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太平洋的西海岸，也就是东亚的海岸折叠起来，那么，居中部分便就是广东了。这并非比喻，从地缘学的角度上看，它在海上商业交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东连日美，西接南洋与欧洲。再换个角度，如果从地球仪上方，也就是从北极往下看，或者作一个北极投影的世界地图，全球便被清晰地分为内、中、外三部分，我们马上便可以发现，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几乎全集中于内圈。而引人注目的是，内圈西北角，与东西相接的是北美，内圈西南与北美相对应的，正是东亚到东南亚海岸线，其中心点恰巧也正是广东的珠江口。

由此可见，广东在世界性商业流通中的战略地位。

此书传主、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创始人马应彪也便在这条海岸线上降生、发展。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戊戌变法的两位主帅之一、思想家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在对历史作完纵向分析后，便断言：

广东地理有天然优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通道。广东人性格彪悍活泼，进取冒险性强，对内竞争力弱，对外竞争力强，广东人在外称王称霸，远比国内的多，对外则敢于“冒险犯难，大长南天！”

他的断言，时为本世纪初，如今，已是世纪末了，仍见其生命力之久长。广东，仍是或者说，已再度是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海岸线中点上，作为大陆沿海最早的历史性的即从先秦至今天的开放地带，更在当今被中国领导人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广东的经济，尤其是商贸业，令举世瞩目——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广东。

要研究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兴起，就不能不研究广东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广东商人的“底气”。

广东，相对于内陆省份而言，它无疑是一个海洋省份，有人说，它是作为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补充——没有海洋文化，光有内陆文化，中国文化便是不完整的。广东背靠足以截断来自西伯利亚寒流的五岭，使得岭南称得上四季如春，没有雪也无霜冻。广东三面临海，海岸线长4300公里，几乎占全国海岸线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广州、潮州，均是1000多年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中国海岛屿星罗棋布，沿海多深水良港，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亚洲与澳洲之间的商路要冲，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上各大商港，包括欧、美、澳洲交往的枢纽。这是向外。往内，珠江水系发达，西、北、东三江贯穿全省，连接全国。

尽管明、清封建统治者变本加厉实行海禁政策，但广东的海商商帮也“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仍在壮大与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不得不实行开海贸易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这一来，广东的海商商帮更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而独占鳌头了。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谕旨中便称“粤东之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国商人，携钱买货往来贸易者至多也”。当清政府仅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全国对外贸易的商品都要运到广州出口，外国进口商品亦要经由广州经销，广州更成了独一无二的“开放特区”，以至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便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发达的内外商业贸易，需要有一股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承担商品交流的任务，于是，早期，便是大批的富商大贾的产生，后期，便是商业资本家的形成。作为中国现代百货业的翘楚，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及其随后接踵而至的永安、大新、新新共四大百货公司，便得以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20世纪的商业奇观之一。

四大公司的形成，应当说是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即由海商而侨商，从而又返回故里兴办。这一传统，是几百年前便有了的。广东人出洋的多，在南洋形成一股贸易经商的势力，在前有梁道明，在爪哇“久而情熟，挚家住居，积有岁余，闽广军民弃万里为商，从之者数千人”。还有罗芳伯，在婆罗洲组织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制糖业与商业，势力遍及全洲大部。至于广东人经商所到达的地方，更遍及全球，因此海外流传有这么一句话：“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即“太阳无时不普照广东人的社会”。

由于西方的殖民者人侵，在南洋、在中国沿海地区，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内地，这种破坏更甚。山西商帮与山西票号的衰亡，便是外来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造成的。

而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却在这双重压迫下顶风而上，破土诞生了。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特殊中的必然”。

而支撑广东民族资本主义诞生的，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积蓄已久、有相当实力的侨商。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般来说，先是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能有民族工商业。这是中国这么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途径，因而形成的也是一个怪胎，洋商与官商生下的怪胎。

在广州则不同，样务企业的出现，是在民族工商业之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得较迟，经济势力不大，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力也就相对小了一些；另外，广东是侨乡，华侨有较雄厚的实力率先投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因此，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外来资本人侵而加速瓦解之际，民族资本主义反而得到了较正常的发展。这一来，广东便成为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它恰巧是洋商与官商汇合产生的台风下的“台风眼”。在这，我们只能简单说上几句，详尽的分析还是由经济学家们去做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更具有典型性、完整性与研究价值。广东的民族资本家——在纯粹的意义上，也更先于或优于其他地方的资本家，较少或基本没有什么买办色彩。

马应彪，作为中国第一个百货业的大资本家，也正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佼佼者。作为当年去澳大利亚“掘金”的农民，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积蓄资本，开办钱庄，首创股份合资公司，一跃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立柱，其间的智慧、能力殊为可敬，而所经历的曲折、打击与困厄，也令人扼腕。

据史料记载，世界上第一间百货公司，是在19世纪30年代创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著名的花都巴黎，当然，人们更不会忘记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祥地。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交通工具也较以前发达，马车作为相当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人们的活动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足迹可及十几、几十里外。这一来，分散的小店铺，便自然而然地逐步向闹市区集中，从而形成一条条的商业街。

而百货公司的诞生，则被誉为“第一次零售革命”。它的好处是，经营的品种相对集中，又能分柜台售货，还能利用广告、宣传橱窗介绍商品；同时，明码实价，方便顾客选购。对于经营者而言，其货品销售量大，盈利更不错。所以，当巴黎出现了第一个百货公司之后，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争相仿效，开设了百货公司或商业街。

马应彪于1900年在香港首创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正是在澳大利亚从安东尼·奥顿百货公司那里得到的启示。而在创立之前，则经历了上十年的惨淡经营。

在他之前，中国已产生了第一个民族资本家，这便是南海县的陈启源，早在1872年，他便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昌隆缀丝厂，其投人的资金，则是他哥哥、侨商陈启枢的白银7000两。由于该厂“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其女工高达六七百人。办厂自是几经曲折，光“有伤风化”一条就够受了。这同先施公司草创之日，马应彪夫人霍庆棠亲自站柜台而引起轩然大波，不得不派团练维持而后退让不少时日，也够得上“同病相怜”了——可见在当日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有多难。

无论多么艰难，民族工商业的诞生与发展，毕竟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尤其到了20世纪，更是不可阻遏了。当年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如郑观应——他也是香山（即今中山）人，在经济上，是坚决反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主张民办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他力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强烈谴责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要求收回海关主权。……这些是与实际上形成与发展的民族工商业相呼应，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迫切愿望。

作为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它同样是我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一。今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才又在改革开放中重新认识了股票，而这却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之前了。已故的马应彪之子马文辉，在审读此部书稿时，曾一再要求笔者点明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现代意识的体现，不可或缺。

而“不二价”，有人称中国古已有之，其实，今日零售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仍不绝于耳。中国古之“不二价”的内涵，与现代商业经营中的“不二价”，实属两码事。如在周代，一天三市，开市前，须由督管者核定价格后才准开始作买卖；汉代，韩康在长安市售药更以“不二价”坚持三十年而名闻天下。但其基点，是准衡于宗法制度下的“德治”而非现代社会的立法，取信于人。况且在中国，所谓“无商不奸”反而成了“天经地义”。故先施创立，门前写上“先施公司始创不二价”，完全是一种现代的商业精神的弘扬。

更不用提其规模经营，是过去的小本买卖所无法相比的。

所以，先施公司一出现，便具有中国商业革新开拓的重大意义，它创立于本世纪的第一年，颇有创世纪的意味。

作为经营者的马应彪，不仅需要远见卓识，也需要巨大的魄力与顽强的抗争意志。正是他拓开了中国百货业的新路，在本世纪初，四大百货公司相继建立，形成了百货业的大气候。

在思维科学的新理论中，有一个理论，称之为“群体激发效应”。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百货四大公司，又是怎么“群体激发”出来的。

凡是上了岁数的中国人，尤其是港、穗、沪的老人，都可以随口数出这四大公司的名称来——先施、永安、大新、新新。

人们也不难发现，这四大公司的创办人，竟清一色是中山人，而且是当年旅澳的中山人。

都出在同一个地方。

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

先施公司创立在前，生意看好，郭标、郭泉、郭乐等在澳大利亚的中山人也就跟了上来。他们彼此提携，又各有千秋。先施创立于1900年，永安则创立于1907年，在主要经营百货业外，先施另还有酒店业及十大工厂；而永安在百货之外，则以其永安纺织厂著称，振兴实业。

两家又是儿女亲家，著名的上海实业家、后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郭棣活（郭氏第二代）娶的是马应彪的千金马锦超。

至于大新、新新公司，与先施关系就更密切了。

两家的创始人，当年均是先施公司的创始人或合股人，有的还担任过先施公司主要领导职务，如黄焕南、刘锡基——他们后来则成为了新新公司的创始人。至于永安公司郭标、大新公司蔡兴，正是马应彪筹股建立先施而召集的第一批12个人中的成员。

由此可见，四大公司均出自中山人之手，均不以为怪。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亲缘、乡缘仅是一个方面。而作为中山人，中山旅澳华侨，他们同受世界先进的商业精神所影响，又同是一片爱国热忱，这才是根本。

无疑，四大公司的创立，论贡献，当首推马应彪，可以说，四大公司均与他有关，不仅仅是影响，而且为其他公司培养了人才与骨干，这才得以蔚然成观。

老一辈人，忘不了他们的一段佳话。

当年，黄焕南于1914年到上海选择先施公司的地址时，南京路还比较冷落，于是，他派人到各个十字路口，以测出行人的流量，一个多月积累下的资料表明，南京路比浙江路行人的流量要大，于是，便作出了决定，把先施公司建在南京路北。而第二年，郭泉从香港携港币50万元来到上海，准备建立上海的永安公司，同样派了两个人分别在南京路的路南、路北作观测，见一个人，数一粒豆子，最后又测定，路南的行人比路北的要多，于是，永安公司则定址在路南。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开张，1918年永安公司开张，南京路一下子便成为了闹市区，上海百货业亦由此兴旺起来。

这仅仅是个小故事，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作为民族资本家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务实精神。正是从这里开始，四大公司才历尽世纪的风风雨雨，迄今仍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大新公司的命名，出自于“大展新酞”。因它创立之前，早已有了先施、永安，可谓“专美于前”。但大新却自有抱负，认为自己可后来居上——这也是四大公司之间在相互提携中形成的竞争，结果是相互促进，各地的四大公司，也就各有所长，如新新，还办有剧场、电台、实业公司，还有银行。大新亦有自己不同的经营。

由此，中国百货业四大支柱便支撑了起来，并扬威海内外——先施等公司，也先后在日本、英国、东南亚设立过自己的子公司。

四大公司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中国民族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用行内的话说，从世纪初到抗战前，是中国百货公司的勃兴阶段，它自香港创立扩展到全国。由华侨挟资归国，于香港创立雏形，一俊试验成功，便经曲广州，最后在上海达到鼎盛，其营业宗旨为“包罗万有，无物不备”。但由于欧美各列强控制了远东市场，故货源百分之九十系“洋货”，国产微乎其微。及至抗战期间，国货方振兴起来，国货上升至百分之七十——这便是百货业复兴之际。而内战四年，由于时局混乱，经济崩溃，百业凋零，百货公司也由盛而衰了。

沧海桑田，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而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的百货商业，又一次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在广州、在上海，商业之兴盛，是前所未有，且仍在蒸蒸日上。香港的回归，对于百货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穗、港、沪大市场，给新的百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一个世纪之前，那些矢志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们，如地下有知，当为之百倍地欣慰。中国的百货业，已不再是当日的惨淡经营了，而是前程无可限量。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该有比马应彪当年更大的信心，更冲天的豪气，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