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轮唱诗悼义士——雪中送炭——大元帅府庶务长——怕死就不干革命——功成引退

珠江口，烟波浩森，帆影点点。

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数百年间为中国向外洋开放的惟一口岸，不再有昔日的平静、安宁与祥和了。铁链横江，尚可见斑斑血痕；炮台颓坍，或能识皑皑白骨；隐约间，尚能闻当日的枪炮之声，那凄厉的划破空气的枪炮的呼啸……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在这里揭开的。

开篇，充满了屈辱与血腥……

伫立船台，看波涛中忽隐忽现上横档岛、下横档岛等要塞炮台群。马应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毅然地来到渡轮的乘客当中，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

人们都认识他是香港一位有名的牧师的女婿，纷纷让出位置，好使他走到前边。

——神佑祖国……

他是这么开始了他的宣讲。

小手风琴发出了悦耳的琴声，吸引着渡轮上众多的过客。琴声时而凝重、深沉，伴随他对教义的阐释；间歇，又以明快、爽朗的节奏，压过了机舱的轮机声，排却噪音引起的烦闷与焦躁。

马应彪的声音，更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安抚，大家都人神了……

早在澳洲，马应彪就受到一位牧师周客威的影响，对祖国的命运倍加关注，更受到基督教博爱、平等思想的熏陶，对祖国老百姓身陷水深火热中殊为痛切。

且不说中山先生受过洗礼，当年，洪秀全金田揭竿而起，也是假天父之名义，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得到启迪的。几百年来，传教士东来，相伴的是西方发达的现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西方新文化的载体。近二千年前，正是佛教文化，大大地激活了已处在沉滞中的中国社会，迎来了盛唐文明。史家认为，佛教当时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因素。同样，到了近代，基督教的传人，亦有史家认为，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本身就带有一种宗教精神。此义并非史论，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年在南方奋起革命的志士，大都在西方受过洗礼；为基督精神所影响。孙中山先生并非例外，马应彪也更不例外。

马应彪已矢志于革命，于是，他返回故里，以尽一孝子之心，安顿好家中二老；随即，毅然剪辫易服，不再是清廷的子民打扮，在渡轮上作传教士模样。

因是香港、澳门来的渡轮，清廷不敢明目张胆干预，但仍有不少鹰犬出人，他们甚至派人潜入香港，暗杀革命志士。所以，在船上以传教宜传革命，亦同样须置生死于度外。

马应彪神态肃然地宣讲：

——上帝既是公义的，也要拿苦患来，还报加给你们苦患的人。也必报答你们这受苦患的人……善恶到头终有报——我等今日，乃驱除挞虏，恢复中华之外，亦发扬基督精神，一贯以自由、民主、博爱，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

他巧妙地讲起了中山先生，与柳亚子、蔡子民、邹容等的《驳革命驳议》的内容：

——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博博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宵，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20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惟命，牛马惟命，亦重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

显然，客轮中，大都是来往于海内外四方的华侨们。他们早在海外，深受世界现代潮流的影响，痛感中国之落后，头脑中亦少有国内封建皇权思想的影响，对马应彪的宣讲，十分支持，广为响应。

有时，一有清廷鹰犬来骚扰，他们也主动组成人墙，掩护马应彪。

一时间，来往华侨中，马牧师亦闻名遐迩，为人所感佩。

1901年，香港兴中会的主脑、与马应彪同为香港商界人士、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杨衡云，终被清朝官员派出的特务暗杀了。

噩耗传来，有人问马应彪：

——今天，你还上渡轮去吗？

——今天更要去！

——为什么？

——革命，还怕死人吗？就是让清朝政府看看，革命，是暗杀所吓不退的。

于是，他又昂然地上了渡轮。

——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他早就预言自己三天之后便会复活……若望福音中，耶稣对前来认他又不敢承认的人说，大声说，谁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打发我来者，谁看见我，就是看见打发我来者。我是光，来到世界上，为叫凡是信我的，不在黑暗里站着。谁若听了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来审判世界，乃是为救世界……

说到这，他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人们都知道，他引用这一段福音书，正是为了悼念刚刚被杀害的烈士的。

他以自己更奋勇的战斗来作纪念。

人们跟随着他，唱起了圣诗。

暗杀，吓不退革命。

镇压，更成了革命的催化剂。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如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强调的那样：

——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

同盟会成立后，武装起义的烽火，更是在全中国成燎原之势。

1906年，湘赣的酸（陵）浏（阳）萍（乡）起义， 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并发布了“破除数千年专制政体”的檄文。

起义延绵了两个月，牺牲了上千人。

可它却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

接着，从1907年至1908年，在孙中山先生策动与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先后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举行了六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就是由南洋侨商任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于潮汕发难……

六次，虽然都失败了，却大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

1910年，在广州的同盟会于阴历新年宣布起义，攻打省城，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情况下，悲壮失败。

紧接着，1911年4月27日，有名的黄花岗起义。

起义军攻进了两广总督府。

终因准备不足、配合不及而败绩。

此败乃港府泄密给粤督，黄兴等不愿令孙中山失信于华侨，立绝命书准备以死殉国。

然而，没儿个月，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们一夜之间赢得了起义的胜利，令早已摇摇欲坠的清廷，一朝倾覆：给中国的封建统治，敲响了丧钟。

各地同盟会的起义，也相继获胜。

12月，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众望所归。

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宣布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业已在同盟会成立之际任过军需庶务长的马应彪，在广州的一系列起义中发挥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郑卓德在回忆中，曾这么追记过：

——马先生当年公开的身份是澳洲华侨，在香港设有两间金山庄，经营汇兑业务，香港当时没有私营银行，办理私人汇兑的银号，实际上即等于今日私营银行，由于信誉昭著，有很好的经济基础。

……他绝非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顺民，更非守财奴，否则他老人家不会将他一生的血汗金钱去帮助革命，当一个革命者。……干革命工作，总离不了金钱，组织同志、联络同志，处处需要财、钱！从哪里来？就是靠有钱的革命党员和爱国的华侨捐献，所以，后人称华侨是革命之母，一点都不错，而马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位最得力者了。

郑卓德百岁后仍感叹道：

——马应彪先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特别浓厚，他参加革命团体比一般人所付出的代价更大”。①

凭此，我们可以得知，马应彪当年在香港连办两个金山庄，目的是很清楚的。

不仅仅是为方便澳洲等地的华侨汇款至国内，与家乡的亲人联络；

更重要的是，有了革命者自己汇款的渠道，海外华侨为支持中山先生革命，就可避开清政府的耳目外国银行不稳渠道，捐献出一笔笔资金来。

不难想像，这样的金山庄，在辛亥革命前夕，为支援革命，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又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这是该郑重记下一笔的。

1911年年底至1912年初，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众多广东籍人士，奉命北上。如年已半百的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的丘逢甲，是非常著名的民族英雄，亦当选为广东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参加会议，选举大总统，又当上

①马应彪纪念会印发郑卓德演讲：《一位淡薄名利的革命前辈》。了参议院议员。他多年为国事奔忙，积劳成疾，由广东北上，衣单被薄，正是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又如何受得了？

类似北上的南方人士，有上百人之多，一个个被严寒相逼，有的甚至病倒了。

中山先生想起，马应彪正筹划在上海建立先施公司，先行人马业已抵达上海，建立了货栈与营业点。不妨派人去找找他们，以应燃眉之急。

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侍卫郑卓德，让他带领先期到达的几位广东人士，去找先施公司在上海的筹备机构。

郑卓德来到了上海先施公司筹备机构，让门人引见了管账先生。

管账先生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这不是郑先生吗？在香港时见过，见过，是我们马老板的老朋友了，如今，该是孙大总统的高足了吧？

郑卓德也没锣嗦，说明了情况，而后提出：

——我得选购百十件皮大衣，给临时政府中的广东人穿，先挂赊账，行吗？

——好办，好办。

旋即向行家如数征集。

于是，郑卓德领着大家，一共选购了120多件皮大衣，拿走了。

随后，孙中山先生率临时政府一干人，去晋渴明孝陵时，所有同去的广东人士，都已穿上了厚实、暖和的皮大衣。虽说山头白雪皑皑，山上寒风凛冽，大家都仍意气风发。

丘逢甲先生虽重疾在身，可一身暖融融，竟呵了呵手，即在陵前，挥毫作诗：

郁郁钟山紫气腾，

中华民族此重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

大森鸣茄渴孝陵。

这几乎是丘逢甲先生的遗诗了，一个多月后，他便病逝于广东老家镇平县，即今蕉岭县。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教育家兼诗人、无疑对马应彪有着重大的影响。

南京的临时政府纵然在风雨飘摇中，可孙大总统仍未忘记马应彪在上海的机构“雪中送炭”之情，乃令郑卓德即日携款至沪还清。

谁知，管家却问：

——还需要什么吗？

——不，我是来还赊账的。

——上次给你挂赊账，让马先生知道了，不仅把全部账单报销自付，还数落了我一番，说你们为推翻帝制，身家性命都不顾，我们干嘛为几件皮大衣斤斤计较。末了，说，以后你们再需要什么，只要有，应有尽有，不作保留，也不挂账。

——所以，你以为我今天是来要什么的。

——是呀。

——可这笔款子，是孙大总统要还你们的，说什么也得收下。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收。一收，我的饭碗就得给砸了。马先生要生气的。

郑卓德感动万分，只好回去了。

在回忆中，郑卓德这么说过：

——至于马先生有求必应自愿交给孙中山先生多少钱，我也记不清楚有多少，总之，马先生捐助革命经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马先生自己不说，别人也无从查询，但粗加估计，按今日算，至少是十数千万计，为革命，他是不惜倾家**产的。

此刻，马应彪已在广东出任了省都督府的庶务长、财政厅的总参议。

后来，又任中山模范县训政委员兼财务组主任。

自然，这都是由于他早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而享有的崇高声誉所至。

他宵衣奸食，全心全意投人一个崭新的、没有帝王的民国建设当中。

但是，袁世凯却伸出了贪婪的黑手，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当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准备以十年精力，兴办中国铁路、以实业振兴中国之际，袁世凯却密谋指使人暗杀了年青有为的同盟会员宋教仁，迫使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随即，又野心勃勃地妄图称帝。

孙中山先生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袁欲称帝，孙中山又从日本回国，发表讨袁宣言。袁终在“国人皆曰可杀”声中一命呜呼。

1917年7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领导全国的“护法运动”，维护在袁世凯之后又被北洋军阀加以废弃了的民国约法。部分国会议员亦来到广州，召开了“非常国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孙中山则成了军政府的首脑，称之为大元帅，并通电全国，号召北伐。

北京政府则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形势十分严峻。

也就是这个时候，马应彪毅然决然地出任了大元帅府的庶务长，统管一切钱、粮、军械等军需物资。

由于“非常国会”内部也矛盾重重，亦有人阴谋剥夺孙中山先生大元帅职务，加上北方军阀亦与表面支持南方政府的军阀暗中勾结，准备妥协，所以，军械与钱粮管理的责任，非同小可。

马应彪忠心耿耿，严于职守，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因此，也成了那些阴谋叛乱的家伙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一天，他正守在库房，清点装备时，忽地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他感到有些不对头，赶紧迎了过去。

在库房内，他挡住了几位强行闯人、身着戎装的军人。

说时迟，那时快，为首者迅速抽出了手枪，对准了马应彪。

其他人也一并抽出了五枝驳壳枪、两个手榴弹，包围住了马应彪并挡住了一切出路。

马应彪临危不乱，正色道：

——你们要干什么？

一军人解开胸扣，亮出了缠在腰上的两捆炸药，声称：

——看见了没有，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你同这所库房一同炸上天去！

马应彪厉声道：

——这里的一切，当为革命所用，岂能让你们胡作非为。

为首者穷凶极恶地宣称：

——你们只要交出若干枪械和钱财，就不关你的事了！

一向面善的马应彪，却双眉倒竖，面无惧色，回答道：

——我职责所在，须有大元帅之手令，方能发放物资。

凶徒恼羞成怒，用枪直抵马应彪胸口，咆哮道：

——难道你不怕死么？

马应彪正气凛然，大声作答：

——怕死我就不干革命了！

这洪亮的声音，吓得来者心肝俱裂，不由得倒退了几步。

在库房外值勤的士兵，也听到了这一宏大的声音，感到出了什么事，便赶紧围了过来。

胁迫者一见势不妙，持着枪，向外倒退，落荒而逃——原来，他们才是真正的怕死鬼。

马应彪放声大笑了起来。

但这一事件并非偶然。

不久，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这显然是内外勾结，阴谋捣鬼。

为此，孙中山亦愤然地辞去了大元帅之职，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并发表了辞职通电：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店口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

一年多以后，孙中山又回到广州任非常大总统。

他力挽马应彪仍任大总统府的要职。

但马应彪却主意已定，要去开拓自己的先施公司……

就这样，他功成引退了。

他干革命，并不是想做什么官……而革命的成功，也许更在于扎扎实实的实业的开拓；国计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人去做经济工作。当年，孙中山先生关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设想，更是“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尤其是中山先生在这一段时间内制定的《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中更是强调：

——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这些话，在马应彪心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应当把“发展之权”，“操之在我”！

就这样，一个在推翻帝制的轰轰烈烈革命中的传奇人物，倏地在众所瞩目的大舞台上消失了。而他稳打稳扎的实业，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正欲走向繁荣富强的大国坚实的基础——它也许不显赫一时，也没那般振奋人心，却坚实而又恒久，并牢不可摧。

是耶，非耶？

得耶，失耶？

历史自有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