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个月的游历结束了，李四光夫妇在热那亚登上归国轮船，这位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著名学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国。

正是在这天晚上，郑天锡收到李四光的亲笔信，展开一看，他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年来日夜思盼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抱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

这是李四光一生中最激动也是最幸福的远洋航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前的远航，虽然也都充满“科学救国”的宏伟憧憬，但是每当踏上自己的国土，都被军阀混战和列强瓜分的惨状弄得撕心裂肺。这次不同，他可以仰望蓝天，面向大海放声高呼：我要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伟大祖国了！

他不能只是激动，不能一味地抒情，他要把这无限激动的心情化作报效新中国的实际行动，他要向亲爱的新中国献一份厚礼。他回到船舱，摊开稿纸，开始撰写构思已久的科学论文——《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

这是一篇地质力学的大作，饱含他苦苦追求的客观真理和爱国深情。他挥笔写道：“所谓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是指自然界的各种应力——压力、张力、扭力造成亚洲大陆的各种形变，还指欧美地质人员用狭隘的眼光来解释亚洲的造山运动，而使亚洲受了许多的歪曲和冤屈。”

显然，这又是一句用事实与真理来挑战的宣言。他以不可辩驳的翔实依据，描述着亚洲中国和印度半岛的若干地质构造，阐明中国大陆“山”字形弧形和新华夏系地质构造的种种新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亚大陆自古生代以来，就在往南推进，而亚洲东部则是向着印度方面推动。那些向太平洋突出的边缘弧形却又足以证明：坚强的亚洲大陆，正对着太平洋的底盘施加压力。

他一刻不停地纵论地质时代中的世界地质发展形势，最后，他骄傲地写道：“这样，我们的结论是，随着地球转动加快，亚洲站起来了!”一篇充满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居然能够让人读得热血沸腾！李四光要把这篇追求学术真理的巨著，在新中国的地质讲坛上向全世界发表。

与此同时，新中国首任国务院(时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正在规划新中国建设的宏图，他日夜盼望李四光立刻来到自己身边出谋划策。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李四光为科学院副院长。此时，李四光正在苦苦地等待着登船！

11月15日，周恩来专门给时任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写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1950年伊始，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期待李四光亲自出席，并且主持这次盛会。一切安排就绪，只等李四光的到来。但是，接连等了一个季度，仍然不见李四光的踪影。有人担心李四光未必能够回来，会议不能这样一再延期，便请示周恩来，是否不必再等李四光了。周恩来毫不动摇地指示说：“要等下去。李四光不在场，会议就不能召开。李四光是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他现在还没有到家，我想一定是路上遇到了困难！”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不仅关注而且内心知道李四光的心。他深知，李四光这次回国既漫长，又艰险。不要说在国外，就是踏上香港国土，由深圳(时为广东省宝安县)进入广州，也说不定会有很多国民党特务跟踪或暗下毒手。只要还没传来不幸的消息，他坚信李四光不久定会来到北京。他反复计算李四光的行程，指示叶剑英和华南军政委员会尽快查明情况，立即找到李四光的确切位置。

1950年3月初，李四光秘密回到香港，随即住进朋友预先安排的僻静住所。叶剑英派来的接应人麦可很快与李四光取得了联系。在麦可安排下，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夫妇一大早就来到车站，乘上6点多钟香港至九龙的火车，踏进了祖国南方的大门。

由于在广州、上海和南京三地受到党政部门和各界人士的欢迎、招待，以及进行学术讲演等盛情活动，李四光耽误了到达北京的预定时间。国内这段行程，周恩来是知道的，他嘱咐各地不要让李四光过多劳累，确保其尽快赶到北京而已。

1950年5月6日清晨，李四光夫妇终于在俞建章、张文佑和孙殿卿等陪同下到达北京，受到新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文化部副部长丁燮林，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等各部门领导和知名人士，共同到火车站热情迎接李四光一行。当天晚上，郭沫若设盛宴为李四光夫妇接风洗尘，华罗庚和谢家荣等党内外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热情作陪。

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气氛相当热烈，特别是李四光与丁燮林，这一对一直以来都推心置腹的老同学、老朋友，更是激动得难以言表。一晃40年了啊，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周恩来考虑到李四光旅途劳顿，安排夫妻俩住进六国饭店。解放前，六国饭店专供外国豪商和国内要人租用，是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李四光虽然经常出国，但在国外也从来没有到过如此豪华的场所。许淑彬暗暗计算，知道手里没有多少钱了，生怕付不起房租，面露难色。接待人员似乎看出她的心思，主动告诉她，在这里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一股暖流涌上李四光的心头。

第二天上午，电话铃声响了，对方询问他下午是否有外出活动安排，告诉他有人前来看望，没说是谁。李四光和许淑彬感到纳闷，来访者好像有点神秘，而且很有礼貌。傍晚，客人来了。李四光没有料到，走进房门的竟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李四光非常激动，周恩来也非常激动，紧握李四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对面畅谈，推心置腹，足足交流了3个小时。

谈到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时，周恩来颇有感触地说：“这次会议等你，等了5个多月嘛。现在好了，你回来了。”“现在，先请你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协助郭老把自然科学抓起来。郭老是诗人，也搞社会科学，但主要是文学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有自己的脾气，讲求实际多一些；文学家有文学家的脾气，浪漫主义多一些。郭老待人非常诚恳，非常真挚，相信你们一起工作是会配合得很好的。”

李四光不住地点头表示应诺。

周恩来接着又说：“经济建设，地质工作必须先行，要走在其他工业的前头。地质队伍有个整顿的问题，也有个大发展的问题。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地质人员太少了。人手不够，地质部成立不起来，可不可以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以后再请你担任部长，你看好不好？”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竟然来看望自己，而且一谈就是这么长时间，他还有什么个人要求可讲呢？他不愿意当官，但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他要参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官员，他不能拒绝。这时，他已经是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今天是中国未有的大时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

晚上8点，周总理才起身告辞。

两天后，董必武来看望李四光，董老时任党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和政务院副总理，因为周恩来已经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政务院会见了李四光，他这次是以老同乡、老朋友和辛亥革命老战友的身份来看望的。老战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孙中山谈到袁世凯、黎元洪，谈到蒋介石和西安事变，谈到重庆谈判以及当年李四光想到解放区考察地质和董必武“后会有期”的那句话……一时间，两人都沉浸在这“后会有期”的幸福重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