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北平养病的那段时间，东北这片暂时平静的土地也被敌人无情的炮火袭击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1931年，日本包围了整个满洲，扩张的意图明目张胆，蒋介石的退让瞬间将东北这片土地变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2月，陈植离开了东北，转战到了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没过多久，日本发动了侵略满洲的军事行动，东北大学被关闭，梁思成与一众教员、学生被遣散，名震一时的“营造事务所”正式关闭。

眼见由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事务所被毁，梁思成的内心满是愤恨。他从小跟着梁启超到了日本，曾经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是，如今又是日本人将这一切毁于一旦，他和日本的感情矛盾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林徽因曾多次安慰梁思成，鼓励他不要放弃对建筑的追求。梁思成也终于在林徽因的劝说下鼓起勇气，更加投入于《中国建筑史》的编写之中。

林徽因的病情已经基本痊愈，梁思成便让林徽因、梁再冰和林徽因的妈妈搬到北京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处典型的四合院里，这座小小的四合院坐落在一个正北朝南的巷子中，虽然入口很窄小，却有着一个宽大的院子，走进之后瞬间豁然开朗。青砖灰瓦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屋顶，房檐的雕刻非常精致，阳光穿过菱形的小窗照耀在房间的桌子上。院子里面栽种着几株开花的大树，浓郁却不茂密，房前的小片土地上种着各种花草，让人颇感温馨。梁思成一家人在这里住了近七年。

徐志摩在北平工作的时候都会经常前去看望林徽因和梁思成。徐志摩的出现颇具戏剧性，他穿着缎子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整个造型颇为奇特。在场的人都看着他。他的外表有些女性化，但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全身充满活力。林徽因活泼而愉快，梁思成热情好客。

房间里一尘不染，四合院中颇具情调，前来拜访二人的人都是中国当时的文化精英：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胡适，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他们的出现让这个小院熠熠生辉。

除了上面的这些人，还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治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个高个子、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哲学家金岳霖一样，是一些立志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星期六的时候，这些精英的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与到热烈的谈话中。

起居室里洒满了阳光，这里常常挤满了人，来往的人各式各样，有不同年龄的亲戚，还有奔跑的孩子和仆人们，以及两人的同学，这个家里充满了生机。这里常常会来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都是怀揣对林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而来的，经常会因为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这其中就有沈从文、萧乾，等等。哲学家金岳霖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

萧乾曾多次读过她在《新月》和《大公报》上发表的作品，沈从文也非常欣赏她的文笔，萧乾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和沈从文一道前去拜访。去之前他就了解到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在北平文化圈子里很有名气，前来拜访的都是文坛巨子和社会名流，这让萧乾的心里有几分忐忑。不过林徽因还是很热情的，她对两人说：“你们喝茶，不要客气，大家随便一些。”随后又对萧乾说：“你的《蚕》我读了几遍，刚写小说就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看你的小说的语言描写和色彩很有唯美主义。”之后居然当众大段背诵出来，萧乾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林小姐居然这么认真读过自己的小说。

林徽因在这里收获了一生中最真挚的一段外国友谊。1932年，一个温暖的午后，费慰梅闯入了林徽因的家中，她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于我闯入梁家的生活，起初是徽因母亲和佣人疑惑的眼光，尽管有种种不适，但不久后我和徽因的来往得到了认可。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

于是，费慰梅开始加入每周六下午大家的聚会中。有时大家会探讨有深度的学术理论，有时会对现实进行剖析，温暖的午后阳光照在客厅里，大家在这里畅谈古今，没有任何约束。费慰梅对林徽因说：“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声中浮沉着杯盘碰撞响。”

女主人林徽因总是热情地款待每位来客，有时也会在大家的争论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想一睹她的风采，但林徽因却表现得落落大方、清新淡雅，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让每个前来的人都觉得舒服而自然。

萧乾回忆林徽因时说道：“她话讲的又多又快又兴奋。徽音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总是她一个人在说，她不是在应酬客人，而是在宣讲，宣讲自己的思想和独特见解，哪个女人敢于设堂开讲，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因此许多人或羡慕，或嫉妒，或看不惯，或窃窃私语。”不管别人对她是什么看法，林徽因终于活出了自己的样子，她不是被囚禁在牢笼里的小鸟儿，而是一只有着坚毅翅膀的雄鹰，无论天空多高，都在自由翱翔。林徽因凭借出色的人格魅力与学识，让这间四合院备受瞩目和青睐。

费慰梅的出现滋润着林徽因的一生，即使是后来两个相隔万里，仍然保留着十五年之久的通信联系。林徽因更是将费慰梅当成了自己的家人。金岳霖也在林徽因的心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徐志摩的介绍下认识了这位才女：“一捧书，一袭长裙，一炷熏香，面容清秀，朱颜皓齿，如一朵浸染着清淡幽香的莲花。”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是林徽因家里的常客，他高大瘦削，喜欢打网球，矜持又能说会道，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朋友们都称他“老金”。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星期六的下午，金岳霖在家中和老朋友们在一起时，流向就倒过来了，梁氏夫妇会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与客人混在一起，其中的很多人也是他们的好朋友。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金岳霖对林徽因一见钟情，从此，林徽因成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羁绊。

金岳霖在晚年语录中曾经提到：1932年，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近距离让金岳霖成为梁家的常客，因为梁思成需要长期外出，总是委托金岳霖照顾林徽因，两个人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最终，林徽因向梁思成坦白一切。在梁思成第二任夫人林洙的追问下，梁思成才说起当年的往事：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儿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

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

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金岳霖时，金岳霖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之后，三个人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林徽因和金岳霖也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上，陪伴林徽因一生，甚至当梁思成和她有争辩不休的问题时，两个人也会找金岳霖“仲裁”。

林徽因去世时，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金岳霖听到消息后潸然泪下，林徽因走了，金岳霖为她终生未娶，他在林徽因的挽联上写道：“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两个人的感情到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慈慧店三号是朱光潜和梁宗岱景山后面的寓所，是一个和“太太客厅”有同样影响的文化沙龙，这里每个月集会一次，朗诵诗歌和散文，所以又叫“读诗会”，林徽因是主要参与者，此外，还有冰心、朱自清、冯至、周作人、沈从文、何其芳、萧乾、英国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等人，这个沙龙是20年代闻一多西单辟才胡同沙龙的继续。

这个文化沙龙的主要负责人是朱光潜。他是香港大学文科毕业生，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国和法国，而且曾经只身游历德国、意大利，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由他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他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央艺术研究院等处讲授文学心理和诗论。

“读诗会”形式活泼，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讨论的过程中还可能会为了某个问题而争论。

一次，梁宗岱刚刚朗诵了一首自己翻译的瓦雷里的诗《水仙辞》，林徽因的语言锋芒而尖锐，丝毫不顾及大诗人的面子。梁宗岱也是个高傲的人，他是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留法期间，诗人瓦雷里是他的老师，而《水仙辞》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两人为了诗的实际意义和抽象意义而争论得青筋暴涨。众人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两人的争论。第一次参加文化沙龙的萧乾问沈从文：“他们吵得这么凶，怎么没人劝劝？”沈从文摆了摆手：“在这儿争吵很正常，你不用管他们，让他们尽兴吵，越热闹越好。”

最后，林徽因坐了下来，平静地说：“每个诗人都可以从日出日落中受启发，那是心灵的一种颤动。梁诗人说过，诗人要到自然中去，到爱人的怀抱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如果你觉得有三头六臂，就一起去。只是别钻象征的牛角尖儿。”梁宗岱哈哈大笑起来，众人也是哄堂大笑，林徽因的笑声最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