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聪慧机敏,从来不对某一件事偏执,对自己的党派平衡之术很是自豪,妄图让全国人的心思都倾向自己。因此,又下了一道谕旨。尽管她对维新派人士非常厌恶,可也清楚不能过火,以免引起世人的非议。
对于民间的疾苦,西太后非常关注。山东的黄河决口不断,泛滥成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西太后下令必须妥善防范。中国的水利工程历来具有非常多的弊病,水利官员私吞国家款项已经成了历朝历代的惯例。皇帝的劝诫和命令,水利官员都置若罔闻。西太后清楚其中的内幕非常复杂,因此在谕旨中揭发水利弊病,言辞间提及黄河水利工程,朝廷曾经花费大量资金修缮,为什么收效甚微、依然患灾频繁?西太后命令军机处联合各部大臣、都察院部门商议对策,依然找不到切实有效的好办法。西太后让李鸿章视察黄河水利工程,后来也是无果而终。朝廷的恩惠,自始至终难于通达于天下黎民,无法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西太后这次垂帘听政,和之前同治皇帝初年载垣阴谋被挫败的情景相差无几,思考问题非常严密,措施很得当,这一点从谕旨中可以看出。处理完毕黄河事件后,西太后又开始考虑诉讼的弊端,马上下达谕旨,说最近听说某些地方官对老百姓的诉讼毫不关心,根本不放在心上,推诿不办,有时候几个月不解决,最终造成很多无辜百姓被拘禁拖累,长时间不能确定受审日期,非常可怜。谕旨指出国家积累了很多弊病,非常详细准确。不过,西太后的谕旨只是向全国发布,并没有指出针对哪个人或者哪件事,这是中国的惯例。
如此一来,广大的世人得以了解西太后的仁慈之心,当然这都是谕旨的功劳。当时,乡下老百姓都感觉西太后过于善良,因此难以断绝祸乱的根源。如此的心理状态,在中国北方很严重,人们都相信西太后的仁慈和恩德。他们认为,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前,北京的洋人和一些传教士并没有遭到迫害杀戮,都是因为老佛爷过分仁慈。西太后再次下达的谕旨,更加显示出西太后的慈善,其中也能发现西太后调解矛盾、汇聚民心之意。内容如下: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近来各省奏到就地正法之案,以盗犯为最多。此等凶徒,其情可恶。凡为盗贼之人,每借口于饥寒所迫,流而为匪,殊不思犯法于刑,断无生理。况若辈类非懦弱无能,尚使伏处务农,本有营生之路,投营效力,亦有进身之阶。与囚禁囹圄,身首异处,孰得孰失?且一经事发,累及父母妻子,扪心自问,其何以安?深宫轸念民生,无日不以尚德缓刑为念,用是特颁训谕:凡我赤子,尚其仰体朝廷恫瘝在抱之怀,勉为盛世良民,毋得徒逞强梁,自罹法网。著各省督抚督饬地方有司,通行晓示,务使遐陬僻壤,咸共周知,用副爱并黎元至意。
当时,驻京的英国公使和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士对光绪皇帝充满了同情,欧洲的舆论和媒体在一旁协助他们。西太后对此非常痛恨,一心想着如何改变外国公使支持皇帝的局面。西太后就邀请外国公使的太太们进宫拜见自己,对她们以很高的礼遇,用隆重的恩情笼络这些洋人,结果,西太后很快博得了外国公使的喜欢。这是西太后从中国传统经书里学到的办法:暂时隐忍,伺机报复。
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之后,西太后开始慢慢信任满族人刚毅。刚毅乘荣禄离开京城之际,极力劝阻西太后向全国通电加紧训练乡村团练,还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山东,教会里的西洋人了解到这件事后,都清楚刚毅的意思,目的是在抵制西洋人,其他省份也都如此。这个主意是刚毅所出,西太后非常信任这个人。之前发布的上谕,可能是引发义和团的根源。这都是刚毅一些人的做法,不需要怀疑。
另外一些谕旨都是一般的告诫的文章,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乡勇成患,义和团让西太后左右为难,以至于外国公使说“西太后目光短浅,偏听刚毅的话,任性胡乱作为”。尽管这些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从当时外面的形势也可以产生这样的推测:不可以断定,西太后清楚这样做的后果而故意这么做。这份谕旨尽管无法了解西太后的真实意图,可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至关重要。几天之后,西太后再次下了一道谕旨,从中能了解到西太后重视利用乡勇准备国防,隐藏报复外国人的用意。
西太后非常希望大清国的军队和士兵精忠报国,保护社稷,可光凭一些空洞的言辞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有一位记述学家曾经说:从当时的谕旨恳切和申述可以发现西太后整顿国家的真心诚意。不过,从西方人的眼光观察,想用简洁的语言将谕旨的真实意图表达出来,其实并不容易。西方人很难做到,中国人也一样。再有就是,谕旨中还有无法写出来下达的内容,因此外边的人们是不可能知晓的。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是,西太后准备宣示对世界人们以巨大恩泽,可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皇族内部的钩心斗角,很难平息和安定下来。西太后实施的各种措施,其目标都在康有为身上,原因是他是谋杀西太后的首犯,如今尚未受到惩罚,逃到了外国,此举让西太后非常痛恨。西太后唯恐国内人们还不了解康有为的种种罪行,就再次下达了一道谕旨:
昨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名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即总统)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前因康有为首创邪说,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乱萌。嗣闻无知之徒,浮议纷纭,有谓该逆仅止意在变法者,试证以抄出函件,当知康有为大逆不道,确凿可据。凡属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践土之伦,应晓然于大义之所在,毋为该逆邪说所惑,以定是非而正人心。将此通谕知之。
就这样,西太后稳定了自己再次垂帘听政的地位。西太后已经确定了行动措施,庚子年间的动乱,也因此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