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在八月十一那天命令荣禄回京对维新党实施打压。刑部上了奏本，请求调派官员对维新派人士进行审查，西太后马上批示：“此事交付军机处会审并审慎实施”，同时将张荫桓拘押到刑部大牢。张荫桓是皇帝推行维新变法的重要参谋之一，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名气，西太后对他非常厌恶，所以如此整治他（后来，张荫桓被充军发配到新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端亲王下令地方官将张荫桓处死。另外，还有一名维新派人士叫徐致靖，也遭到终身监禁，到1900年被八国联军释放出狱。为此，徐致靖来到西太后在太原的临时行宫，依然恳请西太后继续监禁自己，或许是他不愿意接受洋人对自己的释放，或者还是准备尊重中国皇帝的谕旨）。这份谕旨还说：“朝廷非常清楚北京内外的官员受维新派蛊惑的很多，但是，皇帝以慈悲为怀，除了罪魁祸首之外，其余的人士不会追究的。”荣禄还特别提醒西太后再下一道谕旨，讲明太后重新掌管朝政的意义。了解这份谕旨内容后，可以从中发现西太后擅长操纵群臣的能力。既然皇帝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道谕旨足足可以说明维新派的一些做法让人们心情不安，也是朝廷没有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下达谕旨后，国家稳定下来。

进入北京城的荣禄被委以军机大臣与兵部尚书的重任，掌控北洋军队，同时掌握国家政治、军事的大权，这在大清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荣禄对西太后非常忠诚，也因此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不过，荣禄处理维新派的做法一度遭到一些人的斥责，可这都是旁观者的正常反应，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分析荣禄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再说，荣禄非常具备古代大臣的风范，在处理一些危机事情上很有独到之处。在义和团运动时，中外的一些人士都将矛头对准了荣禄，其实这都是康有为的谣言蛊惑，当时没人替荣禄辩解，其次原因是外国大使馆一些人对这件事存有偏见，无法得到真实情况的报告。当时，荣禄竭尽全力控制义和团在国内近似疯狂的作为，还努力奉劝皇族人员，以免造成大错。西太后掌控朝廷50年之久，期间，具备治理国家才干并且能够精忠报国的唯有曾国藩一人，其次就是荣禄。在满清皇族王公大臣正在盲目地参与所谓国家大计、倒行逆施、强暴与软弱并举时刻，只有荣禄果敢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确在处理国家大事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荣禄参与国家事务开始一直到1903年去世，纵观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西太后最忠诚的臣子，更是西太后卓越的参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西太后的知人善任。读者在本书后面的一些章节可以看到，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西太后已经被自己强大的势力和周围权贵的附和所迷惑，再加上西太后自己的希望和迷信，答应端亲王一些人的恳求，削去了荣禄的大权。可是，从《景善日记》中可以发现，尽管西太后在当时已经铸成大错，到后来依然听从了荣禄的建议和参谋，才得以挽回危局。在国家已经陷入危机状态时，朝廷也进入危机四伏的境地，而此刻西太后唯有荣禄可以依靠。荣禄对西太后忠贞不二，一心侍奉西太后。尽管刚开始时，西太后没有听从荣禄的提议，可到了后来又说非常钦佩他的先见之明。因此，中国的时局，当时尽管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有一件事非常明确，那就是应该铭记荣禄的言行，在中外都应该保持一致。

在两宫西巡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了荣禄。返回北京城之后，外国使馆里的一些人对荣禄也非常冷淡，原因是这些人不清楚其中的误会。当时的荣禄非常恼怒，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说：“当时我尽最大力量抗击压制义和团运动，至今没有丝毫的悔意，可我不清楚外国使节为什么对我这样冷淡，所以我非常恼火。”有人记录下荣禄说过的话：“在庚子年的做法，我并不是为了爱护西洋人，最主要的还是向西太后和皇帝尽忠。”荣禄的言辞尽管如此，可他的做法的确对西洋人非常有益，所以对他的一些称赞也不过分。西太后和荣禄商议处理维新派人士的办法，荣禄力主从严办理，他说：“假如不这样的话，那就无法保全满族统治的国运和威望。”这样一来，谭嗣同等六名维新派人士被押往刑部审查，荣禄也是审查官员之一，但凡涉及康有为对西太后大不敬的阴谋，荣禄都会细细审问。在康有为的寓所里抄录出了很多文件，只要是维新派的谋划，都得到详细的记录，绝对没有遗漏。军机处就根据这些文件证据判处维新党人死刑。这些人谋害西太后已经铁证如山，所有办案官员都请求快速办理，原因是当时满汉大臣对此事存有巨大矛盾。如果这件事拖延太久，那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军机处的请求得到了西太后的准许，于是在当月十三日就斩杀了六人。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很多人来到刑场上观看。在杨锐的寓所抄录的皇帝与维新党的信件，几乎都是攻击西太后的言辞。杨锐的奏折，参奏的很多内容都是西太后的罪行，还涉及西太后的私事，牵连了许多人，其中就有荣禄，另外还有一些达官贵族。杨锐的奏折上有皇帝的朱批，因此这件事在南方广州一些地方被编成歌谣，以此嘲笑。皇帝的朱批被西太后看到后，了解到皇帝也参与了阴谋，这才决定断绝皇帝和维新派人士的所有联系。根据西太后身边的人供述，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不过，事情也有其他成分。斩杀戊戌六君子的谕旨出自西太后的手笔，荣禄从中协助，可依然是以皇帝的名义下达。那封谕旨用红笔书写，显得非常重要。

此前的一些谕旨内容，尽管说朝廷以慈悲为怀，除了戊戌六君子之外不会再株连其他人，但西太后怒火难消，不断说一些谴责的言辞。很快，西太后又下达谕旨：“张荫桓发配新疆。”张荫桓曾经攻击西太后过分奢侈，据说当时英国大使馆曾有营救张荫桓的意思，所以西太后极其讨厌他。西太后起初想去天津巡视，视察各国租界的一些情况，顺便游历观光。荣禄极力劝阻说：“维新变法的事情刚刚平息，还是不动身比较好，唯恐出现不测。”西太后听从了荣禄的建议，下达谕旨收回之前的意愿，还犒赏了北洋军队。当时，直隶正在努力整顿陆军，训练非常严格。荣禄到京城后，补授裕禄担任直隶总督职位。此人非常顽固，西太后尽管非常信任他，可他不清楚事理，昏庸糊涂。天津义和团的动乱，其实就是裕禄一手造成的。当时，朝廷对汉族人充满了不信任感，西太后感觉直隶总督的职位非常重要，必须要满族人才可以任职。但凡参与维新变法事件而没有受到责罚的，京城里只有礼部尚书李端棻。李端棻刚开始感觉肯定会牵涉到自己，可过了几天发觉没有处理自己的谕旨，这才上疏说：“微臣曾经举荐康有为等一些维新党人士，没有赐予我罪行，皇帝的恩典比天还高，微臣万分感激。但微臣内心非常不安，依然请求西太后对我降罪，以此作为朝臣错误举荐奸佞的样板。”李端棻言辞间非常微妙，西太后同样也回复他一份风趣的谕旨，依然用皇帝的名义。谕旨内容是：

上谕：李端棻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剧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