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南北和谈的约定，让南京临时政府拱手交出了仅把持了三个月的政权！

突发事件劈空而来，同一片哗然的很多革命党人一样，李四光感到不可思议。尽管这时，他还不可能预见袁世凯已有恢复帝制、龙袍加身的妄想，然而对其阴险狡诈的嘴脸却早有耳闻。这样的军阀政客接任大总统的职务，能够解民倒悬为国效力吗？黄兴、宋教任等都是自己留学期间的忠实朋友和武昌起义的革命同志，又是孙中山极为信任的亲密战友，为什么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顾孙先生的艰难处境，偏偏主张南北议和，而又拥戴革命政敌袁世凯呢？他们到底是维护革命大局还是仅仅出于个人利益？

如此等等，年轻的李四光困惑了。但是，有一点他非常清醒，那就是永远尊重和崇敬自己的导师孙中山先生，他深信，孙先生不会就此放弃他所致力的革命事业。

或许，孙先生还有新的打算吧？事实上，孙中山是出于各种考虑，最终违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1921年，在写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他这样说道：“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会发生什么一样。”而他那句著名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孙中山一直以来的政治态度！

卸任之后的孙中山，仍然非常关注湖北各方面的发展进度。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巨、胡汉民、谷钟秀、程明超等。李四光赴武昌黄土坡军政府都督府，与湖北军政界代表一同前去迎接。

湖北军政界召开欢迎大会，请孙中山发表演说。孙先生针对在场革命党人忧虑国家前途的心情安慰大家说：“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言外之意，是说他不会就此终止革命生涯，必须推动革命走向最后的成功。

会后，李四光和好友共同去探望孙中山。孙中山听取了李四光的实业计划和整顿后的厂矿情况，向他们讲解了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又阐述了有关兴办实业等政策问题，李四光再次受益良多。

果不其然，阴谋家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立刻开始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7月，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眼看革命首义地区的胜利果实落到了黎元洪之手，革命力量被排挤、打击、分化瓦解，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十分忧虑中国的前途。在此情况下，想要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已不可能。

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拙，办事棘手”为由，连续数次向黎元洪提请辞职。黎元洪表面上温语慰留，实则电告袁世凯予以批准。8月8日，袁世凯下令：湖北实业司长李四光呈请辞职，“准免，本官”。

革命未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救国救民的路在哪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李四光苦苦思索着。辞职后，李四光认为，力量不足以造反，因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对此，他在1959年的《我经历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中也有说明：“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统治不存在了，名义上的共和国也建立起来了。但是旧势力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并通过依附它的新兴官僚的活动，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在这个时候，我也和一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一样，认为革命要继续下去是肯定的。但是在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上，由于针对的目标不同，当时有两个不同的途径：其一，针对国内的反动势力，在国内用一切方法和它做你死我活的斗争，达到彻底铲除旧反动势力，重新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意愿；其二，对国内反动派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做长期斗争的打算，趁着年轻有为，去欧洲继续进修科学技术，学会更大本领，对抗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我选择了后一途径。”

他再度想起孙中山勉励他的话，“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他内心基本形成。本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已俨然成为他的理想，但当尧舜摇身一变成为虎豹让他吃了一惊后，随之而发生的更多事件，让李四光彻底铁了心要出国求学。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对李四光而言，宋教仁是一个极其熟悉、亲切而又崇敬的名字，他们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纵论时政，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李四光由衷敬佩这位志向高远、才华横溢的同窗挚友，他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是武昌起义的先锋，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尽管他曾参与南北议和，念在出生入死的战斗友谊上，李四光并未过多责难这位情同手足的好同志，毕竟，宋教仁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制院的总裁，初衷在于成立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的独断专行。

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位民主志士居然遭到如此暗害！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还假惺惺地令江苏都督程德荃缉拿凶犯，李四光进一步看清了袁大头阴险、毒辣的反动面目。

不久，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黯然失败，孙中山再次离开上海，东去日本。

今夕复何夕，共度此乱局？

李四光倍感失落。当年的李贺，只因为父亲名字里含有一个“晋”字，居然就被排斥在考取进士头衔之外，这让他发出了“我当二十不得意”的千古愁怨。而功名利禄现在唾手可得的李四光，尽管在世俗眼里压根算不上“不得意”，却同李贺一样，此时此刻，“一心愁谢如枯兰”！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素有的求知欲望在心里开始呼唤。他静静观察，默默思考，凝神注视着自己未来的人生，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

命运宠爱意志坚强的人。南京临时政府解体时，曾在总统府工作的很多革命青年不愿去袁世凯那里做官，恳请孙中山设法派遣他们出国留学。孙中山立表支持，随即致电北平当局，认为这些青年“有功国民，向学甚诚，未便淹没”，要求当局用公费保送他们到国外求学，同时开列名单，希望以特禀全数派遣。袁世凯对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向来恨之入骨，但奈于前总统的旨令推荐又不好回绝，只得照办，将列为特禀的25名革命青年分别派往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国留学深造。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李四光与曾在湖北军政府任职的许多年轻革命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蠢蠢欲动，觉得这是摆脱袁世凯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大家立刻向黎元洪提出了留学申请。

已经荣任副总统兼鄂都的黎元洪与袁世凯一样，对革命党人深为忌惮，处理手段同样是分而治之，即威胁太大者杀掉，可拉过来者收买，难杀难拉者送走。他一向把李四光视为无可奈何的政治障碍，巴不得尽快将其送走。收到这批人的申请，一颗懦弱猥琐的心窃喜连连，马上以“李四光……等22员，劳勋卓著，精力富强，资送西洋俾宏造就”为由呈报袁世凯。同李四光他们的愿望居然惊人的一致，他也希望批文能够立即批准！

袁世凯心中却大为不悦。他本来对孙中山批准的革命党人出国留学就属于勉强应诺，为防止类似情况继续出现，还曾下了一道严令：“有功民国人员请派出洋留学，应以前临时大总统批准有案者为限，其余碍难照办。”现在，看到黎元洪的呈报，他本想按原令拒绝，但又觉得湖北是孙中山所称的“革命首义之区”，倘若不准，对自己打着“拥抱共和”的旗号十分不利。权衡利弊，他只好答应，并在批文之上附加一句：“不得据以为例。”——仅此一举，下不为例。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李四光抓住了有利时机，运用心理战术完遂心愿。不久，李四光获得当局通告，以“稽勋生”的资格派往英国留学。同去者中，有他的挚友、湖北军政府的秘书王世杰，他也是李四光那次结交中的拜把兄弟。当时，王世杰尚在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学习，而李四光已是工业学堂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