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想变革(1 / 1)

西太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西安行宫曾经下过一道谕旨,全国人都为此非常赞颂,有让天下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当时人们都被传统习惯所束缚,官场里很多人没有重视,感觉这不过是一次偶尔的宣言,因此依然按照之前传统方法办事,不愿意改变。这些人的心里,都感觉西太后此举充其量是为了掩盖西方人的耳目罢了,尽管敷衍,可也不敢抗旨不遵。所以,西太后临终下达了非常诚恳严厉的遗诏后,依然有很多官员感觉西太后的新政并非出自真心实意。此类人都怀有固执偏见的心思,很多就是私利之心。细心观察,六年内,不论官方还是个人的记录中,都难以找出西太后变革不是出自真心的证据,正如官场内有偏私之心的人一样。当初,西太后动身回京城前,曾经下达一道谕旨,可以证实西太后的思维方式已经起了变化。其内容是: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不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救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业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目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再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申诚谕示天下以朝廷主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以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宜,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国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限。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可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大要不外言归于实,用得其人。予与皇帝宵旰焦劳,母子一心,力图兴复。大小臣工,其各实力奉行,以称予意。将此通谕知之。

西太后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优点,还看到了西方人民获得的知识、见识等,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开放的学问和便利的交通。转身看看国内满族浅陋的样子,俨然一副难逃衰败的景象。因此,西太后时常在谕旨中说,国家危机。西太后有远见卓识,所以能说出这样有深意的话。西太后清楚,满族人所享受的特权,从开国以后,所获得者,都无法适应现在的时局,不久肯定要陷入危机境地。假如要免除这类特权,除了满汉大融合没有其他办法。祖宗规定让满人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制度,如禁止满汉通婚,绝对是隔绝满汉的一种戒律。南方的一些区域,尽管时常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可北方各省,这条戒律的约束力非常明显,京师最为严重。或许,满人感觉这条戒律能够保持自己特有的贵族阶层,进而维持自家高门第。可是,西太后现在已经认识到,假如要保证中国的主权,那就必须将汉族文化融合到满族,最终连成一体,不可以有隔阂。所以,西太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用自己的意思下达谕旨,准许满汉通婚。其内容是:

我朝深仁厚泽,沦泱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兵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为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籍此禁令,抚累民间。如通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假如准许汉族大臣的女儿进宫,那么,今后将会产生乱事。祖宗规定的制度,需要永远遵守,不可以随便更改,那条戒律就是“没有满族宦官,没有汉族嫔妃”。西太后考虑到皇族的人,不了解国际大势,就下达谕旨让亲贵子弟出国留洋,以此拓展他们的知识、眼界,从15至25岁,选择身体好的人到外国去,政府负责出经费,这是有关满族的一项。至于全国的教育事宜,西太后和袁世凯、张之洞商量了很长时间,都深深认识到旧科举八股的制度必须废除,不然新政无法推行。中国难以振兴的原因就在教育,因此西太后非常重视教育的改革,在认真审查条款之后,马上决定改变传统旧制。谕旨宣示,在中国两千五百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学校教学制度和当今社会的欧美学校几乎是一样的。考试本来不是传统的方法,主要是后世开始的,纯正的八股科举兴起在明朝。这份谕旨下达后,光绪三十年(1904),在袁世凯倡议、张之洞赞成下,下达谕旨停止科举考试,规定今后官员须从学堂里选拔。此刻,留学日本的青年学子很多,并且很大部分都加入了革命党,朝廷感觉这是心腹大患,因此下令今后派遣留学欧美国家的学生。

随着这份谕旨的下达,紧接着又连续下达了几道谕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下令在10年内禁止鸦片贸易,此事不只是政府的意愿,中外舆论都对这项政策大加赞赏。禁烟的谕旨,效果非常显著,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人道的尊重,准备发愤图强的决心。这项政策与其他新政条款的推行有很大的不同:效果明显,但没有实际意义。中国官场行政上的一些事,暮气厚重,暗箱反抗,最终收到的效果只不过是人人叱骂的弊端,挂羊头卖狗肉,巧立名目而已。当时,新成立的部门,旁人看了是非常进步的邮传部,可实际上这个部门设立之后,只不过增添了很多腐败的因素而已,中国人都明白这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功绩,浪费精力和钱财。

在群臣的请求下,西太后下令禁止裁判官滥用刑罚,从中还了解到各国都在停止领事裁判权,需要改定刑律,才可以成功地与文明国家接轨。不过,关于这件事的谕旨,从言辞上看非常不错,可实际上与其他领域改革的谕旨稍微有点区别。大概关于其他新政的谕旨都非常诚恳而清楚,让人看到就感觉是出于真心实意。可是,关于改革刑律的谕旨,其理论超出了西太后的见识范畴,所以尽管在起草改革法律,但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成效。这一点,可以从各省州县衙门的野蛮情景看出来。西太后的谕旨上说:“今后的刑罚以斩立决为极刑,诸如凌迟、砍头等残酷的刑罚统统废止,鞭挞、烙印以及株连亲戚的法律,也一起废止。”西太后还说,这样的残酷刑罚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清入关之后继续沿用,并非出自满清本意。后来,西太后发现南方各省的舆论实力强大,于是就答应,派五位大臣出访欧美、日本,以载泽为首,考察各国的政治,这是西太后预备立宪的前奏。等到五位大臣回到国内的时候,西太后就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季下发了一道非常著名的谕旨,决心实施立宪制度。至于宪政的期限,准备依照国内情况,取决于全国臣民勤奋实施,等等。这实际是朝廷言辞巧妙的地方,让人民清楚,这道谕旨绝对是皇皇文告。内容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饬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审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并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察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长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尽管凭借掌控大权时间之长、威信的隆盛,西太后能以此来主持此次根本变革,国内依然有反对的声音。或许,那些守旧的人对待国家传统体制,就像西方人吃面包一样。北京区域,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反对的人,可在暗中依然存在隐隐约约的抵抗。一些官员,凭借自己之前的惯用伎俩,依然顽固不化,可不论哪一项新政的推行,都需要凭借这些地方官员的作为,这些人暗中作梗,那就不会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假如换成另外一个人,不具备西太后的坚毅果敢,没有西太后在全国上下的威信,那么,满族人里边肯定会对新政的推行大加反对。这些人了解西太后,都害怕西太后的权威,所以变法的事宜,全部凭借西太后的特殊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势,才可能让中国为立宪做准备。或许,西太后准备在中国立宪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权势所在。中国改革变法的事宜,几乎都是在学习日本,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满族里顽固守旧的人,依然不认可中国变法的重要性。不过,朝廷既然已经宣布准备立宪,而当时南方的舆论,如香港、上海一些地方的报纸,依然在对西太后所行的政治大肆指责。他们认为,西太后奉行的外交策略过于软弱,还以此作为论调诋毁西太后,不惜余力。原因是这些人不具备西太后阳刚的远见卓识和坚毅果敢的性情、审时度势的艰难,这些人因为排斥满人的偏见,所以无法原谅西太后面临的困难。中国各个口岸的外国报纸,也在西太后之前排外事件上大做文章,开始对西太后新政大加猜疑,虽然不敌视,可也没有好感。因此,当时的中外报纸,都难以理解西太后阳刚活泼的性格。这类批评家,都对西太后的为人一无所知。西太后为人其实属于善恶兼顾,非常有智慧,当然也存在过错,其大概的方向也跟随周围的形势而转变,但仍然存在妇人之见。不管怎么样,西太后是中国天生的帝王身份,一流的政治家。下面记载的是刊登在上海一家报纸的文章,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少年党非常偏见的见解,其中有排满的情绪。以西太后接待外交使团为题,充满了批评言辞:

其论大略说:“宴会上的一些事,议定宾主之间的事情,如果彼此之间互相猜忌那何必要这样虚假礼节呢?中国人如果有人向外国人献媚,众人都会嘲笑他。不相信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比如皇太后,也会委曲求全,去巴结外国公使夫人。有时候,下层的一些商人,也会瞻仰款待,可谓自己放下身价了。宫里特意准备的西餐,接待外宾,客人走了之后,都会非常感谢。一两天之后,各个使节又到外边,开始百般要挟。因此,要想铲除外国人的蛮横,使用恭敬和盛情款待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外国人看来,都像庚子年间给大使馆送酒瓜的事情相差无几,都是国家礼节上差异。回想之前俄国接待李鸿章非常盛情,西太后也因此得到不少财务贿赂。现在西太后的心情,难道还有这样的希望吗?”

一些报纸还评论说:“西太后所推行的新政,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诚心?西太后对外国使者如此优待,不知道是不是表面上的敷衍?或许,西太后尽管每天说要推行西法,每天说友情,其实都有深层次的智慧,准备以此筹措后来报复的策略。”可是,后来又说不相信西太后会暗中策划第二次拳乱的事宜,说法自相矛盾,自认无法深层次了解实情。那些报纸这样说:“在西太后掌控大权的时候,希望她诚心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外国人拍着良心问一下,西太后的优待,的确是出于真心吗?或许,西太后优待的外国人,已经进入了西太后的宫殿,正在掠夺西太后的财物,还在追杀西太后心爱的人。”还说:“西太后当前的改革,重在敛财,这样的心境,绝对超越了为国家的心。她最大的意图,就是想让她晚年有所娱乐罢了。”

然而,西太后不管外界人的评论如何,依然在凭借内心自信的魄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新政策略。这项计划是西太后制订,目的是让中国富强。可是,西太后尽管已经按照顺次不断实施新政,而想要一朝一夕彻底清除改革的障碍物,依然难以做到。西太后去世的时候,国内依然有很多的旧制像壁垒那样难以攻破。诸如宦官的势力、官场内的弊端,依然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议论改革这些问题的办法。或许,以西太后的作为,如此的旧制,根本就没想铲除他们。西太后生前,新政的推行已经初具规模,假如能一心一意继续推行,中国这艘濒临危机的船,说不定能在礁石混杂、风急浪高的波涛中,最终平安抵达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