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伯明翰，他乡识新知

1913年7月，李四光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第二次离开了祖国，远渡重洋。这是李四光真正成为大科学家的人生重要转折点。

如果他坚持曾经的“军事救国”，那么，他也许在若干年后去到江南造船厂，在那里辛辛苦苦造大船，但显然，此时他的理念已发生重大变化，他知道，单纯的造船无法打败列强的侵略；如果他坚持曾经的“实业救国”，也许，他仍然会留在武昌，为北洋政府卖力。

然而，历史垂青了新中国。新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李四光，在经历了“军事救国”“革命救国”和“实业救国”三个重要阶段后，终于在这时，选择了后来给予新中国第二次生命的“科学救国”！

无论是哪一条道路，只要涉及救国图存，就“易者亦难矣”。这不是在给自己谋碗饭吃，假若真像那些八旗子弟那样只是为了个人享受，李四光即使出身贫寒，但靠自身能力绝对能够换来高官巨俸，但他没有这么做。

和李四光同赴英国的有4个人，政府发放的路费则全是金条。李四光告诉同伴：“你们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银行兑换钱币。”来到银行时，他的一身旧衣服引起银行职员怀疑，非但没有换回钱币，还被怀疑偷金条而被抓，如何解释也没有结果，连饿带冻，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出。

尽管如此，出国前，李四光仍然赶回黄冈，把自己节衣缩食的积蓄加上一部分旅费，交给父母，用以资助弟弟和妹妹们上学读书。在亲人的恋恋不舍中，李四光奔赴上海，再一次登上远洋的客轮。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很显然，此次的欧洲之旅与8年前的扶桑之行不尽相同。8年前的他，单纯而炽热；现在，他亲眼看见中国社会梦幻一般的不幸变革，亲身经历了由热求到失望的政治生涯，较以前更加成熟，更具有审视现实的理智。虽然，他的心有一半被迷雾重重包裹，但，无论任何情况，都改变不了他永恒不变的赤子之心和报效祖国的终生信念。

在纠结中奋力地思考，在彷徨中莫名地期待，伦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再次呈现在李四光的面前。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五光十色令人迷醉，巍峨巨厦鳞次栉比令人眩晕，但在李四光的眼里，这一切统统跟他无关，他心里渴求的，是知识和科学。

漫长旅途中经过慎重全盘地思考，此次，在具体专业的选择上，他毅然放弃了曾经的专业“舶用机关”，决定改学采矿。这是一次极大的牺牲。在同样远离家乡的日本，有5年的时光，他孜孜不倦地扑在造船的研习上！这就像已建好了一幢巍峨的大厦，却不满意，立刻推倒重来！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这需要当事者多么大的勇气和胸怀！

但对李四光来说，支持他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要想造船，首先需要铁和钢，而要想有铁和钢，就需要成熟的采、冶技术。在担任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时，他已经深知国家要富强，必须有充足的煤、铁等资源。中国虽然缺乏造船的人才，但从根本上来讲，更缺乏的是一线的开采和冶炼人才。

一切以国家为前提去考虑，个人的牺牲忽然就渺如芥子了。李四光是这么想的，然后他立刻予以了实施。否则，他又何必出来？假若他真的汲汲于功名，留在地熟友密的武汉，个人的荣华富贵又有何难？

工矿是实业的基础，洞悉了这个道理，做出重大牺牲的李四光倒如放下了巨大包袱一样轻松愉快，接下来的选择就容易得多了。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采矿业尤其发达，而在采矿方面，最著名的大学是伯明翰大学。

李四光最终选择伯明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的学习用费比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便宜一些。他没有在伦敦作丝毫的流连，立刻坐火车来到英国第二大城市——号称“冶金之城”的伯明翰，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英语和补习数理化知识。

对新的环境，他感到非常满意。

伯明翰大学成立于1900年，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培育了8名诺贝尔奖得主和2名英国首相。它设在伯明翰城的郊区，从市中心乘坐有轨电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校园占地276英亩，建在平坦开阔的土地上，绿草如茵，古树参天，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弯曲的小路旁种满了碧绿的冬青树。校园中央，高耸着一座方形的尖顶钟塔，钟塔的一侧，是一群圆顶建筑，另一侧是一排排平顶楼房。站在假山上，可以俯瞰大学的全貌。远处可见起伏的山丘，丘边的池水清澈透底。站在高处眺望，令人心旷神怡。藉此，伯明翰大学校园跻身英国三大最佳校园。

李四光很快就在学校附近找到一家公寓安定下来。幸运的是，房东是一位热情的英国老太太，对李四光嘘寒问暖，竟犹如自己的老妈妈。

巧得很，稍晚时，公寓又住进来一位自费来读的中国学生，此即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剧作家丁燮林，他既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又是中国现代喜剧的宗师，跨界玩得得心应手，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称他为多面手。

上天的安排，让两个后来如日中天的人物不期而遇，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成功决不能排除彼此间的深刻激励。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异国相逢，一见如故，更兼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两人很快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互相帮助，还共同向房东老妈妈学习英语，简直亲如一家。幸福的味道，在异国他乡的公寓楼里开始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