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村记忆(1 / 1)

故城时光 罗小卫 主编 1237 字 1个月前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往鹅岭方向,长江路犹如一条巨蟒,靠长江沿山势蜿蜒而来。在第四人民医院(市急救中心)处,右边分岔出来一条路,叫健康路。两条路呈Y型,从山腰将鹅岭“山脉”围成一个舌状半岛。从半岛的“舌尖”,第四人民医院往鹅岭方向走不多远,山顶有一片居民区,叫“国际村”。别看现在这里棚户林立,破烂不堪,但从国际村这个“高大上”的名字,可以想见曾经的辉煌。上世纪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中期,抗战烽火中,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批友好国家驻华机构随之迁来,盟军远东战区军事顾问团即设于此处,“国际村”因此得名。

1966年8月,我9岁,我家搬到父亲单位——三十中学校在“国际村”的教师宿舍。

我的新家,正是当年盟军顾问团的驻地。毗邻五六栋西式建筑,有三层小洋楼,也有方方正正的大洋房。外观倒很漂亮,但用的建筑材料却相当低劣。估计当时建筑物资缺乏,工期也匆忙,而盟军顾问们又没打算在这儿长住。我家搬进去那栋叫作“国际村39号”,当时建筑已相当破旧,原本宽大的房间都被分割成了许多小间,杂乱住着十来家教职工。我家分到的这间房大约十五六个平方米,墙体的骨架是竹条编夹而成,墙面外敷“三合土”,石灰浆粉刷。墙已经有些歪斜,钉子钉进去,往往钉着里面的竹条,颤颤悠悠地弹出来。学校派工人用厚纸板把房间隔成了两间,外间稍大有八九平方米,一张大床,一张圆桌,一张书桌,一个书柜,算是起居室,我和我哥哥住这屋,做饭吃饭也在这屋;里间稍小,摆一张书桌和一张小床,我爸住。

那时“国际村”已经被好几个单位瓜分。“国际村”山顶,俯视两路口、长江路、健康路,远眺长江及对岸铜元局那个山尖儿位置,有一个最能体现此地曾经作为“盟军顾问团”驻地历史的遗留物,一个钢筋水泥整体浇筑而成的地堡。这个地堡占地大约30平方米,空高大约2米,大半掩在地面以下,冒出地面约有半米,顶上堆满泥土,杂草丛生,侧面各个方向均有内小外大的长方形射击孔,有暗道通往地面。

一家不属于“公家单位”的张姓人家住在这地堡里面。从这家人的生活状况和口音判断,应该是四川某县人,不知何时何故流落到此,住进了地堡这个“无主建筑”。张姓户主是个40来岁的瘦小男人,在鹅岭“遗爱祠”附近一家木器合作社当木匠。张木匠平时无声无息,极偶尔听见他吼两声娃儿;他女人姓文,名天玉,30来岁,高大健壮,手大脚大,面如锅底,在我儿时印象中,“张飞”“李逵”也不过如此。文天玉没有单位,靠给邻居们做些挑煤球之类重体力活儿换几个散碎钱为生。她精神方面似乎有些问题,据说受到噪声刺激就会发作,发作时就站到地堡外空地上狂躁骂人,声如洪钟。有一次,她甚至在地堡周边挖了一尺多深的堑壕,在壕沟里灌满屎尿,以此阻止国际村的崽儿们在地堡附近玩“滑轮车”(那玩意儿确实噪音很大)。我们私底下都叫她“文疯子”。她在这一带的名气远远盖过了焉笃笃的张木匠,是这户人家的实际当家人。这两口子收入不高,女主人又有些疯扯扯,却生养了三男一女,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在地堡里窜进窜出。最大的那个男孩十三四岁,已经跟着他爹上班学木匠,跟他爹一样沉默寡言,从不和我们交往,我甚至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排行第二的男孩小名“光头”,他弟弟就叫“小光头”——重庆人叫“光头”是带儿化音的,“光头儿”,但文天玉喊娃儿时却在“头”字后戛然而止,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彰显出她的个性。

“国际村”扼守长江路、健康路两条陆上干道和长江、嘉陵江两条重要水道,是沙坪坝、杨家坪“进城”的战略制高点,地势险要。1967年夏天,“武斗”开始后,两派多次在此展开拉锯战。每当枪炮激烈时,附近几栋房子的居民就往文家地堡钻。此时就成了文天玉的得意一刻,她会根据邻人们平日与她关系密切程度,也就是叫她干活给钱多少的程度排序,安排各家各户在地堡里占据不同的避难席位,不另收取避难费。关系特别好的,有时还免费提供老荫茶。进了地堡的人们,就在黑咕隆咚中密密匝匝坐着,在枪炮声中悄声议论着形势。而那些对文天玉“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就只能在地堡门外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了。

地堡从“屋顶”到“墙壁”都是钢筋水泥,屋顶上堆积着一米多厚的泥土,从射击孔的进深看,壁厚有大约半米,又大半掩埋在地下,自然是冬暖夏凉。所以除了“躲武斗”,地堡的又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夏天乘凉。

那时别说空调,就是电风扇,普通人家也是没有的。偏偏重庆的夏天跟火炉一样,山顶上又开辟成了狭长的平坝,无处蔽日遮阴,“夹壁墙”房屋,给火辣辣的太阳晒上一整天,墙壁烫得可以烙饼,活人在室内哪里待得住。

这样连晴高温几天后,大家又往地堡里跑,文天玉又开始排座次。

三十中宿舍这十来户人家,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牛鬼蛇神”也就比较多,那个时候都比较垂头丧气。虽然平时也请文天玉做点下力活儿,付款也不是特别小气,但毕竟少于交往,并不受她待见。于是我们三十中的大人娃儿们只好自力更生解决乘凉事宜。

晚饭后,各家各户端起搪瓷脸盆在屋前坝子泼水降温,这叫“退凉”。待太阳落坡天擦黑,大人娃儿倾巢而出,搬出长凳,铺上凉板,用凉水打湿帕子反复抹,使其变凉。但凉板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搬来搬去也比较麻烦,于是又出现了凉棍。凉棍这玩意儿用二三十根指头粗细的竹棍捆扎而成,平时可以沿竹棍长度卷起,用时铺展开来,可算是“收卷式简易凉板”。缺点是竹棍长了就软,人躺下去,体重会压得竹棍中间塌陷,两头翘起,翻身时如不小心,周边的竹棍还可能反卷过来,夹着肉生疼。

夜深,娃儿们玩累了,都缩回自家凉板凉棍上,开始还争吵着,嚷嚷着,一眨眼就睡得像小猪崽儿一样。这时妈妈们会披了外套出来,坐在旁边,用蒲扇轻轻地给孩子们打扇,爸爸们的议论声也轻柔起来。到凌晨三四点钟,有些起露水的意思了,各家大人回家抹了床,出来轻轻唤醒娃儿们,娃儿们就揉着眼睛,懵里懵懂地跟着大人收拾卧具,回家躺倒**,继续做梦去了。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离开“国际村”,去了我妈那边的茶场。此后回去过几次,但见“国际村”日渐衰败,不复当日了。