，深刻地指出阶级矛盾和阶级不平。第四十九回描写了地主阶级分子毛太公讹诈猎户解珍、解宝的情景。《水浒传》写梁山英雄三打祝家庄，祝家庄代表大地主的武装势力。

水浒英雄属于农民阶级出身的有李俊（梢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渔户），石秀（卖柴的），解珍、解宝（猎户），燕青（奴仆），王英（车脚夫），童威、童猛（贩私盐），陶宗旺（田户），邹渊、邹润（闲汉），白胜（闲汉）；手工艺者有雷横（铁匠），凌振（炮手），金大坚（刻碑匠），孟康（打船匠），侯健（裁缝），郑天寿（银匠），汤隆（铁匠）；小商人有燕顺（贩羊马），吕方（贩生药），郭盛（贩水银），曹正（屠户、酒家），朱富（酒家），孙新（酒家），顾大嫂（酒家）；其他如安道全（太医），皇甫端（兽医），公孙胜（云游道士）；其他军官、衙吏、押狱、刽子手等。总之，出于社会下层者占十之八九。只有卢俊义、柴进等极少数人属于富贵的阶级。

在历代农民起义群众中允许有非农民成分的人参加在内，这也是事实。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有武艺、有义气，紧密地团结。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除了有武艺以外，还需要有智谋，有魄力。《水浒传》的领袖人物是为人公正的晁天王晁盖，江湖上知名的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玉麒麟卢俊义等。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西江月》云：“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又有诗云：“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隐然以农民起义领袖自居。这些人中，不乏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起义不会成功。

《水浒传》描写了市民阶层人物和农民阶层人物的大团结。被压迫者的大团结，展开了对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具体地描写了“官逼民反”，英雄好汉逼上梁山，以及“盗亦有道”“劫富济贫”，专杀滥官污吏，扫除地方上的恶霸，保护善良的人们。乃至于自己组织一个社会，树立起“替天行道”的旗帜，反对奸臣，反对朝廷，乃至于“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第三十九回）。在政府统治区进行了好多次游击战争，不止一次地打退了官兵，最后还粉碎了童贯率领的十万人和高俅率领的十三万人的围剿大军（第七十六回至第八十回）。

《水浒传》的主要部分，它的精华是在前边的七十一回，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水浒传》的理想社会，是乌托邦的平等社会。梁山泊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初级性的农民政权。梁山泊的纪律严明，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已经开始“保境安民”。例如扬子江边一个老人（王定六的父亲）说：“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蒿恼。”听了王定六父亲的话，张顺道：“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一席对话，道出了梁山农民政权的真实情况（第六十五回）。

《水浒传》概括地写出了在封建社会里——在特定的宋元社会这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市民阶层已经有力量，同时又是被压迫者——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也为后来的被压迫阶层指点了出路，树立农民起义的良好组织的典范。也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手法融合的结晶。

至于小说里直接写农村生活和农村面貌的地方，确乎很少。精彩的部分是写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如何被逼到梁山聚义的过程。作者自己以及宋元说话人的出身是市民阶层，所以对于市民生活最熟悉。

宋元白话话本小说，是平民文学，属于人民的文艺。它们的根深入群众当中，为群众所理解，并为他们所喜爱，但是内中最富于人民性的是《水浒传》，它代表了人民的爱和憎。演史一派的《五代史》《三国演义》等故事也能引人入胜，但是先代故事，不够接触现实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小说一派说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接触人民的现实生活，但篇幅短，力量不足，而且捏合故事，以消遣为主，以情节离奇、曲折，娓娓动听为主，属浪漫传奇性质。《水浒传》合演史、小说两家之长，都是人的故事，不是鬼的故事；不谈爱情，只谈英雄。所写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故事。他们有组织地反抗朝廷，专杀官兵，保护老百姓。他们是锄奸扶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一班好汉。他们身上寄托着人民的理想。《水浒传》暴露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有强烈的反抗性。

聂绀弩在《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人民文学》1954年5月）一文中说：“差不多两千年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如火如荼地描写过陈涉、吴广等揭木斩竿的起义，把下层的朱家、郭家等游侠之士捧上了历史舞台，以无限同情塑造了一个起义失败的英雄巨像——项羽，给以后人民作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司马迁以后，这样的英雄们常常被埋没，被抹杀，被歪曲或者被写得奄奄无生气了。《水浒传》直接上承司马迁的人民性的传统，又打破了史书真人真事的局限性，把从北宋末年起两百多年间在民间传说着的各种起义的人物和故事，汇集成为一部大书，一个整体。它不只是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反映，也不只是北宋末年以后两百多年的起义人物和故事的汇集，而是历史上的人民，现代人民祖先反抗压迫者的战斗史，是司马迁以后差不多两千年间无数农民起义的缩影，是那些起义的唯一的、高级意义的忠实和正确的反映。”

聂绀弩说明了《水浒传》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说明了文艺作品的概括性，也说明了像《水浒传》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承继着司马迁那样一位大史家的优良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的。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文艺作品的概括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的统一的。《水浒传》是通过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通过宋江故事，梁山泊英雄聚义的这一个人民口头相传的故事来表现在封建时代的屡次农民起义的真实性的，有其特殊性和概括性。宋江起义和陈涉起义有共同之点，也有特殊不同之点。水浒人物活动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水浒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水浒故事的人物形象，我们认识了宋代的社会，也认识了封建社会的本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是反映社会发展道路和规律的。

司马迁的《史记》固然是伟大的著作，但是他的主要部分是写了帝王将相统治阶级的生活。《水浒传》不然，主要是写了下层社会的生活，下层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感情。读《水浒传》比读《陈涉世家》《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觉得内容更其充实，描写更其详细，更能激动、鼓舞人民的感情。《水浒传》的语言是宋元社会的人民语言，从中看到了从宋代以来说话人的伟大成就，也看到了施耐庵、罗贯中那样的天才文艺作家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