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初，在重庆市话剧团大院内的排练厅屋顶旁有一块空旷的大坝。一段时间里，大坝被当年的大人、小孩儿们称之为“儿童坝”。至于是谁赋予了大坝如此充满稚气与活力的名称已无从考证，但当年的儿童坝却真真切切地留在了一帮在话剧团大院里长大的小伙伴们的记忆里。

所谓的“大坝”也不过二三百平方米；所谓的“空旷”，是因为这里早先是一排简易办公房，旁边留有一条窄窄的小道通往剧团的大门。后来简易办公房被拆掉，大门改道，亮出的大坝才在一群小伙伴的眼里显得超级的空旷。于是，剧团的小孩儿开始在这里聚集玩耍；于是，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坝。

当年的儿童坝是话剧团的一道靓丽风景。

儿童坝是一群娃娃们的“排练场”。无论春夏秋冬，寒暑假的日子，以及开学后的每天晚上，儿童坝里都会聚集一帮娃娃儿，跟着头儿——抗美的指令或唱或跳。

“儿童坝”里的“角色”随着小孩儿年龄的变化而更替。最早的一拨的“代表作”是《小二黑结婚》，最晚的一拨是的“代表作”是现代京剧《红灯记》。组织他们排练的是谭生贵叔叔的儿子谭进。

回首看看，小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居然也都烙上了历史的痕迹。

我们这一拨的小伙伴里最小的大约五六岁，大的也就是抗美和我哥哥晓军他们几个了。主力队员以抗美和他的三个弟弟为主。在儿童坝里，这帮小伙伴儿将儿童游戏演绎成了稚嫩的艺术创作，大家在这种稚嫩的艺术创作中尽情地放飞心情、表现自我。做的这一切，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更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一切都顺着少年儿童的天性随心而乐。

在儿童坝里排练了多少节目早已记不清，只记得经常在话剧团的排练场、小礼堂里或与大人们一道为重要节庆或什么活动演出；或是单独地演上一场；或是到附近的幼儿园、当年的歌舞剧团、川剧团等其他剧团里去表演一番。

那时候的大人们尽管一年365天天天演出、排戏，但是每当有小娃娃们演出时还都能来充当观众。小孩子的表现欲本来就比较强，加之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们来看自己表演，特别是繁忙的爸爸、妈妈也挤出时间赶来捧场，那真的是一个赛一个地较劲。不仅演出时认真，就是平日里的排练，也会常有小伙伴挨家催场。记得平日里晚饭刚过，我们家的窗玻璃经常就会有个小脑袋贴着玻璃叫：快点，排戏啰。我就会丢下碗筷拉上妹妹朝儿童坝跑去。

我们这一拨的“代表作”应该有《草原英雄小姐妹》《王二小》。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至今也常让我们自己感叹不已，那就是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节目复制到儿童坝。

记得某一天晚上排完节目后，抗美宣布：明天集体到文化宫观看《东方红》，大家记住节目和乐曲，我们也要排《东方红》。大家欢呼雀跃。不是因为要排《东方红》而雀跃，十来岁的小娃娃儿对《东方红》没有什么概念，而是因为集体去看电影，去文化宫玩。

那一天，我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文化宫电影院的第一排，昂着头，扭着脖子观摩了《东方红》。没过多久，我们竟然开排《东方红》里的节目——《飞夺泸定桥》《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过雪山草地》等等。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排第一幕合唱《东方红》的伴舞《葵花舞》时，其中一个高难度动作是，十几朵小葵花围着一朵大葵花旋转，第一排的女生需双腿跪地身体向后贴在地上，真正的高难度啊！

除了唱歌、跳舞，我们这一拨人还有一作品——根据冰心老人的《小橘灯》中的描述，我们做成了造型各异、色彩纷呈的元宵小灯笼。扎灯笼的原材料就是竹篾条、铁丝、各色的纸、绘图笔、橘皮、蜡烛等。将几样物件组合起来的过程也就是各显身手的快乐时刻。

那时的我们还有一样绝活，放在今天也许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纸影戏”。现实中只见过“皮影戏”“木偶戏”，但话剧团的小孩儿，包括大人们确实还见过“纸影戏”——一种将“皮影”和“木偶”结合而成的自创作品。除了做皮影的兽皮用纸替代外，其他材料还都很像那么回事呢！小人儿、小动物的小胳膊、小腿、小脑袋都可以自由转动。每逢演出，大人、小孩就会自带小凳子早早地赶来，一起陶醉在故事之中和故事之外的游戏之中。

那个年代的话剧团还真给成长中的小孩子们营造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那时，话剧团的演出剧场就在紧邻剧团的抗建堂。每到剧团里一出新戏彩排时，总有一场是给家属们观摩的。如果某个剧目需要小演员，某些娃娃就会幸运地登上舞台，记忆中我哥哥晓军就在《红岩》中扮演过“小萝卜头”。此外，学校放假时，话剧团还会派职工负责组织小孩儿游泳、郊游。

台上的戏剧人生，台下父辈们对艺术执着而严谨的追求，对后代的宽容、关爱，给予这帮娃娃儿们以启迪。这种启迪于课本之外、生活之中，这是父辈们馈赠给后代享用终身的珍贵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