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格物致知”？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研究事物的表面现象——格物，来穷达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大道，在朱子那里叫天理。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人的成长过程中，老年时期、青壮年时期、幼年时期的心态不尽相同。年青的时候经历的事情少、经验不足，所以年青气盛，看问题表面化、主观化、理想化，等到不断地经历人事，阅历越来越增加，格的物越来越多，渐渐地人的心智就变得成熟起来了，越来越不容易为外境所动，越来越能够更加深刻、理智、深远地看待一件事情，渐渐地接近和体知了天理、大道，这种理智，就有点儿近乎于天理。这大概就是格物致知。当然喽，各人的人生实践不同，接近天理和大道的程度当然也不一样。

比如说吧，理智告诉我们，饮食要有节制，不能因为好吃、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就暴饮暴食，因为事后肚子要痛。

再比如，理智告诉我们不要作奸犯科，因为搞不好有一天要进大牢。

当然，理智还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数不尽的有益于我们身心、有益于我们人生的事。理智告诉我们不要单凭自己的欲望、本能、习性而为所欲为；不要为了一时的欲望冲动，而招来更大的痛苦和烦恼。

这样来解释的话，“格物致知”是不是好懂一些了？“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话，是不是看起来更苦口婆心一些、更好接受一些了？

当然，站在圣贤的立场上，早就把大道、天理这些东西苦口婆心地通过立功、立德、立言的形式书诸于经典、刻在了汗青之上。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就是死背硬记。背不下来？打！看不懂？不要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实践，人就会慢慢理解、验证圣贤言教的真谛，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

好了，朱前辈提出了“格物致知”，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他背后的理论背景是“心物一如”。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知行合一”？“心物一如”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劝大家不要急于先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莫名其妙的帽子来扣上去。因为这种扣帽子的方式本身就很“主观唯心主义”。

话说，“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话本来是个好话，正如上面所解释的，换个说法就是，“孩子，要理智、理性，不要冲动啊！”问题就在于，这个话传久了，就变了味儿。传到了王阳明先生这个时代，更变成了馊味儿。

何以如此？因为人心在变、社会环境在变，再好的饭菜，放时间长了，也会变味儿。不但吃了不会填饱肚子，还会吃坏肚子。

这可不能怪做这个饭菜的朱老前辈，他老人家完全是一片好心。只能怪环境里细菌太多、社会太复杂、敌人太狡猾。一句好话，传久了会变成坏话。

传到王阳明这个时代，怎么变味儿了呢？

“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话的意思，已经从“孩子，要理智、理性，不要冲动啊！”变成了“你敢冲动我就打死你！”，或者“你看人家谁谁家的孩子，那谁谁，就很理智、理性嘛，所以人家不但刚考上了清华北大，昨天刚在市里大马路沿线游行‘夸街’，听说省里还奖了一套房子，明儿教育局领导还要接见呢！”

好家伙，人心不古到了这个程度。本来这一类的圣贤言教，无非是关乎人生的切身幸福和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但是马上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成了变现、套取现实利益的工具了。

再例如《范进中举》的例子也是如此。本来国家施行科举制度，进行统一的规范化考试、标准化答卷，其本意是为了录取有才学之士效命国家，却想不到最后却导致了应试教育，成了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的工具。这究其本质，还是由于人的劣根性导致的。

到了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天理’，多少‘人欲’横流假汝之名而行之”的现象了。

而这也就是王阳明自打他是一个耿直少年的时候就耳闻目睹的状况，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的局面。这真不能怪朱老前辈。

又由于程朱之说到了南宋以后有了官方认可和推崇。当然，封建统治者这个官方的居心也是有点点儿叵测的。否则，假如程朱之说如果真的是有益身心、利国利民，为什么朱熹老前辈在临终前，他的学问还横遭打压，人一走马上又成了香饽饽呢？这个问题且按下不表。

且说程朱之说成了官方的正统，国家开始提倡了，既给“存天理，灭人欲”的宣扬起到了正面作用，又给这句话的正确理解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把朱老前辈的本意推向了一个极端。因为程朱之说自南宋以后成为官方正统了，官方一提倡，这可不得了了，当然各种国家资源都要向上靠拢，各种利益也就牵涉进来了，人的劣根性也慢慢就渗透进来了。综合各种因素，也就使程朱之说似乎显得越来越不堪了。

但是，圣贤的精神追求相比于雷锋同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们愿意做许许多多在别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就比如这位打小儿就立志要当圣贤的王阳明先生，这时看到了这些现象，他就觉得自己不吐不快，不得不为这个事情做些什么，来解决社会风气的扭曲、正义之士在思想上的困顿。

他眼睁睁地看到很多如饥似渴的眼神和求知欲望强烈的年青学子，不得不跟着老夫子们天天念“存天理，灭人欲”，甚或也满嘴的仁义道德，却不能真正地解精神之渴。为了纠正这种偏差、偏激，王阳明响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

说实在的，从字面上看去，这个说法似乎并不是高明的。不但不高明，也看不出有什么玄机、玄理。

问题在于，这个说法十分的对症。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生病的时候，花费很多钱、辗转全国各地、看了许多三甲医院的号称高明的大夫，吃了无数的苦药，也未见起效。有一天吃了几毛钱的土方子，大病痊愈的。这真是所谓的“药无贵贱，愈病则良；法无优劣，契机则妙”！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天理”和人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不可攀。让人感到，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做到的事情。这事实上就是一种理解上的误区。好了，王阳明先生现在提出了“知行合一”，知道几分，做到几分。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这首先纠正了一个偏差，那就是弥补了天理和实际做事之间的差距。其次，弥合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对立。到了王阳明这里，“天理”越来越反映在了“人欲”之中。天理并不见得是作为一种道德的高标，而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反映。

对于同一个事物，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标准、有一万种印象、有一万种评价。这是由于各人的背景、所处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而它们都是人内心的贴切、真实的体验。王阳明所悟的道，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做了具体详细地阐述。

王阳明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说，其实圣人的大道是先天就存在于我的心中，根本不用去外界寻找。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是把人心放在了一个高尚神圣的位置，认为人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世界的本源，是万物的造物主，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心所派生出来的，是内心在外界的显露与表现。

关于“心物一如”，王阳明在他的著作《传习录》中提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事情：

有一天，王阳明同友人一起去南镇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岩石间有一株高耸入云的大树，树上开满了娇嫩可爱、清香扑鼻的粉花。同来的友人想难倒王阳明，就问：“你不是说天底下没有不在我心外的事物吗？可这株花树，在少有人烟的深山中自开自落，它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

友人本以为这一问会难住王阳明。王阳明沉默了片刻，悠悠地说道：“你还没有看这株花时，花同我的心一样归于静寂，与世无争，这是我心的表现；当你千里走来看花时，花的颜色便如同人的心境一样豁然明亮，这难道跟我的心没有关系吗？”

这一番话驳得友人哑口无言，进而也开始神往于王阳明的思想和境界。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事物、评价事物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那么，具体而言，阳明怎样用“心”来认识事物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格物致知”，“格物”自己心中以往所形成的儒学框架来建构自然物、建构事物、建构自己从事的低层次的活动。“致知”就是在“格物”的基础上达到认识事物的境界。

这有点儿像儿时我们搭积木的过程，先看着图想好框架，然后再一点点搭出美丽的房屋、长长的火车。

在“格物”的活动中，客体（一般无生命的事物）存在的种种属性，哪些可以注意，哪些不予注意，哪些需要夸大，哪些需要缩小，怎样重新组合，就完全可以由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决定了。

那么，这深奥的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王阳明的早年，已有自我扩张、宰制万物的野心，根据《年谱》记载：他十五岁时“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东和，悉闻备御策”，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二十六岁时“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他刚中举做官，便立功心切，不顾众人的非议，上奏皇帝“便宜八事”。刘谨权势极大、破坏朝纲，他挺身而出向皇帝进言。

可见王阳明在早年对于事物的认识、对于理想的选择是以圣人为参照，在他心目中，圣人的形象就是文可当治国良臣、武可当安邦的统帅，还要有不惧邪恶、能舍身扶正的一身正气。

然而等王阳明贬官龙场，这些圣人的标准就像色彩绚丽的肥皂泡一样一一破灭了。环境忽然变成虚空，基本生活不能保证，还哪有心思去考虑治国安邦。更何况在这荒山野外，又哪儿有条件让他当文臣武将，哪儿有不平让他拔刀相助呢？

这个时候，一切为了生存才是他的生活的最生动写照。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生“五大需求”：一是生理上的需要，即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如衣食、住房、医药、休息的最起码要求；二是安全上的需要，生活上要有所保障；三是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获得纯真的友谊，真挚的爱情；四是自尊的需要，如有职业自豪感，受人尊敬；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事业心。

一般来说，这五大需要是逐层递升的。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牺牲低级需要来满足高级需要。例如古人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这一切的大道理对于王阳明来说都变得简单至极，那就是，只有生存下去，并且生存的更好，才有柳暗花明、路转峰回的一天。

于是，王阳明放弃了早年形成求圣心切的参照系，另寻成圣的出路。他开始以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去面对过去没有遇到的艰难险阻，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找到了生活的乐趣，精神上更是茅塞顿开，领悟到了真知。

在王阳明看来，这一切好像都是完全触感而发，随事应对，是吾心本如此，是人的本能即这样。

所以王阳明得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格物致知”的结论。

王阳明的“吾心之道”对于他克服困难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早在他读《周易》的时候，就从《周易》矛盾转化的思想中看到，事物不是固定不变的，自己的现状不过是变化中的一个过程，无所谓成与败。他坚信，只要希望没有破灭，只要自己努力，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每当想到这里，他便兴奋得“起舞还再拜”。他曾专门有诗描述自己的心情：

起坐忆所梦，默溯犹历历；初淡自有形，继沦入无极；

无极生往来，往来万化出；万化无停机，往来何时息！

来者胡为信？往昔胡为屈？微哉屈信间，子舞与其屈。

非子尽精微，此理谁与测？何当衡庐间，相携玩羲易。

在万物求变、变中发展的思想中，王阳明又悟到了创新的重要性。

他对于传统的观念、《四书》中的教条开始抱以轻视的态度，对束手束脚、循规蹈矩，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的腐儒们投以鄙夷的目光。他要用自己所学所感标新立异、勇于开拓，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阳明在龙场的悟道，是他一生思想发展最重要的转变时期。以后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只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同时，王阳明开始把思想运用于实践中，用理论去指导实践。虽然日后的困难更多，更复杂，但王阳明扬起他人生的风帆，在惊涛骇浪中自由航行，不仅再没有翻船，而且风浪越大，他前进的速度越快，建立起令人赞叹不已的伟大“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