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的热望被充分满足了，接下来父亲言传身教的“救国”使命感，开始成为李四光心头同“科学”并列在一起的前进动力。只不过，历史没有在此跳跃性地前进，此时的李四光，还没有将科学与救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这颗少年的雄心中，“军事救国”更贴合他此时的判断，而在李四光看来，造船就是他军事救国的具体方法。

但是需要注明的是，李四光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家，否则，在进入东京的之后岁月中，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过人胆略，还有绝佳的革命契机，完全可以藉此一跃而入中国政坛高层，或至少成为中国旧革命的先驱人物。他并没有照此发展，确切来说，科学依然是李四光的首要任务。

当然，此刻的李四光多少已露出其“科学救国”的思想趋向。14年后，当他在硕士论文中说：“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表达的是他在少年时期时已树立起来的人生观和科学观，只不过已更明晰、更具体。

但无论是军事还是科学，救国的思想让他的人生从此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走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救国的浪潮从国外掀起，这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东京此时已然进入了革命的前夜，而如前所述，这一年的李四光只有16岁！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看到李四光的救国思想是如何从军事救国转向革命救国、实业救国，再在苦闷中回归科学救国，最终在新中国将科学救国之理念发挥至极致！

有何样的理想，就会遇到何样的人。人生的辛苦遭逢，完全来自“信念”二字。

这一年的某一天，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李四光，在校园内认识了刚从国内来到日本的宋教仁。日后名动寰宇的宋教仁，此刻还尚未人尽拜仰，每日还只是积极奔走于革命的初创，但比李四光大7岁的他，其威望与学识能力在留日学生中堪称翘楚。实际上，宋教仁此次来日，虽然也曾在东京法政大学短期读书，但他真正的目的则是寻觅人才，扩大队伍，培植革命的力量。

当时，拥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革命思潮四处弥漫，对已成为华兴会副会长的宋教仁来说，这是一个推广革命理念的最佳阵地。宋教仁相当欣赏李四光远超年龄的志向与胸襟，两人交往日密。在茶社、酒肆、书馆和大学寝室，常常看到两人的身影。李四光并不非常富裕的时间，很大一部分就是与宋教仁促膝谈心而过，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认真而赞同地聆听这位革命先驱的慷慨陈辞。

通过宋教仁的引荐，李四光很快结识了另一位著名人物——来自广西桂林的马君武。此时，日后创建了广西大学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界传奇人物马君武，尚在京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作为广西的第一位留学生，这位比李四光大8岁的狂士，同样非常器重这位小兄弟。马君武的“反清排满”思想、宋教仁的宪政理念让李四光大开眼界，而马君武的反对拟古、主张独创的思想更对李四光一生从事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学习自然科学的马君武忽然吟出“祖国前途正辽远，少年发想要雄奇”的诗句时，李四光毅然决然地剪去了头上16年的发辫——他要与这个旧世界彻底决裂！

剪辫子并不是一刀两刀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阿Q正传》中被剪掉辫子的老百姓们的惊慌失措。同样是中国留学生，因家庭出身、所受教养以及出洋目的等方面不尽一致，在政治见解上也存在着明显分歧，大体可以划分两大派别，即革命派和保皇派。

革命派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保皇派则靠拢当时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反对慈禧太后，保护光绪皇帝，恢复“康梁变法”的“维新”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两派争论相当激烈，甚至还表现在男性留长辫子的习俗上。革命派认为男人留辫子是民族压迫的象征，要革命就必须马上剪掉辫子，李四光就是毅然剪掉辫子的革命派；保皇派则认为留辫子是当朝王法，剪掉辫子意味着反叛大清，不但回国难以做官，而且犯下了杀头之罪，所以拼命保留辫子。短发与长辫，成了中国留日学生政治态度的鲜明标志。

一心向学的李四光决定与革命者为伍，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或受“邪人”引诱。在当时的东京，几千名的中国留学生蔚为壮观，其中，更多的是八旗子弟，稍少一些的是高官富商之子，他们来日本的目的，若依其父母本意，也就是开阔一下视野，获得一些普通百姓无法体验的见识，但对他们个人来说，东京就是一个花花世界。他们从中国的安乐窝陡然来到海外异国，不好好玩玩那就不叫纨绔子弟，他们有的是钱，因此，他们热衷的是赏樱花，他们攀比的是谁的日本舞水平进步更快，他们的穿着极尽精致和张扬。

鲁迅在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对此有绝妙描述：“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很显然，这帮人既要追撵大日本的时髦，又不得不忠于腐朽的清王朝，只好把辫子顶在头上。这种不伦不类的发型，正是其内心迂腐而又渴求享乐的具体表现。

李四光是穷人家出身，他能来日本求学，靠的完全是对知识的极度渴求和个人出色的学习成绩，东京对他来说，不是销金窟，只是大学校。他是来求学的，这必然使他对身边太多的花花公子深感厌恶，而为数不多的那些革命者必然成为他交友的选择。而前面也提到，他的身体里本流淌着革命的血液：李卓侯就是一个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革命斗士！

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是英雄不聚首。顺理成章，李四光的足迹除了更多地留在学校苦读外，中国留学生会馆也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花花公子们是很少来此的，他们不屑于或者说不肯与那些革命者为伍，而1901年创办的中国留学生会馆，被大家叫做“美国费城之独立厅”，喜欢来这里的留学生，都是热衷政治改革的人。

他们在这里纵谈政治，指点江山。吴稚晖“以尸为谏”城壕自沉的壮举，马君武、刘成禺涕泪纵横的“排满”演说，被当做传奇一遍遍传颂；《译书汇编》和《国民报》这些主张革命的新潮报刊，更吸引着李四光的眼球。也正是在这里，李四光第一次听到了孙中山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