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愿，或者说是野心也可以，我想为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的三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中的前两者，作一历史的长卷，也就是说，分别为两大民系立传。这不独因为我的父母分别是广府人与客家人。至于潮汕人，我想会有人为其立史卷的，因为如今潮汕籍作家已蔚为可观，其功力与影响亦不在我之下，或日“崔濒有诗题前壁”吧。

为了完成这一计划，我作了较长时间的准备。我接触了大量的史料，近来常被人引用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关于广东人的评价，也是我先译介过来的——我惊奇地发现，一个世纪前，一个外国人竟能如此准确地抓住了广东人的某些特征，他称广东人乃“开化种族，在所有的智能、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中国人。广东人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而100年后珠江三角洲的腾飞，又进一步证明了他言之不谬，何况在香港的广东人，业已给我们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商父——马应彪》亦是这一历史长卷中的一部分——正是符合我这一心愿，我才欣然应诺写这部传记。因为这能使我一头扎进广府民系经营大商业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更深刻地抓住这个民系的特征，这也为我创作计划中的历史长卷打下更厚实的基础。

由于母亲的早逝，迫使我较早投人了客家民系的历史长卷的创作中，至今，已告一个段落了。百万言长篇《客家人·师疡》第一部已经付梓，26集的电视连续剧《客家魂》也开镜了，10集的《客家人·母疡》电视剧以及小说《客家人·侠疡》均已竣笔。所以，我当今可全力以赴，投人到广府民系历史长卷的创作中。长于《客家魂》的巨型连续剧——关于广府人100年来以商兴邦，实业救国的构思，业已日臻成熟。无疑，《香港商父——马应彪》给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背景材料。有了这部史传及前一部《广东，第三个浪潮》的现实素材，我更有信心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一个被别人写过传记的人，又转过来为他人作传，说起来似乎让人诧异，可人毕竟是性情中人，我只觉得，在这100年的历史大变动中，无论始终，均有众多光彩照人、值得怀念的人物留下自己的印记，何况马应彪这样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佼佼者呢，作为爱国侨领、辛亥元勋，又兼商业巨子、教育功臣、慈善大家，凭这些身份，就已教一般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了。尤其是今天，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之际，让他为年轻一代所熟知、所效法，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不仅以他伟大的功业，更以他崇高的人格，彪炳于世，激励后学者百倍奋进，去建设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写他，意义也在这里。其实，在这之前，我亦写过不少人的传记，不过，那是在另一层意义上，是为了不该有的历史不再，如（潘汉年传）等。而这一部，却是为了应有的历史更发扬光大。

正因为如此，这部传记，我力求寻找到它的最好形式，以使其成为“信史”，而不似业已滥筋的某些昙花一现人物的纪实，哗众取宠、文过饰非，徒有虚名。

作为信史，除开其之真实性外，更应有其思想性——思想更是一种真实。因此，它亦应兼备其学术品位。在这里，我愿引用本世纪一位著名的史学大师科林伍德的一段话：

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因此，比如说一部传记，不管它包含着有多么多的历史，都是根据那些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反历史的原则所构成的。它的范围是生物学的事件，是一个人类有机体的诞生和死亡；它的框架因此就不是思想的框架而是自然过程的框架。对这种框架——那个人的肉体生活，他的童年、成年和衰老，他的疾病和动物生存中的全部偶然事件——思想的各种浪潮（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就不顾它的结构而在交叉冲刷着，像是海水冲刷着一只搁浅了的废船。

这无疑是阐述了一个立传的原则，必须捕捉思想的脉络，惟有这，才可以教史传闪光。亦如科林伍德所喻，一场地震可以死掉万人，但地震只是自然现象，其中并无思想可言。而一场战争死掉万人，但战争不只是现象，它从头至尾贯穿着人的思想，它是思想的行动。同样，作为马应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商人，能够具有独特的商业眼光，而且是一个爱国者，一位革命家，所以，他的商业行为与投资教育，就深深渗透着他的思想，写出这点，才可能够得上被称之为信史。

无疑，他早年漂泊南洋、淘金种菜，使他深深品尝到了贫困的滋味，尤其是作为一个贫困的中国人的滋味，这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笔者的前几辈，亦同样是“卖猪仔”下南洋开矿种橡胶的。故产生了共鸣。而当他成为岭南大学第一位华人校董时，笔者的亲人亦正在那里执教……太多的共同之处，才有了思想上的共鸣。

而这，也正是历史作为思想史的证明。

在我，首先是个作家，而后才是学者。作为前者，我有数十部中、长篇小说及数以百计的短篇、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作为后者，则有《中国文化史观》多部论著。如以前者的身份，这部传记，当然可以写得娓娓动听、悲天悯人，波澜起伏，调动全部的文学手段，使之跌宕生姿，妙笔生花。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宁可以学者严谨、平实的笔调，去发掘其中的思想或哲理，使读者能有更多的思考。当然，我也并不想控制自己的**，当写到催人泪下之处，我的泪水也按捺不住。

因此，我采取了一种寻常不大使用的笔法，为给读者以真实感，我设法较大分量地去引用历史资料以及传主的墨宝，力戒有可能的虚构成分。从文学角度上来说，凭借历史资料发挥，写下去会得心应手一些，更摇曳生姿一些，而引用，每每吃力不讨好。因为，第一，这需对原始资料大量的搜集、辨识、去伪存真，要花更多的功夫；第二，要运用得当，亦殊为不易，因为原始资料本来就是如此，它并不按你的思路而设，你若加变动，势必会有伪饰的感觉；第三，外人看来，大量的引用，似乎是作者在愉懒，难免会招惹不恭。

但我决计这么做。

我不想哗众取宠，如同市场上推销劣等货一样。我力图使它具有一定的学术品位，也不仅仅是为抬高它的档次，以跻身于论著之行列，成为研究成果，而只是想写出一部广府人的思想史，一部完全可信的历史——这可以说是概括了我写此书的全部初衷。

奔走于中山等地，搜寻于各大图书馆，审慎鉴别种种史料，我每每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是的，这部传记本应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更严谨亦更感人一些，因为，还应有希望发掘出更多生动的、并更深刻的思想材料，可惜，时间太紧，更多的事尚在呼唤，我只能把它当作我前进中的一步，而后还得迈出更新的一步。但不管怎样，对于我笔下这位历史人物，我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从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广府人奋勇进取的精神，我在写他，亦为他所鞭策，努力去开创更新的未来。

这里，我得谢谢他，因为，他为我即将动笔的广府人的历史长卷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他本人，也正是广府人杰出的代表。也许，在新的长篇巨制中，我们还会再度与他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