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给了西太后很大震动，让她在短时间内明白了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被迫改变政策，准备补救。前面的文字已经叙述了西太后决心实施新政的谕旨，告示天下。或许，西太后此刻才清楚传统政策的弊端是国家衰弱的主要原因。后来西太后推行的新政，其实都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期光绪皇帝准备实施的新政。不同的只是，西太后在外界从来不违背自己曾经说过的言辞，而言谈的内容往往非常谨慎，很像是以中庸作为标准，不让新政走向极端，并调和新旧策略后才推行。并且，新政时时将权力集中到中央，避免各个省份出现互相背离的现象。

在1901年1月28日向天下人的诏书里，西太后首次显示出自己要改革的意图，当时还是在西安行宫以皇帝的名义下的谕旨。荣禄参与了这道谕旨的起草过程。尽管中国历来的谕旨都有重复的毛病，不过从那道谕旨中也能看出西太后聪慧的见识。国内的官员看到后，都欣喜若狂，即便是南方各个省份，诸如广州一些向来反对西太后的区域，看到这道谕旨后也精神振奋。中国报纸评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可见的改革。那道谕旨言辞和立意都很好，包含了两种含义：让中国人民了解到朝廷变法决心的同时，还表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言辞语气非常有气势。通过言辞的精妙，用来平复国内各党派的见解。如此一来，西太后的声誉更深入地传播到了各个角落，青年人都在为之振奋。从那道谕旨里，可以了解西太后已经抛弃了之前闭关自守的策略，这成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奉行思想的重大改变。改革大事，将会和历代祖宗的制度相反，更不会是各位亲贵大臣的本意。因此，这次变革，假如没有历经1900年的艰辛磨炼，绝对不可能推行。在西太后再次回到残破不堪的京城后，马上以60多岁的高龄担负起了这个异常艰巨的使命，中外人士为此更加赞颂西太后的坚毅果敢。此举应该出自于爱国之心，也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大权地位。或许，西太后经历了国耻之后，将要直接面对之前的错误，感觉到新政是振兴国家的办法。这样一来，国内不论哪一方的人，都不会再反对了。

尽管如上所说，可国内的大部分人，还有一些外国人，为此依然还会有疑心，西太后此次推行新政是否真正出自诚心呢？存有这种心理的人肯定是有。不过，身居高位的人，都清楚此次西太后是真心要推行新政。为此，西太后在后来经常采用新法来对付反对新政的贵族。这样一来，中国的老百姓都看到了西太后的真心并诚心拥戴，即便是南方各地一些因为1898年疯狂镇压维新党而对朝廷心怀不满的人，如今也在回心转意。西太后或许是用言辞和做事证实了变革的决心，这绝对是正确的。

庚子年间的巨额的代价，让西太后增长了很多见识，于是等回到北京城之后准备将这些见识付诸实施。不过，西太后自始至终依然在怀念义和团拳民头领的功绩，不断追述这些人的忠心和勇敢，剿灭洋鬼子的雄心。可是，西太后尽管在称颂这些人的忠诚，可自己也历经了庚子国变的痛苦，也清楚那些人的作为不会有希望。形势所迫，让西太后清楚中国的未来，假如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那一天，那就必须压制排斥洋人的作为。如此，西太后就果敢地宣示变革自强的意图，此举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从1898年光绪皇帝变法可以证实，一国的君王，要想突然实施革新政策，肯定要引起国内部分人的猛烈争论，而且还会引发内乱，最后才可以推行。西太后审时度势的见识如此明确，而昭示天下的谕旨，立意言辞果断有力，让新政具备了大致的规模。没有人为此提出异议，即便是最守旧的儒教人士，也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现在摘录西太后的部分谕旨，非常有关系且有趣味的篇章：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蔽，法蔽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偱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

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籍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得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籍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至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指其病，未完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归于室碍难行。新近讲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徽，以便甄择。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守经，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潜废于无形，群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不治之病。欲去此蔽，慎始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宜改弦更张，以袪积弊，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偱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宽典具在，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从这道谕旨中可以发现，西太后在用皇帝的名义斥责戊戌年间的维新派人士及其推行的新政，或许西太后感觉虽然诚心实施变革，可此事也是当下大势所趋。西太后是一位非常有主见、权力欲极强的人，从来不甘示弱，不甘心成就维新派的美名。西太后此刻计划推行的新政，很多条款出自于戊戌年间康有为一些人的主张。只不过照顾面子，要让国人清楚，西太后此次维新变革和之前的变法有区别，并且要比以前的更好。西太后宣布的新政条款，但凡带有戊戌年间痕迹的，一律不说，原因就是西太后曾经使用暴力手段扑灭了戊戌年间的变法。总之，目的就是要让天下人明白，西太后时下的推行新政，根本不像当年康有为乱党的所作所为。可是，西太后所推行的新政条款，的确和当初康有为一些人的没有两样，甚至程度有所超越。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次改革，是西太后倡导实施的，前一次则是其反对者推动的。

细看一下西太后回到京城六年推行的新政，绝对是诚心诚意的改革，不容置疑。即便有可疑之处，也非常细微。可此次改革相对于外人来说，那就让人难以相信此次变法好于上次。从义和团拳民开始到被剿杀，再到北京沦陷，西太后对此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深感国力的脆弱、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西太后已经体会到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宏大，而中国传统经学很难与之抗衡。假如要在地球上立足，一定要学习日本改革自强，整顿军队向西方国家学习。西太后清楚之后，就想实施行动。满洲的贵族，头脑昏庸难识大体，就想听任气数，顺其自然，根本不想振兴图强。而西太后则是不知便罢，既然知道了，就要努力前行，这是西太后和满清贵族不同之处。

当初，西太后刚刚掌控政权的时候，国家的情况还比较简单，除了皇族权益之外，只需谨慎从事，掌控各个省份的士绅，这些士绅就是中国传统人文的集中体现。诸如满洲贵族骄横自大的性情，尽管不清楚事理，也有其长处，西太后一样重视。外交方面需要谨慎小心，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是西太后的声誉，是中国人都拥戴的人。可是，历经光绪二十六年（1900）拳民动乱（史称义和团运动），时局发生了变动，而西太后威信受到影响。或许，西太后需要证实自己的清白，被迫昭示天下，此事并非自己所为，而是义和团拳民自己做的。尽管西太后的威信受到了影响，可在时局逼迫下，只能这样做。西太后当前要办的事情，困难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