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智识不可。

——孙中山《救国方略》

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

——苏轼《思治论》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

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圣经·旧约咸言》

孙中山奔走呼号——马应彪身体力行——掷地有声的宣言——未雨绸缪

同全国各省在辛亥年间宣布起义，独立于清政府之外不一样，广州的独立，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的代表人物的力量。半年多前，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派的武装力量受到了挫折，一时间未能重新组织起来，于是，广州的商人、实业家们自动地联合起来，并由他们“宣布共和独立”，并且亲自迎接当时仍在香港的、亦为同盟会元老的胡汉民到广州就任都督。

马应彪在这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作为老同盟会员， 自然身体力行，全心全意投人到革命的大潮当中。

他先后在革命政府中担任了一系列要职：

财政司总参谋；

都督府总庶务；

市政官厅参谋。

这些，我们在开篇中已有所提及。无疑，孙中山先生是知人善任的。马应彪出任这些职务，正是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充当革命的后盾。迄今，老人们还记得一些细节，例如他亲自派人回港取“洛士利”线笠衫一打，赠给胡汉民，使这位总督不至于穿破笠衫“临朝”……

而且，他牢牢记住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志向：实业救国。

革命成功了，无论如何，都要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空口大话，解决不了百姓温饱与国力强盛，革命也就会流产。这一条，他是认准了的。所以，在都督府内，以他为首的一批重实业、重经济的务实人士，便迅速提出了一系列兴办实业的方案。

非如此，不足以富国强兵。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皇帝的专制制度。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向参议员辞去了大总统的职务、也着力于振兴实业，巡回于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多次发表演说，号召：

——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之紧要。……仆此次解职，既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

并且明确地指出：

——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

当日，孙中山先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辞去大总统之职，亲自考察祖国各地，关切劳苦大众，著书立说，制定实业计划。不久后写就的《孙文学说》、《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等名篇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他四出奔走，八方筹资，到处宣传鼓动，主张发展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要求建立发达的交通线与铁路网，生产丰足的农产品与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日用产品。

孙中山来到广州，马应彪不仅亲自听他的演说，还多次促膝倾谈，交换心得，每次如醒酬灌顶，豁然开朗。

于是，各种倡议，以及创办实业、招股等文件，纷纷从马应彪手下出来。

这里，我们仅就马应彪为首发起创办广东纺土纱局有限公司，并提出缘起与招股简章为例。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方式。只要稍查阅史料，我们便可得知：

1895-1898年，即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四年间输人超过输出1.3倍，平均每年人超4700多万两，总人超近2亿两。其中主要又是棉纱、棉布。中国是个产棉大国，可棉花只能出口，却大量进口棉纱与棉布。当日一位叫张季子的经营纺织业的实业家，就在其实业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花往纱来， 日盛一日。损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肉担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 国于何赖？

于是，一个涣映产棉大国的棉纱市场，竟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与垄断，中国人反而难有插针之地。仅1899-1900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棉纱总输出量中，有88.8％输人中国；1903年， 臼本棉纱输出总量中，有90.9％倾销到了中国。华东、华南、东北市场上，中国人产的棉纱完全无以插足，华中市场，洋纱为86.4%，本国纱仅占13.6%；华北市场，洋纱为93.7%,本国纱仅占6.3%0 1895年中国人办的裕晋纱厂，仅两年便被外国资本所吞并，连招牌也换了洋人的，这便是一个明证。

不必再援引数字与典型了。

用当日的话来说，乃是国家的“利权外溢”，肥了掠夺者，瘦了老百姓，也瘦了国家。

清廷无能，不灭，当无天理。

而今，革命成功了，革命政府当为自己的国家壮声威，为自己的民族谋利益，不可以再葡甸于列强的利爪之下了。

马应彪针对中国棉纱业及市场的现状，亦四出奔走，游说同仁，当可举实业之大事，成兴国之宏愿。

就在清帝退位之后短短一个月内，他便联络了永安公司的郭乐、真光公司的黄在朝，还有远在江门、香邑、香港、澳门，乃至安南堤岸、广南叹港等处的华侨实业家们，一共66人，发起了倡办广东纺土纱局有限公司的招股。

行文立旨之事，马应彪历来认为不可提刀代笔，事必躬亲，所以，他亦亲自起草了《缘起》与《简章》。

纵然广州先施有限公司很快就要挂牌营业了，他仍挤出时间，彻夜不眠，苦心独运，写下了一篇掷地有声的宣言：

人生之所至重者为衣食，衣食之所从出者曰农桑，然农桑之外，尚有一业可以为农桑之助，且能收衣食之利者，如种棉是已。盖农桑之业非不足以利群生，然考之近日我国人之心理，要皆喜用洋货，大有舍己芸人之势。于是外人遂得乘间以投我国人之所好，而我国利权从此外溢矣。

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马应彪痛心疾首，写到此，眼也发红了，手微微颤抖了起来。抬头，只见窗外，夜色空檬，星光闪烁，夜空下偌大一片国土，乃祖辈生息之地，岂可让外人态意蹂埔掠夺？

他奋笔写了下去：

即以衣服一道而论，布之值恒戏于帛，而人之用布亦多于帛，此布之通用较胜于帛可知。我国地大物博冠于全球，而我广东素称富庶之区，则又甲于他省，夫人皆知之。乃环顾粤人，往往有农民之子、蚕妇之夫，宁舍固有之本业而远涉重洋，甘就外人之势力圈下。吁！此何故我？因我国人不知种植之利，而又无工厂以容其身，使之然耳。

刹那间，姗年的风风雨雨，太平洋上的狂涛险澜，全汇到了自头，辛酸、凄凉、苦楚、竟引起绞心之痛。国人当自强，岂可再沦为他人之奴？

马应彪继续有力地写了下去：

仆等久历商场，静观时局，慨华侨之疾苦，哀民生之多艰，爱拟创建公司，厚集股本，专设纺土纱局，以供各物之制造，一则养游民而营实业，一则兴土货以挽漏后。虽属营业之施为，实具慈善之性质，利国利民，窃以为莫大乎是。帷一人之棉（绵）力有限，大厦非一木能支。伏望热心爱国诸大君子发宏愿，力结大商团，伴早观厥成，共助善举。中国幸甚！ 同胞幸甚！

马应彪一挥而就。

紧接着，他又拟下了招股的简章。

在简章里，他不仅力求详尽、细微地列出如定名、宗旨、地址、股本……等一系列条款，并且还力荐一位纺纱工业方面的工程师，说其“前曾在安南东京纺纱厂当工程师十余年，且遍游上海各纺纱厂，利弊洞悉，今特聘为工程师，可谓得人矣”。这自然是建树信誉，也表现出他求贤若渴的君子风度。

在招股简章后，还专拟了一个《种植棉花及机器纺纱预算表》。

这自然为的是说服国人踊跃人股。

读下来，却不能不为笔者的细致、周到、一片苦心而感动。

说细，细到种植的工序、投人、时令，等等，无微不至。

连机器的开支、产量、成本什么的，也无不周详。

经过一系列清晰、明白的计算，文末归结道：

花纱时价不同。每日计出纱四款，约出得纱五十件左右。调查香港每年所计外国洋纱入于两广内地每年约有廿余万件，但两广一年可销得十余万件。照本公司每年约出纱二万件，则此其入口之数不过十分之一而已，断无有滞销之虑矣。本公司每年可挽回入口花纱银二百余万元。

为国家挽回利权，其一片丹心，光照后人。就这么个文告，便足以体察马应彪的爱国热情。他分明满怀信心地期盼着、憧憬着，在祖国这片广襄富饶的土地上，建立起具有高度现代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的人间乐园，中国不可以再落后挨打了。

从中，我们亦不难看出，他日后在广州办起了10所工厂，是早已未雨绸缪的了。

又一惊世之举——广州先施——十大工厂——身兼二任——商业巨子

广州长堤一带，当年，本是一片河滩地，沙石铺陈，淤泥涂鸦，人迹罕至。然而，就别说广州人了，连先施公司的老股东也，万万没料到，马应彪又一次作惊世之举，竟要花大价钱，买下这片沙滩之地。

这比几年前要买下香港德辅道中的新址，更教人不可思议。

然而，马应彪却慧眼独具。

很快，一条笔直、崭新的马路修了起来，沿着河堤伸展，别有一番风味，颇招揽游客。于是，陆上有车辆之便，水上又有舟揖之利，不远处又是沙面租界，人丁说旺就妊了起来。而今，快一百年过去了，这一带仍是广州最热闹的中枢地带。

凭此，可知马应彪的眼光了。

新建的广州先施有限公司就是同这条马路一道诞生的。

它是先施有限公司在内地的第一个分行，其意义不同一般，又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之际，所以开幕之际，热闹非凡。其时，孙中山先生正在广州，也满怀喜悦地向他的“后勤部长”马应彪这一壮举表示了祝贺。为支持兴办实业，中山先生在道义上总是竭尽全力予以关照的。在先施公司，第一个接受化妆的顾客，则是中山先生的儿媳妇——孙科夫人，以开风气之先。广州建立第一家规模如此巨大的百货公司，正中孙中山实业救国的下怀。

此番，集资本40万元，建筑了五层的洋楼，粤行设立参事若干人，成立参事会，以代表总行监督司理管理业务，其管理机构比总行简化多了。

至于经营，大致与总行相同。尤其是一至四楼，货物与香港先施完全一样地陈设，不同之处在天台。那里被辟作了游乐场、品茗室、酒菜部、影相部、理发部、影画室，以及剧场等等，无所不备。当时广州没几栋这样的高楼，游乐场设在天台，颇有吸引力。加上先施公司又设有“升降机”，当日够新鲜刺激的，很能迎合游客的好奇心理。而且上面的剧场，每晚都有几种剧目演出，粤剧、杂技魔术什么的，被人称之为“三上吊”；此外，还有舞蹈、演唱，节目推陈出新，老少咸宜。营业时间为晚上7时至12时，每当夜幕徐降，华灯初上，游客便络绎不绝，熙熙攘攘，一片兴旺祥和的景象。因在广州天气炎热的日子居多，游乐场濒临江边，乘凉消暑加上观赏娱乐，更成了欣赏羊城八景之一“珠江夜月”的好去处。

上游乐场票价很低廉，一般老百姓都享受得起。

游乐场上，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搜尽天下秘藏，开我国人眼界，亦为苦心独具。

但更重要的是，粤行的设立，带来了货真价实、童史无欺的新商业精神，“真不二价”，从此在广州信誉倍增，业务蒸蒸日上，每天的零售营业额，扶摇直上。它同辛亥革命摧枯拉朽的烈风一般，扫**着封建落后的经营方式，推动着社会的更新。

不到两年时间，赢利倍增，加上长堤已形成闹市区，先施公司不失时机，就近又增设了东亚大酒店。

东亚大酒店，如史志所载：“建设华丽，房宝轩敞，陈列雅洁，并设有升降机代步，附设酒吧，餐厅、桌球，便远近旅客，有宾至如归之感。”由于这超人的生意头脑，公司营业额更是日胜一日。

马应彪仔细地研究过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途径，英美皆称为“以商立国”，众多的大企业，乃至大学，都是由商团兴办的，走商办工业的路，对中国也许是一种借鉴。商人拥有资本，投资实业，不失为强国之路。于是，他下决心，再闯一条新路。

随着广州先施的发展，在公司的名下，又建立了十大工厂，它们是：

制鞋厂、饼干厂、汽水厂、皮革厂、五金厂、机器厂、玻璃厂、木厂、视厂、化妆品厂，等等。

一时，男女工人，数千百人，所产制品，畅销各地，为各界人士所欢迎。

除此以外，还设立了先施人寿保险公司、先施水火保险公司以及先施国民商业储量银行。

过去，船业、保险业（含水、火、人寿等）均为英国殖民者所垄断，正是马应彪首先打破了他们这一垄断，其他的华人工商业家亦跟上来了。

在鼎盛之日，又设了分店于十八甫与惠爱路。

仅仅三年间，获利数倍，一举成为广州乃至华南最大企业之一，名震中外。

自然，这也托庇于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外邦。几千年封建主义的阴影，非一日可以驱散；而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更无一日收敛。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胜利果实却又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军阀混战，更给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的机会。

正是针对列强的经济侵略，以支撑中国的民族资本，马应彪才有兴办十大工厂的壮举，他专为这十大工厂集中称之为“利民兴国工厂”，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所以，如机械厂，出产轮船上的引擎等机器，就是力图在这方面打破列强的垄断。

而皮鞋、汽水、化妆等日用品，更是要与列强争一日之长短。

工商业救国，是他，也是他的挚友与导师孙中山先生一个绵长达半个世纪的梦想。

但四出奔走，呼吁“实业救国”的孙中山先生，却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宋教仁的血，终使他明白过来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这位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又一次不得不亡命流外。

而马应彪在广州兴办的十大“利民兴国工厂”，也相继在列强的经济压迫及国内罢工影响下，先后一一倒闭了。

自己的产品，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竟争不过人家，究竟是为什么？

不久，马应彪又毅然决然地投人了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护法运动”，担任大元帅府总庶务。

惟有革命，才能教他进一步认清富民强国之路。

他不仅一次又一次为革命捐献了巨资，而且亲自投身于革命之中，置生死于度外。

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

没有彻底的民族革命，中国的民族资本一日就得不到发展，只会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压迫、吞噬与瓦解，不可能有抬头之日。

而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华民族亦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强不息、解除人民的痛苦与不幸……

先施公司的命运，正是与这场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工厂的失败，不仅仅是经营方向的问题，还有更多值得思索的。虽然商业运营，在香港等地仍蒸蒸日上、不可阻遏；但是， 目光还需要放得更远一些、更远一些……

马应彪，一个现代的、富于革命思想的实业家的形象，正在风雨如晦，万马齐暗的旧中国里崛起，并高大起来。

别人可以是在商言商，做一个单纯的商人；但马应彪却是身兼二任，革命与实业。历史之光，由此更在他身上增辉。

他仍一如既往，在风雨里行进。

他的选择决不变易。

这里，还应提及他所苦心孤诣的纺纱业。

辛亥革命成功，他立即组织建立广东纺土纱局有限公司，下文如何，不得而知。诚然，这之后几年，的确是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农商部注册的公司于1912年初，发表了《创办广东纺土纱局有限公司缘起及招股简章》，在“缘起”中，可谓慷慨激昂，雄心勃勃：

人生之所至重者为衣食，衣食之所从出者曰农桑，然农桑之外，尚有一业可以为农桑之助、且能收衣食之利者，如种棉是已。盖农桑之业非不足以利群生，然考之近日我国人之心理，要皆喜用洋货，大有舍己芸人之势。于是外人遂得乘间以投我国人之所好，而我国利权乃从此外溢矣。即以衣服一道而论，布之值恒戏于帛，而人之用布亦多于帛，此布之通用较胜于帛可知。我国地大物博冠于全球，而我广东素称富庶之区，则又甲于他省，夫人皆知之。乃环顾粤人，往往有农氏之子、蚕妇之夫，宁舍固有之本业而远涉重洋，甘就外人之势力圈下。吁！此何故哉？因我国人不知种植之利，而又无工厂以容其身，使之然耳。

的确，在欧战期间，在中国发展得最快的是棉纺业，1915年华商的棉纺厂为双家，纱锭为544010枚，布机2254台，到1922年，则发展到了64个厂家，1593034枚纱锭，7817台布机，不过，这已到了顶点，只是昙花一现。当时，华北、华东的发展趋势十分喜人。但是，如以华商的发展速度与日商之比，就瞳乎其后了。1913年，华商日商锭数如均为100的话，到了1925年，华商仅为348.21，日商便已为700.87，是华商发展速度的1倍。由此可见，光日商在华的纺织业，就已对华商构成巨大的障碍了。

如果说，在轻工业领域内华商尚还有立足之地，那么，在重工业，尤其是金融业，可谓连插足之处都没有。而金融上的霸权，更造成了商业贸易上的霸权。 日本银行资本不断投向中国市场，连中国政府、中国工商界，甚至农民也成了日本银行的债务人，负债累累。

中国的工商业，就是这样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夹缝中，步履维艰但仍百折不挠地向前发展着。

往后，还会有七灾八难——比起先施公司初立时遇的台风，更为可怕！

走下去，不回头！

基础既定，哪惧它千钧重压，百年风雨！

就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幻风云中，马应彪在实业兴邦、革命创业中，成长为中国一代商业巨子！

一场商业革命——取信于民——和衷共济——劳资两利一以“信”为纲——新招迭出

创“不二价”，开中国现代新商业之先河，这并不是简单在价码上标记一下便可了事的。前边业已提到了种种阻难以及非议。

为了全面推行“不二价”，本身在经营管理上就得有相应的措施。如果说，“不二价”是取信于顾客的话，那么，相应的措施，也同样为的是取信于整个公司员工、整个社会与时代，所以，这在西方已被称之为“商业零售革命”了，不那么轻巧。凡是变革，没有不历种种曲折与磨难的。

干革命尚不怕丢脑袋，进行商业改革，又岂会怕风险。

早在香港先施公司创立之初，马应彪就敢于创新；所作的重大经营决策，均是其他人未曾作出、亦未敢尝试的。

据老人们回忆，当年，他是第一个在香港举办女模特儿表演为公司广作宣传，一度被人斥之为“伤风败俗”，群起而攻之。不难想像，世纪初，在南中国的封建古董们有多顽固，气焰有多嚣张。

也是他，第一个邀请“蜜丝弗佗”化妆厂派出女化妆师来到先施公司，为顾客们化妆，并蒙孙科夫人当第一名化妆顾客，此亦为惊世骇俗之举。

在香港，为了把生意做好，并扩大先施公司的影响，他还独出心裁，派人专门上天台燎望。

干什么？

原来，当时的香港岛尚未有大轮船泊岸的码头，大船只能到九龙靠岸。也就是说，来往顾客，先在九龙抵埠。先施公司自备小船，只要燎望台上通知，发现有大船进人鲤鱼门，小船便主动地迎了上去，抢做生意。天台之高，也就占了有利位置。

小船靠上大轮船，就借用大船上的缆绳梯，上去三个人。那时，登船只能如此，够玄乎的。三个人中，得有一人兼翻译，应付外国人。立时，裁缝便给顾客度身、看样、选衣料，直至顾客满意。

大轮船停泊，有短有长，起锚前，无论时间多紧，衣服都得做好送去。时间短，就是加班加点，开通宵，也得赶起，从来不曾有误。服装生意做到这一步，不可谓不周到了。

由此，先施公司的信誉，便传扬四海了。外国轮船上的水手，大都知道香港有一间“先施”——诚信。

先施公司也就成了香港登船做旅游生意的开创者了。

也正是凭这一声誉，后来先施公司在全世界，包括欧美、日本、东南亚设立分行，均有很高的信用，事业如虎添翼。

取信于民，先施公司还设立了在当时未曾有过的种种票券。

一种叫通天礼券。何谓“通天”，就是说，持该公司的礼券，无论在香港、澳门，还是广州、上海，只要是先施公司，就可以用此礼券选购任何商品。这礼券，是专门售给顾客以方便的。多少人，想送礼又不知对方接受什么为恰当，索性将礼券给对方，受礼者凭礼券的面额采购自己的需要商品，皆大欢喜。这些礼券的面额有一元、三元、五元、十元不等，不记名，认券不认人，南北可用，海内外亦可用，深受顾客欢迎。所以，年发售量竟可达数万，公司也由此多得数万元的资金周转。

与此同时，公司还在内部给职工发行“粮券”，所谓“粮券”，不是今日指“粮食”的“粮”，而是当日“出粮”——开工资的“粮”。这是一种面值为五元的票券，专供职工在公司内购买商品所用，且可以在公司任何部门兑换现金，所以有很高的信用。凡每期发给职工工资，五元以上的均以此券代替现金，职工也就可以就便购买本公司商品。“粮券”凭此信用长期发下去，收到劳资两利的功效，也发挥了公司的优势，深受欢迎。

公司在货场还专门设立“一元商品”的专柜。专柜陈列的，是各种残次、积压商品，它们互相搭配，打成价值一元的商品包。一元交易，任你选购，方便之至，顾客更乐于购买，公司积压的货物也日见减少，加快了流通与周转。如今，此方法在国外仍比比可见、由于生意好，在一段时期内，先施公司还专门开设了一间“一元商品”的商店，促销此类商品，收效亦可观。

“真不二价”，树立了信誉，又保证了利润，所以，公司有一套严格的价格制度，每种商品都事先核算了成本，据以核定售价，再交售货员执行——用今天话来说，很讲究“透明度”。成本价格，售货员都知道，用“暗码”写在价格表后面，售货员一律通晓。凭此，可在内部设立“优待价”，条件是售货员依据成本，略有微利，经过部长批准，则可优惠售给某些人。享受优惠的是公司股东、本店职工或职工亲属、朋友等。但不可能蚀本出售。残次的商品，经批准，亦可削价卖给内部职工。

为发扬当初服务上船的良好作风，公司还设立了送货部，组织若干人员送货上门——这是专门针对顾客无法随身携带的商品而言，一律不收送货费，并当天送到，让顾客感到更为便利。至于外地来函购买商品，无论来人还是来函，不管批发还是零售，若要装箱运出，公司专有装箱部，实司其责，装箱后，交车船托运，手续完备，让顾客甚觉周到。且专注上中英文，加上图画说明，图文并茂，对中西人士都很便利。

马应彪生平有豪言壮语，谓：

——一元可以创办利民兴国制衣厂，五元便可办华顺金山庄。

这正是他作为大商业家信用超著的明证。所以，他方能集腋成裘，巧妙裁缝，凭高妙之手，组建了这么一个遍布世界、财过千万的大公司，在中国一改“无商不奸”的陋习，奠定了商界的的信誉，建立起了商人的商德新规范，此功，千百年之不可没也。

货不二价，人不二面，诚信取众，事业亦不二而发达矣。

作为股份公司，认股不认人，应该说，这与西方之发达，弃血缘而认契约，密切相关。先施有限公司的确立，马应彪尤为注重任人唯贤，而反对任人唯亲。他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是香港中华基督教圣公会的负责人之一，是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人，并任第二年会长。他持身谨严，生活俭朴，勤劳好学，作为一个大公司的创始人，在初期他没有私人汽车，只用人力车，在先施公司内当部长级以上的人中，属马氏家族的人为数甚少。如后来成立的上海先施公司，经理郑昭斌、总监督欧彬，都不是马氏的人。

先施公司组织机构按章程而设立，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成立董事会。董事会则是平时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个股东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在职员工，工作良好者，年年可连续加薪，并可成为在职股东，享受公司的年终分红，这样，使员工更与公司休戚相关，比高薪更为可靠。一般如筹不足资本成为股东的，公司就给他借款，但股票则由公司代管，且计算借款利息，一旦还清本息借款，这位职工便可以持有自己的股票了。这一来，职工本身也可以富裕起来，且拥有在公司的选举权、发言权，劳资两利。

公司年终有盈利，职工也有花红分配。分花红多少，由总行董事会决定。花红分两种：一种是职工花红，一种是受职股东花红。

所谓受职股东，则是拥有150股以上的职工，经董事会批准，可成为受职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如前所叙，不够数的，可以借贷补足，帮他争取董事会的批准，便够资格了。虽一旦成为受职股东，但在增加工资依例中仍一视同仁，连花红，依例当分得更多。这便加强了公司内部职工的稳定性。

关于先施公司上上下下，以“信”为纲的管理体制，尚有众多方面未曾涉及，但无疑地可以看出，在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制，所以，当日已有不少评述：

在昔中国无道德之商店。每遇生客或童幼，辄特高其价，冀以获厚利而偿其无厌之欲。……今之商人，已变迁其往昔欺骗之态度，为不二价之态度，童史无欺，有此道德，然后方能力行之。

此外，不妨提及几段轶闻佳话。

还在30年代，先施公司进口了一批高档香水，陈列在窗橱。其中有一支高级香水，叫“巴黎之夜”，进货时值30个银元。到1949年初，香水已有所挥发，标价为港币1500元，仍吸引了不少人观看。纷传该香水值两年二人的薪水。后来，先施以80元港币的优惠价售给了在先施天台演出的粤剧名角楚帕云，传为佳话。1954年，南方大厦开幕，有一种捷克水晶刻花花瓶，标价1500元，还是先施公司当年的存货呢。

马应彪还有脍炙人口的一桩壮举，那正是华北、粤北水灾之际，为筹款救灾，除了自己捐出巨款外，他还专门召开了卖物娠灾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义卖。他一度将公司自制的汽水一瓶，供义卖者竞搜抢高至1000元亦由他自标得，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一时，竞搜者踊跃而投，为救灾义捐出一笔巨款。

凡此种种，先施公司无论是经营还是社会福利，都每每拿出巧招，吸引大批顾客，近百年下来，新招仍层出不穷，亦已成为公司的传统。甚至还拿出了飞机散礼券的绝招……

也许，这也是先施百年不衰之奥妙当中一个。

港行扩展——粤行奇迹——沪行盛况空前——中山先生的关怀——向全世界拓展

一部先施公司的创业史与发展史，无不扣动着时代前进的脉搏。马应彪虽说历尽坎坷，受尽磨难，却仍矢志不移，所以才在短短几十年间，开创了中国百货业的崭新局面。所有的困厄，所有的毁谤，都敌不过他创业的雄心。先施无愧为东亚百货业的鼻祖。

1912年，广州分行成立之际，他又已在策划扩大在香港总行的规模了。

1913年，先施公司增加资本至80万元港币，同年于德辅道中173-179号，通连永和道、康乐道购地建六层大厦一座，作为百货总行。又于1916年，再增加资本至200万元港币，到1917年的1月8日，大厦落成并正式开幕，气势恢宏，压倒了其他建筑物。它面山临海，门分三面，升降机直上楼顶，放眼香江，景色宜人，成为香港当时一名胜。

在谋划粤行、扩大港行之际，马应彪也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当时的商业中心、欧美通航的要衡——上海。所以，民国初立，中山先生侍卫便可在上海寻得先施公司筹办管理人以解南人北上大衣之困。几经呼吁，几经勘察，终于在1914年，正式议决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分行。开始招股60万元港币，没料公司信誉卓著，愿人股的远远超过这个数，于是当机立断，把摊子铺得更大，事业推得更旺……

自然，粤行也罢，沪行也罢，都不可能不受当时中国战乱的影响。这里，不妨实录当年有关《志略》，以增加读者的实感，同时，亦可以从简单的字里行间，感受当日的战火硝烟，看到创业之不易；亦能识到那时的血雨腥风，能人志士的爱国之斗志。

粤行志略

本行由前清宣统元年筹办。二年购地建筑。民国元年始告竣工。初仅股本四十万元。然五羊繁丽，恐迁殊有起色。再二年乃增设东亚酒店。三年加筑天台楼上楼，及游戏场，生意日盛，将溢利股息叠起八十余万，三年添招四十万，共合新旧股本为一百二十万。四年以欧战影响，重以**潦为灾，悄路因之略感。然扰能开设二枝店，以示孟晋，溢利固未菲也。五年粤桂事起，悄路因之又减。然扰建筑南向洋楼八间，乃经营铺后工厂，并扩张天台乐园、酒菜部、影相部、理发部、茶室、浴房。六年推广天台博物场，附设影画戏院，改建走马机游戏场。七年生意较前尤胜，乃归并总行，由总行直接管辖及处理。八年因排货风潮，损失较大，事寝后始得复原。九年粤桂两军交绥，烽烟四起， 同人日夕守卫，沐目惊心，乃粤军胜而秋序乃复。十年十八甫某印务局不戒于火，二枝店适与之邻， 同被焚去，所幸已投火险，不至大受损失。十一年， 因政变及海员罢工风潮，销场稍逊前年之旺。十二年时局未靖，酒菜、影相、浴房三部分，无利可图，决议暂行收束。另行拓张天台，山塔亭台，飞潜动植，极幽稚之大观，更有著名女班柔魂影，及白话剧、影画戏、技艺戏等，资人观听，迄今亦同此情形焉。

细数下来，何止一波三折？战乱数度，火灾延祸，还有水患……种种，竟然能支持下来，且有发展，不可不谓创造奇迹了。

也许正因为港行、粤行信誉卓著，沪行设立时，盛况亦谓空前。

由于《沪行志略》篇幅较长，这里只能节选其中若干部分，以飨读者。

上海居南北往来中心，又为欧美通航孔道，商贾辐揍，轮轨交通，乃亚洲有名商埠。独立权旁落，工商事业，悉操自外人，国人不察，习然安之，垂百十年，未闻有起与之争雄者， 虽其中不乏明达之士，然大都趋重近功，不求远利。故每举一事，立一业，终不能脱外人范围。其志若短少者，更假外人力以逐什一之利。彼以吾人为可欺，亦隐以主人翁自命，言之可慨。追共和开国，庶政维新，沪上为南北议和之区，即各省绅商政学各界集中之地，每遇讨论国事，动受外人掣时，有识之士，方之外人以商务谋我，实含有政治作用。相率提倡商战之论，以期唤醒国人。

这段话，写得痛心疾首，力透纸背，爱国济世之心，百代可察，所以——

元、二年间，港行同人以营业日形孟晋。港粤虽先后设立公司，仍不足以尽发展。上海为世界商业重心、欲利用时机，分设公司，以为扩张地步。特两次派人来沪调查情形，日与沪人士相切磋，觉地方之富庶，铺户之稠密，生意之广大，人物之繁华，殊非港粤所可企及。惟环观上海业大洋货公司者，骨为外人。此时风气未开，华人营此业，大都规模狭隘，资本薄弱，视外人所开之惠罗福利泰兴数家，睦乎其后。欲与之竞争、非急设立大公司，殊不足与之争衡。

这便是中国人的志气，这便是先施公司的志气。有这口气，中国定能兴盛，外人染指之日岂能再度继续？

于是创立公司之议始决。初招股本六十万，民国三年，租定公司现有铺址十亩有余，建筑五层大洋楼，屋顶乐园，规划既定，鸿工购材，开始建筑，帷以工程浩大，区区六十万，实不敷用，再增加六十万，乃章程甫定，闻风认股，已超出新增之额，而亲友中来认股者，尚纷至杳来，拒之则负认股者之热心，受之又苦无股以应。再三审度，金以资本愈厚，信用愈足，生意愈大，发展愈易。与其失附股者之热心，无宁扩充股额，遂决议加足二百万。然在上海以二百万经营洋货，闻者叹为创建矣。越三年而始成，崇楼杰阁，气象万千。所搜罗各国货品，亦无美不备，分门别类，陈设井然。开幕日中西士女临场观礼者数愈万人，嘉宾济济，盛极一时，不独华人惊为前此未有之大观，即西人亦叹观止。 当时誉者更称为世界之市场。其内容之完备，货物之齐全，概可想见。

这才是干大事业、成大气候的气魄！

由此，开创了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商埠百货业的新纪元。当日就留下无数佳话，如马应彪为选定铺址，亲自在南京路上计数来往车辆与行人……

由于马应彪的先施公司一马当先，在上海办分行，且日益兴盛，吸引了原来在澳洲一起的华侨同仁。三年后，马应彪的姻亲，亦追随他在香港办永安公司的郭家，也决计向上海发展，步先施之后，筹集250万元，亦在上海创办永安公司，同样租地盖楼。先施公司于南京路上按中国传统已坐北朝南建起了大楼，永安公司则与先施公司正面相对，坐南朝北再造大楼，于1917年正式开张营业。

继永安公司之后，悉尼华侨又再集资300万元，在先施公司隔壁，兴工建筑七层大楼，开新新公司，全部冷气设备，于1926年正式开业。

而后，1931年，仍是香山的澳洲华侨，又组织资本360多万元设立百货商店，在南京路的西藏路口地段购买大块地皮，仿日本大阪大丸百货公司形式，建筑比先施、永安、新新更为新式的10层楼房，且新设一座全国首创的自动扶梯，于1935年正式开业。

一马当先，四马齐驱，先施公司率先在上海为国人树起第一个百货公司，与外商争夺利权，锐志可嘉，更带动同仁们共同开发，当记头功。

后人在《上海风物志》中，亦不惜浓墨重彩，记述当日盛况：

老上海应当还记得，南京路上开始出现宪虹灯广告时，先施楼顶就装上了斗大的“先施”两个字，下面还有个不住眨眼标示电气公司的塔形灯管。每晚霓虹灯闪亮，无疑大大宣传了“先施”的名声。那时候，先施公司的屋顶花园和游艺场早已闻名远近，提起来是无人不晓的。

另亦有文记载：

大楼东南角顶上有一座高耸的空心塔，取名摩星塔，塔中嵌有一座大钟，塔上端装有“先施”两字的巨型霓虹灯。这摩星塔后来就成了先施公司的象征。

在上海，马应彪仍牢牢把住“实业兴国”的宗旨，与在广州一样，在办百货公司之外，更创办制造工厂。1917年，在上海闸北会馆路，便办起了厂，因地面受限制，当时仅木工、铁工及家具、油漆等四个部门，后产品日多，销路又好，则又在1923年，于公共租界华德路购置厂基20余亩， 自建厂房，投资10余万，生产车床、钻床等与外国商人争雄。

这里还应提起一件感人至深的往事。

1920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马应彪常由先施总行所在地香港赴广州去会晤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对马应彪致力于民族工商业很是关心，有一次，马应彪谈到，先施公司已先后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设了分行或分庄，可北方还没有。他叹了口气，说：

——如今，北方还大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去开埠恐怕没什么可能。

没料，中山先生沉吟了一会，眼一亮，竟说：

——别愁，那边我们也是有人的。

马应彪忙问：

——谁？怎样？

——如今黑龙江督军吴禄贞。以前也是革命党人，你可以上他那里开个地盘。

马应彪说：

——可我并不认识他，你也不可能去。

孙先生说：

——不要紧，我可以派个人，他见过吴督军好些次，已很熟了，让他陪你去好了。

——谁？

——你的老拍档，郑卓德。

——可他是你的侍卫。

——就让他陪你上哈尔滨好了。

很快，中山先生便打发郑卓德来找马应彪，两人从香港乘俄国船去了天津，又从天津转乘火车上了黑龙江。

很快，他们在哈尔滨见到了吴督军，也见到了其他革命同志，经过洽商后，先施公司的哈尔滨分庄便成立了，前后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马应彪还乘兴同郑卓德去参观了成吉思汗的陵墓。

如今，我们可以读到《哈尔滨分庄纪略》：

哈尔滨位于吉林省之北，在松花江下游南岸， 自中东路告成，交通便利，为东三省商业之中心点。民国十一年夏，本公司派员前往考察商务，知其年悄化妆品，无虑数十万元，遂于是年冬有分庄之设。经营筹划，粗具规模，发初之初，颇邀彼都人士奖赏。……

仅寥寥几句。

然而，这却体现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殷切关怀。

其间，由于港、穗、沪分行先后成立，虽然名称一样，但在集资时，却相对独立。以港行启动开设分公司于穗、沪，先是由总行拨款占股，作为倡办，且由旧股东占股约八九成，其余则为当地外界认占，所以，有关三方面的事权、财权，未能统一，对于整个公司的统筹计划，势必是成阻碍与梗塞。于是，马应彪征得广州、上海两分行董事同意，于1918年倡导联合一致，并召开了三处的股东大会，以赞同协调步伐。

会上，将三处资本调剂均匀，合订资本额为港币700万元，以香港先施为总行，穗、沪为分行，董事局则设在总行，对于两分行，则设立参事局，兼承董事局之授权，辅助分行执行业务。协调即妥，董事局遂于1919年1月16日正式成立。

这是非常关键、也颇有远见的决策，一经联合，不但可发挥事权统一的效能，且资金更为雄厚，经济上可互相周转，人才上亦可互相调剂，货物还可以联合采办，产品更可合力销流，营业裨益由此日有增进。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内动乱，经过这一统一协调，随机应变，经受了种种考验，并且进一步大力提倡国货，赢得很高的声誉。

先施分行、分庄，就这么遍及国内的重要商埠，甚至扩展到海外，包括英国首都伦敦。

1932年，董事会决议在澳门开设分行，于十月初五街134-138号购铺六间，面积50多亩，建楼八层，为先施澳门新厦。二楼为百货市场，兼营银业信托、人寿保险等事业，三至八楼为东亚酒店，顶楼作酒楼，可俯瞰澳门全景，成为壕江最大的酒店及百货商场。

其时，业已年逾古稀的总监督马应彪主持了开幕式，并由澳门总督美兰德剪彩。

后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香港沦陷，澳门则成了港人疏散回大陆的惟一通道，先施公司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功德齐天。

开幕时为1935年9月7日。

此亦为马应彪在世时先施公司至为鼎盛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