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善还本恶？这是一个被争论了几千年古老的话题。最早的争论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荀子。他们俩都是孔子的学生，但各自学说却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

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本性是善的，这是每个人都共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是后来的习惯不同罢了。他又补充说：“仁义理智，吾固有之。”善良、正义的本性是人本身所具有的，并不是天生没有，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

而孔子的另一个高足荀子却不赞成孟子的观点。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本身啊就是恶的，善良正义都是人为的、伪装出来的、假的。荀子对人性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

看来，人性善恶的问题不仅引起无数先哲的争辩，王阳明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正如古人所言：玉不琢，何以成器。王阳明反思自己正是在“琢玉”的过程中悟出了真知。

所以，王阳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这就是说，人天生就有区别善恶的良知，这是人的本性，人有时去偷去抢是因为人有强烈的占有的欲望，人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根据他本身所定的标准来言的。

看来，王阳明还是偏向于孟子所言“人性本善”论，并作了有益的补充。

于是，王阳明就有了“良知”这个概念。

人生来就有明辨是非、喜善厌恶的心理。对于一个刚“呱呱”落地的婴儿，初来到这个绚丽多彩的人世间，在他眼里，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树是绿的，一切都是这般美丽而纯洁。而这善的情感就是人人遵守的道德、修身养性的源泉。

当然，人除了有良知，还有私欲，有时为了自己的私欲，乃至于为了蝇头小利，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那么，怎样才能既心知又手知，不去做它们呢？王阳明也为修身养性、培养良好的道德观总结了一套办法，这就是“静处体悟，事上磨炼”。

曾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的技巧（用兵有术否）？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的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几，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

王阳明举例子说，当年和朱宸濠对战时，我们处于劣势，我向身边的一个人下达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却无动于衷。我说了四次，他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这样的人就是平时工夫做得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静处体悟，事上磨炼”的功劳。

闲暇无事时应勤学读书，从书中去体会别人如何克服名利的**；也要自己思考，将好色、好货、好名这些私心一一追究、搜寻出来，然后如猫捕鼠般，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地将它除去，又如同人们生病，一次就要拔去它的病根，让它永没有复发的机会。

王阳明又是如何身体力行呢？

有一次，王阳明去游地势险要的九华山，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到高耸入云的山顶时，王阳明胜利般地松了一口气，也深深地被周围的美景所打动，周围群山层峦叠嶂，都被缭绕的云气所包围，只留下突出的山顶依稀可见，这里没有尘俗的纷忧，没有杂乱的声响，有的是清脆的鸟鸣、流淌的溪水、“一览众山小”的开阔视野。

在这天地合一的境界里，王阳明深深感到天地的宏伟，自身的渺小。

怎样让自身由渺小走向伟大呢？

王阳明从九华山的险要复杂的地形中体验到了人的韬略深晦，领悟到宏伟的山势与吾心的志向远大是同一的，这就要克服“小我”，不总是计较个人的一些小得失，而应该走进世界中的“大我”，去寻找内心超越。超越平凡生活，超越自我，在更大的空间去寻找自我。

这样，王阳明的心灵得到更大的安慰，于是精神焕发，顿觉自信倍增，对于蝇头小利变得释然，在心目中稳固地建立了“致良知”的认识论。

同时，“致良知”论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一个“变”字。

首先，他大胆地否定了封建伦理的死框框，而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处事方法。比如，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必为自己的粗俗而自卑，粗俗也并不影响一个人勤学苦读，去当圣人。总有一天，粗俗的人照样会同地位高的人一起平起平做。王阳明总结为：“人脑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被埋倒了。”

他认为人们要善于发现自己心中“良知”的标准，而不要总跟着别人人云亦云。他为此写诗一首：“人人自有定盘针，万花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既要善于运用自己的“良知”，也提出了一套对付“小人”的招数。

他说，对待坏人不宜作公开的揭露和抨击，而应该抓住其弱点，用巧妙的办法治他一下，让他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从此以后不敢为恶。

在用人上，王阳明讲求在变中讲求效果，他常常把“便宜八事”（最省力地办事）、“期于成功”挂在嘴上，甚至提倡重用有才干而贪财的人。他说，如果能用一些金银财宝换来战争的胜利和社稷的平安，那么，这个时候以小换大有何不可呢？这个观点确实是有些惊世骇俗。在古代传统社会可是把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公开场合言必称“廉洁，至孝”，王阳明的这个说法，在当时足以让传统的卫道士大跌眼镜。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特别鄙视死守清规而不知变通的人。

在王阳明的杂著中曾记录了一件事：补生傅凤因家境困难，无法养活年迈的父母和智障的弟弟，他不顾身体地日夜苦读，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卧床不起患了大病。

按当时传统儒家的思想，只讲动机而不讲效果，傅凤的举动可以说非常孝顺，要受到世人的称赞。可是王阳明偏偏不欣赏，反而说他不孝顺父母。王阳明的理由是，如果人累病了甚至于累死了，父母弟弟又将无人供养，就算你动机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王阳明赞成照顾全局，用“良知”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从而做到事半功倍，而不用总拘泥于旧的形式和死的框框。

“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提出的最后一个学说，是他心学体系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他对以前所有学说的最高概括和总结。正是在这个学说的指导下，王阳明在复杂多变的世态中能做到行事游刃有余。在他的一生中，前面惊涛骇浪越多，王阳明却越能乘风破浪，向前开拓，而从未翻船落水过。他留给后人的“八大事功”，丰功伟绩莫不归功于学说、思想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