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天，我所在的中学仍处在“文革”的震**中，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因为年轻，怕的只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无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揪出来的可能，所以心态较前两年松弛。白天应付一下运动，晚上就躲进单身宿舍，偷偷读残存的旧书。自己那几本旧书读烂了，于是向彼此信得过的同事借书读。一次我到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家里，发现他书架上有本《日子》，是埃及作家塔哈·胡赛因写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封面很素净，用的纸很黑。“文革”初期“破四旧”，没等“红卫兵”上门，他自己就先处理掉了一些可能惹祸的书籍。这本《日子》得以幸存，除了其本身不大招惹人注意外，也是因为我的这位同事是个回民。家族里包括他父亲，有若干留学过埃及的前辈，他们进的都是埃及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而《日子》写的正是爱资哈尔大学的校园生活，所以于他而言那本小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那个春寒的夜晚，在他家小小的居室里，他们两口子热情地留我吃饭。我记得他们那自己晾制的牛肉干特别可口，事隔36年，回想起来，舌苔上甚至还能咂吮出一种特殊的香甜。那情景堪称“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杯盘确实草草，灯火也确实昏昏，但我们只是低声地谨慎交谈。他们两口子历史清白，按说“清理阶级队伍”不会冲击到他们，可是那天我觉得他们似乎总有点忧心忡忡，小屋里弥漫着过多的压抑感。

从他家借回《日子》，我没有马上翻看。隔了好几天，有天晚上，我从床褥下拿出《日子》，开始阅读。书里的人生无论时空还是悲欢都离我很远，但我很喜欢那种徐缓从容的叙述方式。比如：“那时，一阵微风拂过他的脸，微风中还有一丝凉意没有被太阳的灼热所消除……”正当我斜倚在床铺上翻阅《日子》时，忽然从书里掉出来一张折叠得很薄的纸，我未加考虑便马上拿起展读了。那是一封信，是写给书主两口子的。从口气上不难作出判断，信是亲戚从家乡写来的，末尾注明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节。那时人们写信时常嵌入革命套话，但这封信文字却干净极了，没有一点多余的词语。我读完不禁从**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

喜欢人说好吗？容得人说坏吗？自己觉到的好处，人家说出来了，的确欢喜。自己觉到的短处，人家指出来了，的确痛快。自己觉到的好处，人家偏认为糟，此时倘说心里欢喜，那是假话。但愿思考，愿自省，所以，虽不欢喜，却欢迎。自己觉到的坏处，人家偏赞扬，此时心里不厌，那也是假话。但亦愿思考思考，愿体察，所以，虽颇烦厌，却也愿听。——刘心武

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他们俩都是云南同一地区的人，所以那名单也就颇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姑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若干受伤待治疗的人，“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么广播过。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候的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过地震，周总理马上赶赴现场。如果云南真的也发生了大地震，怎么没见周总理去慰问的消息？光是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

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但我的良知很快促使我相信那是一封报告真实情况，而且对接信者也很必要的信件。信是地震过后一个月左右才写的，可能到那时候才有条件写出并寄出。但为什么它会被夹在了《日子》里呢？信封呢？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失眠到天明。这事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处理起来应该非常简单：第二天私下里把那信还给那位同事，告诉他无意中看了内容，请他原谅，还可以顺便向他表示慰问。但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我却觉得非常为难。如果我那样把信交给同事，他可能反而会非常紧张——既然我已经知道，胆小而谨慎的他，会为“该不该向组织上汇报”而焦虑。若汇报，则会连累到他报信的亲戚——即使那信的内容属实，为什么偏在春节时写来？我又反复推敲，那封信的信封哪儿去了。也许，是寄给了另外的同乡，里面不止一张纸，每张分别给不同的人报信，而由一个收信人接收后，再分别在北京转交给各位。那他们为什么把这样一封重要的信随便夹在了《日子》里？如果记得夹在了这本书里，那为什么又轻易地把这本书借给了我？如果现在他们想起来不慎连书带信给了我，那为什么这几天却并没有私下问到我？

翌日，在参加“清队”的种种活动时，那位同事的眼光始终没有跟我对接。中间休息时，他也没主动来接近我。我主动凑到他身边几次，甚至小声说：“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他却完全不接那话茬儿，他眼神木然，并无探询我的成分。于是我判定：他完全不记得把那封信夹在《日子》里了，或者，是他爱人夹的，他根本不知道。

接连几天，我把那封折叠起来的信纸当书签，在静夜里读《日子》，这种阅读给了我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感受。像这样的一些句子：“当然，他们心里觉得难受，可是表面上却一点看不出来；悲哀没有在他们的脸颊上或者眼睛里留下任何痕迹。”原作者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于我而言已经完全无所谓，我心里只翻腾着自己的联想与喟叹。

我本来以为，或许同事的爱人（她在另外的学校工作）会想起来，是她把那封信夹在了《日子》里，从而会推动他终于向我问及那封信的事。但这样的情况直到一周后仍未发生。我决定不提信的事，把那封信夹在书里，不动声色地去他家，径直把那本书插回他那书架。但临到行动时却又犹豫起来，因为在其中任何一个技术性细节上出纰漏，都可能弄巧成拙，使问题反而复杂化。

最好是，他们都完全不记得曾把那样一封信夹在了《日子》里，这样他们就永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

基于这样的心理，我最后把那封信烧掉了。

后来我把《日子》还给了他们，他们始终没问信的事。

岁月把我做这件亏心事的负疚感渐渐稀释。后来我和那位同事都设法调离了有着太多痛苦回忆的学校，失却了联络。1976年，唐山大地震，报纸和电台报道了。后来世道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变化，再后来，我几乎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

2000年1月6日，我偶然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条大字标出的新闻：“当年秘密，今日公开。”内文里提及：“1970年1月5日1时0分37秒，一场里氏7.7级的特大地震猝然袭击了滇中地区……主震后发生5级至5.9级的余震12次……受灾面积8800平方公里……包括七县，造成15621人死亡，仅给震中通海县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现在的可比价计算，就达27亿元之巨！这成为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万人以上的两次大地震之一，死亡人数仅次于唐山大地震。由于当时处于‘文革’特殊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当时，我国政府对国际救灾援助采取的是闭关政策，国内援助也主要提倡‘精神支援’。因而，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全国各地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收到慰问信14.35万封，至于急需的救灾物资和款项则少得可怜……”

往事仿佛坚冰猝碎在我胸间，使我气闷心痛……尤其是，那些“兹不详赘”的伤者，他们当中，又有多少因只有语录、像章而无医药、食物而死亡！

《日子》，《日子》里夹着的信，读那信的日子，为如何处置那封信而焦虑的日子，烧掉那封信的日子……那些日子属于特殊的日子？自己那时的身心归属于特殊的时期和环境？

我的心在急速颤动中祈盼：真实情况不再被封存为秘密，日子不要再让它特殊而应使其永处正常状态，而像我曾做过的那种亏心事，越离得久的后辈们，越必须经过多层诠释，才能费劲地懂得，那究竟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