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玉圣，而国以强；否则反此。

——孙中山

夫欲弘大道，要先直其心，心既其直，然后入行能深，入行既深，则能广运无涯。

——《维摩经注》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管子·权修》

因失学而兴学——独创“五千字课”——“揾钱容易使钱难”之豪语——兴学重教

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故于衣、食、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先注意于学校也。

——孙中山

马应彪的文字，我们已略有见识，行文之严谨、大气，是必留有深刻的印象。如能看到他的书法，娴熟古拙又挥洒自如，当让人感佩万分。可他自幼只读过三年私塾，从此就没了上学的机会，这些成就令人难以置信，可不，一个创兴了中国第一家百货业大公司的实业家，怎能只念过几年书呢？不可能吧。

确实，他的学识，全靠是在日后勤奋自学而来的。当年只能读三年私塾，是家中仅有三元银洋，那时，一年学费为一元，三年下来，家中再没银洋了，所以，没法再读第四年。所以，他的自传中亦有一句话：因失学而兴学。

早在先施公司兴办之初，他就特别留心于后一代的教育，因自己失学，感到现在的孩子再也不可在受教育上欠缺了。其时，香港开课，均用的是英文，英文书院则更不用说了，课本都得从英国运来，如没及时买到，还得托人到英国去买，或者寻父兄的旧课本去用。

马应彪得知这一情况，马上让先施公司同有关学院联系，提前获知该年开课需要的课本名称，先行于英国大量定购。

到了开学注册这一天，先施公司用专车把课本运到学校，按各班级用书分别包扎好，每包写上定价，以方便学生购买。

先施公司在学校摆地档的名声传开，各大学校都争先来约请，几天之内，文具部所经营的课本便销售了一大半，连当日专经营课本的英华书庄都磋叹不及。

从此，连香港的学生都知道有一个诚信可靠的先施公司。如今，不少老人回忆起来，均说，我们那时都是买的先施公司课本读的书呢——都大半个世纪了。

与其说这是马应彪的生意眼光，还不如说是他的一片苦心。他不忍看到孩子们被耽误，中国的未来在他们，而他们的前途则在于读书，得让他们顺顺当当地读，一分钟也不受影响才是。

正因为年幼失学，马应彪很看重文化知识的提高。早在澳洲，他就愿无偿不耻地当人家的雇员，只为的是学一口流利的英语，好打开局面。对于自己祖国的文字，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学习、临摹、诵读、反复揣摸。而今，我们从他留下的文字，绝非是经商范围内很小的一部分，连四书五经以及众多古代典籍，他都运用自如，以致出口成章。

对祖国文字，不下一番功夫，是难得如此造诣的。对于一位仅有三年私塾经历的穷寒淘金人来说，平日又需付出多大的精力去刻苦攻读以充实自己呀！

日积月累，持久不懈，他的中文水平，已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而这，均是发愤自学所取得的。

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学知识，并且能从实践上较为科学地把握了汉字使用的效率。仅为扫盲，应付日常生活，有千余字便可以了。而基本上掌握中文，能读各类文章，则要更多。

多少呢？

中文都是以一个个字来拼组成词的，字达到了一定数量，绝大部分用词便可以组合出来，不仅逾万，而且上十万，百万。中文字不要多，但组成的词却丰富多彩，几千个字，便可以组合成百万个词，不比英文，每个词都不一样，总是不断地出现生词，甚至无法理解。中文只要字认得，组成词的意义，也就很快可以理解了，自有其优越之处。

马应彪是个有心人。一有心，任何难关都可以攻得下来。

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就这么一个仅读三年私塾的实业家，竟可以拿出汉语识字的最佳方案，并且在当日倘无随机函数使用，更无电子计算机进行大量数据处理的情况下，推出了最科学的汉字使用频率最高的数位。

在先施公司内部，他一手创办了职工的业余夜校，鼓励员工提高文化水平。

而且一律免费就读。

在夜校中，他拿出自己独创的“五千字课”，并亲自雇员书写九宫字格，给上夜校的员工临摹。并称：

——只要你们把这五千字写好记熟，今后中文运用就犯不着发愁了。五千字够你受用一辈子，五千字亦教你可读遍古今文章，同样可让你走遍天下。

他说得非常自信。

这种自信，当然必有科学依据与实践证明。这是他积平生心血所创立的。

后来，他本部的员工，几十年之余，仍不无感慨地回忆：

——是呀，正是当年学得这五千字，我不仅会读报、写信，还当上了高级职员，左右逢源，再难读的文章，只要有这五千字，是必豁然开朗，连字典也毋需查。

这五千字，真是绝妙的数！

不少著书立说数百万言乃至上千万言的作家、学者，要问起他所识的汉字，大都一言以蔽之：

——我查过《康熙字典》，五万字中，只识得五千字，才十分之一，但足够了。中文著作数百万，诗词歌赋一齐来，也不过是这五千字的不同组合罢了。

而今，最常用的各类字典、辞典，经过严格的科学处理，其出现的汉字，也大都是五千、六千五，直至八千而已。

可见，五千字，乃是最科学亦是最基本的常用汉字。

而马应彪先生能创办“五千字课”，实在是一大奇迹。

经商奇才，同样是汉字辨识的奇才！

也许，只有奇才，才足以解释他在这方面的独创。

在公司开夜校，鼓励乡人与同胞免费就读，不仅公司受益，每个人也受益不浅。而且，马应彪特别注重员工的文化业绩，不仅鼓励他们读书，而且根据他们成绩的好坏，量才录用，破格提升。

一句话，用人惟贤，惟才是举，决不看亲缘与门第。你成绩好，则由“后生”（即做杂工的学徒），很快便可以提升为售货员，由售货员，即可升柜长；由柜长，又可升部长，升行长。

在他这种管理机制下，从下层上来，升至行长、监察，乃至升为司理（即经理），亦不乏其人。

所以，只要努力，再贫寒无靠，也都是有前途的。

除开“五千字课”外，为让员工学得更好更快，马应彪还专门编印了“同音字韵”的课本。

在清末民初，此数十年前，马应彪对文盲失学的成年人教育，可谓功勋卓著，比起后来的扫盲运动，早了好几十年，实是一先行的典范，历史必铭记他这杰出的成就——可以说，这绝不亚于他在商业上的成功。

义所当用乃谓之用，

用得其当乃谓之当。

马应彪先生平生为人豪爽，且出语风趣，迄今，仍有一句非常精妙绝伦之豪语：

——提钱容易，使钱难。

依广东话，“使钱”即是花钱、用钱之意。

这实在是惊人之语，一般人只谓温钱不易，花钱如流水，他却反其道而言之，且行之，何故矣？以至当年，远在东南亚，位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的山打根埠，竟有人来询问：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什么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

当人们告诉他，是马应彪说的，他还进一步追问：

——马应彪君是何许人也？

确实，这句话要出在别人口中，几近荒诞，未免夸饰。可出自马应彪之口，却是实情，是真心。有人是这么解释的：

由于一手创立先施，马翁控制相当股权。先施生意，欣欣向荣，一日千里。每年该公司分红派利，皆盈千累万。马翁虽名成利就，进身富紊，仍自奉俭朴，生活简素，咸鱼青菜，乃家常便饭。既无不良嗜好，更无奢侈陋习，故以其个人之消费，的确无法能花尽此源源而来之财富收益，乃有感而发， 出此妙语。其克勤克俭，刻苦律己，富而不忘有本色之作风。求诸淑世，至属难能，足资矜式。

这自然不失为一种解释，对马应彪的为人，亦可谓深知矣。

但是，却未能更深了解马应彪此语的真正含义。马公此语，不仅于此义矣。

作为他的后裔，马文辉老先生却另有一种说法，当更为服人。亦可谓“知父莫如子”矣。他是这么说的：

其实公司一向各类生意业务兴隆，故财源广进，谓“摄钱容易”，但鉴于用得其当的钱并不容易，所以才有“使钱难”一说。

用得其当！

这四个字足以振聋发馈！

其当，该当在何处？

仅指投人流通、增值吗？绝不，马应彪的意思决不在这个地方。

他看得更远。

也站得更高。

非如此，不足以理解他这一豪言壮语。

从到澳洲投奔父亲，当淘金矿工，又当菜农小贩，再设果栏——这颠沛流离的历史，已教他看到，中国之弱，在于民智未得开发，故每每为外国人所欺侮，视为不开化之民族——其实，中国却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比他们的历史悠久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伍了，被人瞧不起。所以，每每见外国人凌辱华工，都教他刻骨铭心，发誓要让中国富强起来。

可富强之路何在？

回到中国，他致力于兴办实业，以经商之利，营造广州、上海数处众多的工厂。实业救国，不仅是他，也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大志。但是，在外国资本的挤压下，他的工厂亦大都倒闭了。其原因很明白，不仅在实力上不如人家，在科学技术上也远为落后，所以，具体在商场上，同样战胜不了敌手。人家科技发达，生产快、成本低、做工精，而自己科技跟不上，生产慢、成本高、做工粗，所以失去了竞争力，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他由此深深地懂得，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务必培养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惟一途径，也就是要兴学，办学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上没打好基础，实业是兴盛不起来的，没有人才，什么也干不成！不搞教育，中国没有出路。

可惜中国，几千年前就有办教育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办教育的先师，没料几千年后，中国教育竟如此让人心寒。

“温钱容易，使钱难”——“使钱”当使在骨节眼上，不可乱掷！

所以，在他认为，“使钱”，就应使在教育上，使在这千秋万代的事业上！

正因为确定了这一“使钱”的方向，所以，他便毅然决然地要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无论在故乡香山、沙涌，还是在香港，在广州、澳门，乃至在上海，他都不遗余力，创办了一所又一所的学校，担任了一所又一所学校的董事，把钱用在了刀刃上。

这才是——用得其当！

如同他的先祖爱国精神流芳百世一样，他的兴学重教，亦为百代之传颂，令人联想起当日“马氏大宗祠”上的长联：

崖海数流微，听万顷之潮声，浩浩两间生气涌；

沙涌绵世泽，驻三朝之护肆，遥遥千古大忠留。

办教育，乃是千古忠于民族之义举也！

古道热肠——幼稚园——男校既有，女校不可无——三大建筑——瞄准高等教育

马应彪为兴学，古道热肠，倾其所有，迄今，仍是家乡及各地的佳话。

要办学，则须从儿童做起。

在他亲笔写下的志中，他是如此以眷眷之心而示于后人的：

若论儿童，则国家之主人翁也，环观强盛之国，必先培养健全之儿童，以厚国家元气，此固积极强种之计划也。苟儿童不善于保养，虽至长成，必为屏弱不振之国民，故强种当自培养儿童得法始也。这正是高于一般人之见识，可谓一片殷殷园丁之情。

因此，他不忘儿时三年私塾对自己一生起步所产生的作用，所以，他首先将自己出生的祖居，改为沙涌在明书塾。

“在明”是他父亲的名字。

为此，他亲笔题志为：

此书塾是余父之旧基业，即余诞生所在之屋，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者也，旋改为书塾，冠以父名，亦寓纪念之意。

将祖屋改为书塾，可见他办学之决心，非寻常也。

而今观在明书塾，虽已陈旧凋敝，但伫立在跟前，却仍可感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霜雨雪，感受到一颗伟大的爱国之心仍在这风雨剥蚀、岁月飞逝之间“抨抨”地有力跳动。虽然他已尽了这么巨大的努力，至今仍未曾作根本的改变，但中国教育之希望，毕竟仍在他与众先哲手中萌发、破土，有朝一日，终会成为参天大树！

在沙涌幼稚园前，他亲自留下了一块石刻碑文，至今读毕，无不为之动容，此乃其人格之丰碑也。碑文谨录如下：

木有本，水有源，人有考思，厥例同龟。应彪系出寒微，素承庭训，壮年经商海外，得信福音，托庇树立，泊归故国，父母健存，正思有以尽鸟哺之私，拒未几而先后弃养，鸣呼，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在，每诵琴获诗之父生母鞠，能不黯然神伤那。爱拨余资，与乡人课辟此公园，纪我先严讳在明，附设幼稚园，念我先慈李氏。从此得与邦人君子，迭坐光阴，切磋孝道，是应彪之志也。圣谓掠美示恩，则吾岂敢。

马应彪谨志

在建立儿童学习的院地之际，他从海外回来，更不惜冲破传统的重重阻力，反拨“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旧观念，独资建立起了沙涌妇女学校，让女子与男人一同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如他在亲笔志中所云：

此学校因本乡办学最早， 男校于清末北京改政兴学时，经已成立，余为发起人之一。但余以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独无，遂即继起倡办，并与吾旧屋比邻英灿君，购得相连旧屋两间，连本及共三间，一齐改建。时乡人传说，谓余建筑洋楼，成来参观，而不知余建此实为办女校之用也。该校一切设置，亦余一人所担任。

凭此文，可见当日建校之热闹以及众人之诧异。“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独无”，此种男女平等意识，在当日中国，实为先声。所以，他才大声疾呼：

尝以人伦之始，厥为妇人，治标治本，全在于是。有妇人然后有儿女，有儿女然后有家族，而人群社会国家，皆由一妇人而来，此妇人之重要也。

那时，这些话，是可谓石破惊天之语，让世人警醒！

他不仅在家乡沙涌办女校，还来到香山县城石岐，创建了香山县第一间世光女校。

在广州，他更是培道女中、真光女中的校董。

他还是中山女子师范、广东女子学校的校董。

20世纪20年代末，沙涌忽地又热闹了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就像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村头，文笔山巍然屹立，在薄薄的朝曦下，竟显得分外挺拔、分外有光彩。村口的树木，也格外青碧，绿叶婆婆，浓荫夹道。喜鹊在枝头“喳喳喳”欢叫不已。

不一会儿，几辆汽车从县城方面驶来，直开到了沙涌。

马应彪第一个走下了车，与众乡亲打招呼。

紧接着，车上下来了一批饱学之士，经马公介绍，他们原来是土木建筑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从香港请来的。

已年近古稀的马应彪，仍精神抖擞，声如洪钟，他兴奋地向乡人宣布：

——我要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筑西式园林格局的豪华大厦三幢，分别为南源堂、马公纪念堂和在明妇幼院。

他出示了三大建筑的图纸。

果然典雅、崔巍，而且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令人耳目一新。在绿荫丛中，分外醒目与锉亮，如白鹤于绿水中亮翅，若鹭鸳于水田间冲天，让人激赏不已。

马应彪还宣布：

——在明妇幼院，是为纪念父母之志愿而立的，本在思亲日就要创始，只因为觅地一时难得，且因建何院有待商榷，所以公园、幼稚院都先此院而成立。今日，总算圆了此梦。

来人一片掌声。

——我先告诉众乡亲，这所妇幼院，是免费招收我们本村以及邻村的女子人学的。几千年，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今，女子上学，仍诸多困难，除开社会压力，闲言杂语外，还被困守锅台，就算开明一点的，也难得出资让女儿读书。所以，我力、这妇幼院，就是针对这困难而来的，一律免费，只要肯读书，所有女子皆可在此得到深造。

大家先是一怔，而后，竟一齐欢呼了起来。

在鞭炮声中，三大建筑奠基礼举行了。

马应彪深情地为基石培上了第一铲土。

没有多久光景，在众乡亲的支持下，三大建筑迅速建成，出现在沙涌的土地上，成为了这个侨乡的一大景致。

紧接着，他又创办了全县第一所女子学校，名为“世光”。

但更为风光的景致，却是出现在神州大地上。

在这个世纪的初中叶，中国首次出现了一批堪称为凤毛麟角的女状元——女工程师、女科学家、女学者及其他方面的专家，究其原生地，竟大都是广东，而在广东的，又大都是中山及其近邻地的。

而她们，有的正是在这沙涌在明妇幼院起步，有的是在中山石岐、在广州各女子学校毕业的。她们第一次显示了中国妇女的伟大力量。当年，世光女校，可是包了全县运动会的女子冠军的。

而这些，儿乎都离不开在世纪初倡导女子教育的马应彪。虽然有人说这是他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之缘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他的爱国恋乡之情，毕竟更为浓重得多。而中国，本身亦已在呼唤一次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

马应彪正是这一时代大潮的弄潮儿——手持红旗旗不湿！显示了非凡的身手。

由于篇幅所限，史料所拘，我们除以上有关马应彪担任校长或校董的女子学校外，还了解到的有：

在沙涌，他曾先后或同时，担任了“沙涌”、“世光”、“民生”等学校的校长。

在县立中学（如今的石岐一中），他与程祖辉、马永灿、蔡昌等香港商界名流一道，捐献了一幢楼房，共有八间课室，并有石碑记载其事，该楼房一直沿用到今天，半个多世纪以来风雨不动安如山，完整无损。

在省城广州，他也是“一民学校”、“培英中学”、“培正中学”、“广智学校”等校的校董；

在上海，他是邮光学校、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等校的校董；

在香港，他在九龙油麻地开办了富民学校，并亲自担任了校长；此外，还兼任了圣保罗学校、格罗学校的值班。

列数下来，尚还不全，但已是非常惊人的了。

这并非社会兼职，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与心血的，至于投资什么的，更不在话下了。无论他的资本，还是心血，皆可谓“用得其当”。由此去理解他“温钱容易，使钱难”的惊人之语，你也就不能不敬佩他崇高的人格，开阔的胸怀了。

这就是他，一代巨商，又身兼革命家与教育家之重任。

他不仅仅是一个世纪的楷模。

而且，上面提到他的教育功绩，还仅仅是有限的一小部分。

更重大的、更惊人之举，我们还不曾提及。

捐资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董——历史的记载

如果说，儿童教育、妇女教育，均是为了打基础。基础打好了，万丈高楼则可拔地齐天而起。

马应彪注重打基础，但更高瞻远瞩，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厦的尖顶处——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这一方面，恰巧是当日中国最为薄弱的，最让他揪心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尖端人才驰骋在高科技领域，就很难与外人在各方面竞争，办厂失败的重创之巨，实在于人才的匾乏，科技之滞后。

中国要振兴，当培养出自己的科技尖子。

而这只有赖于高等教育了。

因此，马应彪成为广东乃至岭南第一高校——岭南大学董事会首位华人校董，则更是名垂青史！

众所周知，当年的岭南大学，是美国用清廷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开办的众多学校当中的一所，美其名日“教育中国人”，因此，校董全部是美籍的。1900年，岭南大学迁到了广州，也正是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公司的同时，美方为了使学校有号召力，吸引中国学生，不得不请有名望的中国学者去教书。就在这时，后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钟荣光去当上了汉文总教习，后来又当上了学校副监督，成了学校里的巾国领导人。

很显然，钟荣光与美国人一直有矛盾，有斗争，而且，始终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一直设法夺回岭南大学的教育权——也就是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教育权，主张“中国学校由中国人自己来办”。于是，他几下南洋，募集办学经费，并大力宣传这一主张。

马应彪与他是故交， 自然大力支持他这一主张。

所以，钟荣光一建议他出任董事会中首任华人校董，他便感到责无旁贷——而这，则成为收回学校的重要一步。

在全部是美国人担任董事的董事会里，华人要跻身于其中，成为董事，断非易事，这不仅要有巨大的名望和大笔的投资，还需要坚实的基础与各方的支持。

但马应彪看准了，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有朝一日能收回岭南大学的权利，归中国人自己所有，那便是值得的。跻身其间，纵然当时为绝无仅有，但毕竟开了个头，就好开展斗争了。

历史提供了他一个有利的契机。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来到了广州，组织南下的议员成立了“非常国会”，“非常国会”于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以孙中山先生为首脑，称为大元帅。

其时，追随孙先生多年的马应彪，也出任了大元帅府的庶务。

恰值钟荣光这一年回国，出任岭南大学的副校长——当时称为副监督。虽然当时校长为美国人晏文士，对钟荣光的言行进行种种限制、约束，但大的形势不同，况且钟荣光又是大元帅的故交，得到省政府和各方面的支援，晏文士的制约也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钟荣光趁此机会，为扩大华人在岭南大学中的力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

学校的基本建设经费儿乎全靠捐款，而所有日常行政和教务所需经费，则除“美国基金费”之外，全靠学生缴费，虽有免费指标，但不多、不定，也不公平。所以，学校财政面临很大困难，钟荣光只好亲自向大元帅孙中山与广东省长朱庆澜要求援助。

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经费也非常拮据，得靠借款和华侨捐款才能勉强支持。

但孙先生闻讯，仍立即拍板：

——支持办教育，元帅府责无旁贷，我带个头，捐两千元给岭南！

身为大元帅府庶务的马应彪过去早就捐资建该校宿舍，更是义不容辞，提出：

——当为岭南大学独资捐助几大建筑，以解中国人办学之困厄。

于是，他亲临岭南大学，在钟荣光的陪同下，了解校情，作出决策。当他了解到，当时校友子弟均来自港澳及东南亚华侨区，他们的父母要来校探望子女时，大都要往返于广州之间，如水路不畅，常常耽搁很长时间，路上之辛劳，苦不堪言……

马应彪当即表示：

——我先带头独资捐献一个招待所，用以款待学生父母留宿之用，免得他们颠沛奔忙，也让他们与子女好好团聚，以享天伦之乐。

于是，一幢“马应彪招待所”便破土动工，并很快落成了。

不久，他又目睹学生在学校患病，一时恶化，须送香港医治，误了时间，且又十分危险，于是，便又捐资1.5万元，以夫人名字命名，建立一个护养院，以便学生就地留医，更方便校医。还请了名医于该校就诊，免却师生往返省港就医之麻烦。

就这样，“马应彪夫人护养院”亦出现在岭南大学中。

民国六年（1917年）11月岭南学校的《大观》布告第十四号，在第一至二页间的插页中，刊登了马应彪先生的相片，两侧则记载了护养院捐献事宜。原文照录如下：

马君为吾粤商界泰斗， 亦慈善大家，本校从前筹建小学宿舍及遣学生筹款，与夫组织维持会，皆得先生之力为多。近更独捐一万五千元，以建学生护养院，热心高义，卓然可风。

用后人的话说，马应彪就此“创该校独资捐建整座建筑之先河”。

短短一年间，由于钟荣光的游说，孙中山先生与省府的支持，在岭南大学，凭捐款便建了四座中学生宿舍，以及张弼士堂、爪哇堂、嘉庚堂、陆佑堂……

马应彪还同陈嘉庚、陆佑、蔡昌等十名侨商，捐献了有名的“十友堂”。

据马应彪自志：

此学院因岭南向有农林科，惟无农科，旋得各友眯资捐助，每人港纸一万元，余为十友之一，而该堂以十友称，盖顾名思义也。该堂开幕，由校长钟荣光君，聘余主礼，以余出身农圃，侨居亦喜务农，且又曾任该校农科学会主席，而该院建筑亦为余司库，成立经过，知之较详，故以典礼相属。

请马应彪当主礼， 自是钟荣光一片诚意，亦为苦心——因为他为该校捐助之巨，远在他人之上。

借此机会，钟荣光借助省府及有关方面的力量，加上马应彪的贡献，他终于实现了变该校为中国人所有的第一步——让华人进人校董会。

1919年，在美国纽约印刷的关于岭南大学的纪念册上，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译过来是：

中国，是打开世界未来之门的钥匙。

在纪念册第23页上，印上了马应彪先生的照片，并且写下了如下文字：

马先生， 中国的温拿墨家①先生，先施公司之首脑，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均开设有很大的百货公司。马先生是一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的基督徒，而且是该校的热心支持者，并于1918年成为了该校的一名董事。

中外史料的可靠记载，证明了马应彪在岭南大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创立岭南农学院——美国校董失算了——民国政府的支持——桃李满天下——收回岭大主权——前尘与后人

担任岭南大学惟一的华人董事，对马应彪而言，这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

①沮拿墨家，乃是美国最早的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多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使他知道，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关注的乃是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连孙夫人宋庆龄也说过：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生于农民的家庭……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一下定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

马应彪本人也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以余出身农圃，侨居亦喜务农”。因此，他见岭南大学设系开课的现状，主动向钟荣光提出：孙中山先生非常关心中国的农业，惟有农业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才不至于如此贫困。至今，中国仍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八九成之多，而粮食竟不能自给，原因则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还十分落后，同我在国外所见所闻相比，无论是水稻、果树，还是畜牧业，产量都非常低，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是一大批，不是一小批，更不是几个，优秀的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否则，就别想有什么改良。我们应当在岭南大学开办农学院以及附设农职班，把高等人才与急用人才一道结合起来培养。

钟荣光立即表示：马君很有眼力，创办农科之目的，一面养成实用人才，一面改进农民生活。大处着眼，实处着手，两相盖彰，好！

于是，两人便行动了起来。

没料，这一动议刚提出来，在董事会上，立即便遭到了美国董事们的反对。

马应彪是董事会中孤立的一票，加上钟荣光的支持，在校内上层的力量，可谓众寡悬殊，不足以对。

美国董事们纷纷提出：

——举办农科，分明是得不偿失的举措。我们美国人讲实际，得不偿失的事决不能干，这是必置大学财政于困难境地。

——农科人才，在中国的汪洋大海中一下就沉没了，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无利可图，也改变不了什么。

马应彪据理力争：

——正因为中国大，又主要从事农业，一个农科人才，就有可能发挥十个人才的作用，事半而功倍。这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要看大利益，不可只见眼皮底下。

美国董事又说：

——我们说穿了吧，我们用“庚子赔款”办学，就是要开化中国人，让这里出去的中国学生，去接受西方的文明，也就是说，应有利于我们美国。事实上，这里出去的人才，不少的已在我国的公司、机构里发挥了作用，对美国是有利可图的。可办农科，美国还需要农科人才吗？农科人才在中国，也能为我们美国服务吗？请你们别忘记，办学的钱，还得靠我们出，无利可图的事，美国人是不会干的。

说得如此露骨，这也许是美国人直率的本性，但马应彪仍坚持：

——一所大学，增设农学院，只会使这所大学更完善，更有规格，更有号召力；而且，招收中国学生也就更多，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兴趣本就很大。学校办在中国，就得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只是空中楼阁。无论从长远着眼、还是看眼前利益，办农学院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乐而不为？

钟荣光也表示：

——我是一校之长，大政方针该由我来定，马董事这一建议，我是坚决赞成并决心实施的，非办不可！

美国董事终于翻了脸：

——那好，如果马董事、钟校长坚持要办，可以，我们不管，全部不管——也就是说，我们董事会，绝对不承担办农学院经济上的责任，话说到此，就此为止。

董事会不欢而散。

美国董事以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马、钟二人决不敢再擅自做主，办农学院的事，也就会流产。

可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人，太不了解马应彪与钟荣光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

马应彪表示：

——校董会不出钱，我们就自行筹款好了，我就不信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办不起来。

钟荣光便说：

——这样更好，农学院便可以彻底摆脱外国人的约束，单独组成中国人自己的农科大学董事会。这样，还可以为今后最后收回岭南大学管理教育行政权做准备。

马应彪大笑：

——他们以为下了一着妙棋，其实，是臭得不得了。正好暴露了他们办学只为他们服务的狼子野心，逼我们更快、更早地放弃对他们的幻想， 自立起来，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大好事！

于是，两人全力以赴，筹集经费，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时机也很好，南方军政府在孙中山主持下，正日益巩固壮大，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廖仲恺，同身为庶务长的马应彪亦相交甚厚。而这时，陈独秀亦应邀来到广东，出任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即教育厅长），提出了整顿革新广东教育的计划，要旨则在于创办大学与因地制宜，而钟荣光又正兼任省教育会副会长，在创办大学与发展社会教育方面，两人一拍即合。这样，马、钟二位，均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加上在华侨等各方面的发动，好消息可谓接踵而至。

财政部长廖仲恺决定，由省政府拨给开办费30万元，以后每年补助常年经费10万元。

另外，还拨给了土地900亩，以建立农林试验场。

这一举措，充分表明了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的高度的民族精神。这些给了马应彪、钟荣光以巨大的鼓舞。

但在纽约的董事局，仍旧无意扩办岭南农科。于是，马应彪、钟荣光便按原先已商定的方针，正式由中国人组成岭南大学农学院董事会，负起学校的领导与经费筹措工作，马应彪担任筹委会主席。得知这一决定，四方迅速产生回应，办学经费终于筹集到位了。马君兼任司库。

由于单独组成董事会，其时，亦称之为岭南农科大学。后来，直到1927年，全国反帝斗争达到**，岭南大学终于最后收归中国人自办，成立了新董事会，孙科任董事长，钟荣光任校长，岭南农科大学改归本部，称为岭南大学农学院。

无疑，农科大学的建立，为最终收回岭南大学做了必要的准备。其时，钟荣光亦是农大的校长，马应彪则是农大董事会的主席。农科大学迅速设立了中国独有且急需的蚕丝科。后又立即筹建了农牧场所。

很快，农田、园艺、畜牧等系也建立了起来。这些，都是马应彪所重视的。

作为实用人才的培养，农职班也迅速开课了。

马应彪以自己的亲自经历，给学生们讲述了在海外的感受：

——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业是太落后了，无论是水稻、园艺，还是畜牧等，各方面的产量都很低。如水稻方面，每年“上四下六”就算是丰年；而果树方面，因管理不善，又没有认真改良品种，每每使一些著名的水果，如荔枝、龙眼、黄皮等，质量下降并导致退化；而畜牧上，猪、牛、羊、鸡、鸭、鹅等，同样因为没改良品种，更大大逊色于欧美若干先进国家。所以，你们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农学方面的科技人才，是大有作为的。走强国之路，农业上不去，就无从谈起了。国人都殷切地期待这方面有一个大改变！

身为校长，钟荣光亦身体力行。当时，中山大学亦有农学院，两院相比，各有所长，如能相互取长补短，则都能得到更长足的发展。在农田系，中大有水稻专家丁颖指导一切，开展较好；而在园艺与畜牧上，岭南农大则请了我国与欧美著名的园艺家与畜牧专家当教授，如檀香山园艺专家理查德·林（林金意）教授，且有设备较为完善的畜牧场和园艺场。于是，双方洽商，采取相互寄读的方法，在中大上农田课时，岭大的学生可去中大听课与学习；在岭大上园艺与畜牧课时，中大学生亦可来岭大的畜牧场与园艺场听课、学习和参观，互相均可提出问题向教授请教。这一来，两校学生都受益匪浅，对教学也都带来了便利。

短短几年间，岭南农科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的成就，可谓硕果累累。

在农田方面，由于丁颖教授的指导，研究出了“中山一号”、“青梗兰”、“东莞白”等优良品种，其中，“中山一号”产量尤为突出，一造亩产便可达五六百斤，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高产数字。

在园艺方面，培养出的岭南木瓜，身长、无核、肉多；且味美鲜甜，脍炙人口，在市场上颇得中外人士青睐。

在畜牧业上，引进了英国约克种黑白猪，经过改良后，饲养时间短，长膘快，每头均在500斤以上。引进的荷兰奶牛，每头每天出奶量在80磅以上，远近驰名。同时，还将广东出名的良种肉食鸡，如水东鸡、惠州鸡等，经过配种，培养出新品种“广东鸡”，这种鸡每只都重二至三斤，肉嫩、骨软，深受广东及各方面人士的喜爱……

另外，还培养出了不少鲜花品种，园艺场内，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大种**及水仙，更是冠压群芳，别具魅力……

这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有力地证明了马应彪与钟荣光当初坚持开办农学院不仅眼光独到，有先见之明，而且其方针与方向，也是非常正确的。

毕业的学生，很受各方欢迎。

其中一部分，立即就被省农林局与国营农场“抢”去了，并被委以重任，继续研究所长专业。从而推动了南方农业科学的发展。

其余的，全都派去南方各省做基层工作，在所属各县，办了不少示范农场，推广良种，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农民，让他们开眼界、长见识。

总而言之，岭南农大的创办，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专家教授与科研骨干，而且为华南农民在改良稻种、推广瓜果优良品种及农产品加工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着开创性的成就。

这一切，与马应彪、钟荣光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四出奔走、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3年，在战胜了粤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后，孙中山又重返广州，重建了大元帅府。他对岭南农大殊为关心，在日理万机之际，还两次携夫人宋庆龄来到岭大视察，并对全校员工发表了演说，勉励学生：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还要学生学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为国家、为人民，竭诚服务，当牺牲时，亦义无反顾。

凭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岭南农业大学的高度关怀与殷切期望。

如前面所提到的，岭南农科大学的创立，为最终收回岭南大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来，随马应彪之后，又陆续增加了两名中国人的董事，而教职员工，更是占了压倒优势。所以，钟荣光不久赴美，即理直气壮地提出：

岭南则非美国政府及教会所办，其始只一位美国传道中国之牧师发起，托某教会管理，其后脱离教会，在纽约改组董事局（1893年），担任筹款与派教员等事，至今董事屡易，全赖三五名望人物勉力维持，并加入中国董事三人协助，至执行部则设在岭南校内， 中国任部员逐年增加人数，随时可以收回自办。

他向华侨们再三呼吁：

收回岭南之第一步，即今岭南农科大学。再进而收回岭南之教育科、商科各立一大学，更进而收回岭南全校。

光服务岭南二十五年，由学生而教习而至今职，自信深知底里，苦心全力，收回岭南自办为帷一之目标。幸农科大学成立，第一步已达到了。

大家鼎力则收回外人在中国所办学校， 当以岭南为嘱矢。

由此可见，岭南农科大学的创立，不仅仅是自身在农科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维护民族主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众多关于农学院的纪念文章，均没有提及这一点，是令人抱憾的，所以，笔者在此重复再三，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办学上，马应彪亦无愧为民族志士矣。

终于，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国有。

钟荣光作为新校董会主席兼校长宣布：

——接收本校原因是：（一）尊重本国政府教育法令；（二）顺应中国民族运动潮流……

马应彪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后来，岭南大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综合性的国内名牌大学，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人们没有忘记马应彪与众多先行者在岭南大学所作出的奉献。

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岭南大学的组织章程中，力敌千钧地写下自己的宗旨：

本校由本国人全权管理，施行人格教育，养成科学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为宗旨。

这些，都是应该用如椽大笔，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的。

如今，岭南大学培养出来的大批高级人才，业已遍布了全世界。在建校百年大庆中，新任的董事会主席伍沾德是这么说的：

——我在小学时曾在岭南大学聆听孙中山先生的训话，孙先生勉励岭南人要立志做大事，但不要做大官。现在看来，做大官的岭南人不多，但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却是遍布天下。

马应彪的后人，亦对岭南大学一往情深。

1989年，马应彪先生的哲嗣马文辉先生，决定捐资10万元人民币，在其父数十年前捐建的“马应彪招待所”上，添建第三层；加层面积为121平方米。整个工程，当年8月便正式竣工。

这是马文辉先生继承父亲支持岭南事业的志向，并表示马氏一家世世代代不忘母校之深情——马应彪的后人，亦有不少毕业于该学院。

紧接着，马文辉先生及其夫人卢雪儿医生又再决定捐资28万元人民币，也将其母“马应彪夫人护养院”添建至三楼。

这一工程，亦已竣工。

与此同时，他们还设立了“纪念马应彪奖励金”用以奖励教职员工中工作成绩卓著者。如果说，添建新楼是硬件，那么，奖励金则是软件，它所产生的精神效果，更是无可估量，可以说，这更有远见卓识。

奖励金评委主席黄焕秋在颁奖大会上激动地说：

——马应彪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先施公司创始人，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军需官。从1918年起参加岭南大学董事会，成为首位华人校董。马应彪先生生前热爱祖国，热心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令人尊敬。今天，也正是马应彪先生诞辰126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候举行颁奖大会，对缅怀先贤业绩，激励后人奋进，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他对热心捐资于祖国教育事业的马文辉先生及夫人卢雪儿医生表示了衷心感谢。

就在岭南大学收归国有之日，于该校任教的谢扶雅老学长，业已登百岁之寿，可谓与岭大同岁，他从海外归来，专程参加了岭大百年大庆并在穗举行了他的百岁祝寿茶话会。马文辉亲临叙谈，他不胜兴奋之至，欣然应诺为“马应彪招待所”添建三楼作诗纪念，特记如下：

马应彪招待室添建三楼

喜赋两首

一

前尘脚印不难寻，

六十五年数至今。

叙记应彪招待室，

张筵会友畅谈心。

二

佳儿香岛一名流，

美髯休休何处求？

纪念九泉贤父母，

孝思更上一层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学校业已百年，马应彪“实业救国”至“教育救国”的遗志正在进一步地实现。我们仅从百年校庆的纪念刊上就可以看到，岭大桃李满天下，已名不虚传。

仅其间提及的科技与文化名人，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有梁宗岱、钟敬文、聂缉弩等，世界知名生物学家兼文学家江静波、中科院院士卢永根等，数不胜数，不少任职于海外名牌大学教授。跻身于《世界名人录》的，据不完全统计，亦有近百人之众。

他们都牢牢记住校训：今之学者为人。

他们更十分理解，为人者，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所以，才有那么高的造诣与成就。

多少校友，迄今仍一同在唱《岭南毕业歌》：

世路同携手

勿作风云散

母校从此别……

奋志当前！

九泉之下，马应彪亦应听到这响彻云天之歌声，当为之快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